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新中國成立時他準備北上任職，途中卻突然想起自己曾是漢奸，最終連夜選擇南逃！
1938年深秋，香港的咖啡館里坐滿失業文人。前方烽火連天，后方報社凋敝，可汪精衛南京政權的招募啟事像磁石一樣，把一撥又一撥筆耕者吸了過去——稿費按銀元結，外加公家洋房。一位剛從柳州監牢里放出的青年也托人遞了名片，他叫胡蘭成，紹興嵊縣人，彼時三十三歲。
胡家世代種桑養蠶，日子薄得像紙。胡蘭成小時候靠族中長輩和“干娘”接濟才讀完杭州之江中學。1925年父逝，他草草成婚后外出闖蕩，先在南京寄居同窗家，后輾轉廣西教書。1936年，他在柳州撰文痛批“軍閥混戰”，結果進了看守所。半年寒窗鐵窗相伴，出獄那天，他拎著一本發黃的舊稿本，信誓旦旦說要“憑文章闖世界”。這種底層士子的豪言，在當年的亂世并不罕見。
抗戰全面爆發，上海失守，文壇零落。大筆廣告、時局社論成了贏利法寶。陳璧君帶著2000大洋找上門時，這位才子住在法租界一間潮濕小閣樓。陳璧君把銀票輕輕放在茶幾上，說：“跟我們走，寫你想寫的，錢不是問題。”胡蘭成抬頭一笑：“錢當然要緊，筆更要緊。”汪精衛在旁只是點頭。月薪轉眼翻了十倍，他當上《中華日報》主編，隨后進入偽政權宣傳部，職銜副部長，出入皆是西裝、日本軍車。不得不說，文字在那個年代的確能換來切實利益。
高位伴隨高危。李士群掌握特務，周佛海把控財政，誰都想拉他入伙。胡蘭成左右逢源，卻在1943年一次茶話會上脫口而出：“日本撐不過兩年。”這句看似清醒的預判如同炸雷，幾小時后他被關進靜安寺路的監牢。三天后，隨軍日方清水董三將他保出，給的解釋是“人才難得”。派系恩怨由此一筆勾銷，表面風平浪靜，暗里殺機已種下。
就在這段風聲鶴唳的日子，法租界一條窄巷里發生了另一場相遇。胡蘭成把一張手寫便條塞進對門信縫：“明日下午兩點，可否移步？”對面的人回了短句：“談文，即可。”翌日午后，張愛玲穿一襲旗袍推門而入。兩人初次交談，她笑問：“你真信‘文字救國’？”他反問：“難道你不信情愛能救人么？”對答間火花四濺。戀情升溫，婚書草草落款。可戰火未熄，胡蘭成身畔卻從不缺新面孔——唐玉鳳、全慧文、應英娣，名字輪番出現，仿佛走馬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偽府瓦解。多數骨干被推上法庭，他卻憑借“張嘉儀”的新身份溜回蘇南，靠三分錢一字的專欄文章度日。那時國民政府因內戰焦頭爛額，邊緣漢奸成了“日后再議”的一欄空格。正是這段縫隙，為他爭得三四年自由。
1949年國旗換色，北平易名北京。大批學者北上參政議政，梁漱溟也遞出邀請，想在清華園內設“文化比較研究所”，副所長人選赫然寫著“張嘉儀”。1950年臘月，胡蘭成拎著半舊皮箱上火車，滿車廂都是準備進京報到的知識分子。夜里風聲透窗，他低聲問鄰座：“聽說北京細查舊賬，可真？”對方抖開報紙：“名單一天比一天長，連車皮都查。”一句話點醒夢中人。天剛蒙蒙亮，他拎包改乘南下列車，先廣州，再轉香港，最后踏上駛向神戶的小船。
在日本，他的光環瞬間歸零。翻譯菜單、校對廣告、給僑報寫專欄，微薄稿費只夠租一間六疊榻榻米。1953年，他與護士佘愛珍成婚，這是第八次走進禮堂。街坊看他常拎著竹籃買折價魚干，回家后對著窗外寫字，偶爾自言自語：“人若無根，筆也會飄。”東京的梅雨季反復無常，他的身體撐不過長期貧病。1981年7月25日清晨，胡蘭成辭世，享年75歲。葬禮簡單，幾名學生、幾支白菊。從鄉村書童到異鄉游魂，幾十年間，他攀過權力的藤蔓，也被自己剪斷的舊根絆倒，再無歸去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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