安徽
1963年國慶，毛主席見到一名少尉排長，當場詢問：“你是不是那個‘口出狂言’的人？”
1959年初冬，青藏高原的風像刀子，五十五師運輸連在海拔四千余米的石棉礦口忙著鑿巖裝車，年輕戰士龐國興掄起十磅大錘，一天干足十二小時，連夜里呼出的白氣都混著石粉。
高原訓練與生產結合是那幾年邊防部隊的常態。缺氧、寒冷、工期緊，哪個環節慢半拍，后方工廠就要停工。能在這種環境里沖在最前面的，往往也能在戰斗中頂得住。龐國興很快被推舉為“勞動標兵”，全票通過，連隊指導員暗地里記住了這個來自陜西關中村莊的小伙子。
再往前追溯，龐家在抗日烽火中艱難度日。1940年代，父親被拉去做壯丁，七歲男孩突然成了家里唯一勞動力。隊里要放牛，他領著，地里要鋤草，他掄鋤頭，母親因長年掉淚視力幾近全失。解放軍進入關中平原后，父親得以回鄉，土地改革讓一家人重新分到三畝好地，也讓龐國興第一次有機會摸到課本。
可一到青年年紀，他又把課本交還給學校，“我要去當兵，跟著部隊干個明白”。鄉親們點頭，母親雖看不見人，卻摸到兒子瘦卻有力的肩膀，叮囑一句：“聽部隊話。”這一別，就是漫長的高原駐防。
青海的駐訓節奏與內地大不相同。上午打靶，下午背石塊修工棚，夜里還要在稀薄空氣中負重拉練。起初，一班的成績墊底，常被兄弟班取笑。指導員索性把這位標兵推去當副班長：“想不想讓自個兒的班站起來？”他只回了倆字：“能行。”
辦法不復雜，他把石棉工地的計件法挪進訓練場；槍打不準，加練一發罰跑五百米；被罰的人回來還得給全班講經驗。不到三個月，一班射擊、體能、紀律全線攀升，春季考核里硬是從末位躥到前列。營里開總結會，老連長撫著胸章笑道：“這小子是活生生的高原藥引子。”
正當日常漸趨平穩，1962年秋，南邊傳來緊急電報，中印邊境摩擦驟然升級。西山口方向需一支輕裝小隊前出偵察，九連被點名。一班是連隊尖刀，龐國興帶兩名戰士扛著輕機槍和爆破筒翻山出發。
夜色如墨，雪面反光微弱。敵前沿暗哨探頭搜視，被悄聲解決后，小隊在亂石堆里摸到一條側翼溝壑。拂曉前，他們繞到印軍火炮陣地背后，三人分向，用手雷和步槍打亂對方火力點。短促交火中，對面觀測手驚慌失措，先是誤把己方當目標，炮口亂轉。趁混亂，龐國興搶上前，扯下火炮制退機，接著揮手示意，“跟我走！”
撤退途中，遠處塵土驟起，百余名增援敵兵蜂擁追來。三人繞入亂石溝，以山體作掩護邊打邊退。缺水缺氧的高原上，子彈顯得比空氣還珍貴，每拉一次槍機都得盤算后續。僵持到中午，九連主力追蹤至此，幾輪火力覆蓋后戰斗結束。戰果統計：三門山炮、兩輛軍用卡車、完整彈藥一批外加一處炮陣地。蘭州軍區很快為此役記下集體一等功。
按慣例，參戰骨干要寫戰斗總結。龐國興伏案到深夜，紙上寥寥幾行：“我方不足三人，敵眾我寡，本擬勸降，未料其還敢頑抗，遂當場制服。”這股子直來直去的味道，讓層層批閱的處長們邊看邊搖頭又發笑，批注只寫了四個字——“精神可嘉”。
1963年9月，授獎命令下達，他被評為“戰斗英雄”，軍銜升為少尉排長。隨后，一封紅頭電報把他和其他英模一同點名進京觀禮。第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前是萬頭攢動的紅旗海，身邊是赫赫有名的開國將帥，他卻仍記掛著高原的風。
主席在檢閱完方隊后，轉身與青年軍官交談。輪到龐國興時，老人家看著胸前獎章，笑問一句：“報告里那句‘敵還敢還手’的是你？”龐國興行了個軍禮，回答清晰堅定：“是我。”主席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有志氣。”短短兩句話，旁人聽來輕松，他卻從中感到一種囑托。
國慶儀式結束，兩天后英雄團返程。列車穿過祁連山，車窗外依舊是漫無邊際的戈壁和雪峰。車廂里靜悄悄，只有鋼盔碰撞聲。有人半開玩笑：“排長，下一回敵人要是再不老實，你這句還能用嗎？”他想了想，笑得爽朗：“要是真遇上，還得上去讓他們老實。”
此后幾年，龐國興一直留守高原，先后帶出三個尖刀排。訓練場上，他最常說的一句是：“別指望天上掉饃，先把腿練硬。”戰士們信服，因為這句話是他用石粉、冰渣和硝煙寫出的。邊防線在不斷向前延伸，營房也在一點點拔地而起，那支曾經靠三個人奪炮陣地的連隊，如今已能在零下三十度完成整建制機動。
當年的石棉礦早已封場，通往山口的羊腸小路被柏油取代。有人統計，龐排長穿壞的解放鞋能堆滿一口大木箱；部隊檔案里，他的名字后面只寫著簡單一句——“能挑最重的擔子，也能挑最險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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