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江青入獄后始終不服從看守，直言自己沒有遺憾，自認為已完成所有想做的事情！
1964年10月1日，北京上空萬里晴空。天安門城樓上，一位身著深色中山裝、眉眼鋒利的女同志出現在鏡頭里，她就是人們議論已久的江青。此時距她第一次踏入延安已過去整整27年，舞臺上的桂英、銀幕上的藍衣女學生，已搖身變成政治場合的注目焦點。
國慶觀禮結束后，幾位記者小聲交換看法：“她怎么忽然又站到了前排？”同行答：“戲臺子搬到了廟堂，位置自然要換。”簡短一句，把戲劇和政治的微妙關系點得通透。
延安時期的江青并不起眼。1938年初，魯迅藝術學院搭起土臺子排演京劇《打漁殺家》，大雪封山，篝火驅寒，毛澤東也在臺下。扮演桂英的江青卸妝后向臺下的干部介紹身段，康生調侃道：“老毛，你還欠他們一場鼓掌。”一句玩笑，埋下交集的種子，卻沒人想到它會改變后來的權力格局。
延安對文藝工作者有嚴格要求：到窯洞里去，到炕頭上去，學會和戰士同吃同住。江青先是照做，隨后卻發現戲劇能帶來更大的影響面。課堂上，她把臺詞改成陜北方言，引發爭議。有人質疑她不按戲曲程式來，她反問：“觀眾聽不懂，演給誰呢？”那種逼問的鋒利，幾乎和舞臺燈光一樣晃眼。
新中國成立后，文藝陣線轉向“服務工農兵”。1962年，江青抓住“黑線斗爭”風聲，提出“京劇也要革命”的口號。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在北京舉行，幾出尚未定型的樣板戲第一次集中亮相。臺下意見混雜，劉少奇看過后提醒有關部門“多聽聽專業人士的意見”；彭真則表示“不能把藝術變成口號”。江青站起來，聲音并不高，卻逐字清晰：“舞臺是階級斗爭的前沿陣地。”會場一時沉默。
就在那一年秋天，毛澤東在廬山仙人洞散步時即興寫下七律一首，題贈江青。人民日報隨后刊出合影，照片里的她神情自若，仿佛在對世人宣布：文藝這張船票，已經通往更遠的地方。
影響最大的推手出現在1966年。林彪注意到部隊文藝活動的宣傳價值，親自主持座談會。會上，他對江青說：“軍營需要強烈的政治聲音，你的經驗可以借用。”江青立即接招。幾天后，軍委發文，聘她為“全軍文化工作顧問”，行政級別直接升至五級，一躍邁進軍方文化系統。有人私下嘀咕：“顧問二字含糊，實權卻不含糊。”那一年，各大軍區文工團開始按照樣板戲統一排練，江青的名字出現在一次次公報里，和戰斗序列表一起被宣讀。
掌聲最熱烈的那段日子，卻也是跌落前夜。1976年10月6日，針對“四人幫”的特別行動在凌晨展開。消息傳到她住處，守衛朗聲宣布：“奉命帶走江青同志。”她抬頭，語氣平靜：“同志不敢當，稱我江青即可。”隨后被押往看守所。
法庭上，她對“主犯”次序極不滿意，據說當場提出抗議：“我才是第一號，你們把我排在第二，有什么依據？”法官沒有回應，把判決書當場宣讀：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庭審結束時，她回頭看了看旁聽席，眼中并無驚懼。
監室生活單調，飲食亦無講究，她卻執意要吃熱乎包子。看守不允，她便把兩個冷包子塞進棉衣袖口，被發現后淡淡說道：“冷點也擋不住味道。”1984年9月，用一次性筷子削成尖頭，她試圖割腕；1986年5月，又以尼龍襪成繩吊于窗前，均被及時制止。有人勸她珍惜生命，她用極輕的聲音回擊：“有些賬我結清了，還活著干什么？”語氣甚至帶著幾分得意。
1983年，最高法院將她的刑罰改為無期。秦城監獄的鐵門每天準時開啟與關閉，制度化的作息把任何個人意志壓到最低。看守例行詢問身體狀況，她常以一句“沒事”作答，只偶爾在夜深人靜時輕聲哼唱舊戲詞，“大雪飄，塞雁高”幾個字聽來分外凄涼。
1986年失敗的自縊之后，她再未做過激動作。但有一次，看守例行巡查，她忽然抬頭：“我沒什么遺憾，我完成了要做的事。”對方愣住，未接話。
從延安土臺，到首都劇院，再到獄中窄窗，江青始終把舞臺感帶進政治空間。她對文藝的理解與其說是藝術追求，不如說是掌控話語權的捷徑。文藝成為工具，舞臺就是前線。有人說她輸得徹底，可按照她自己的說法——“完成了要做的事”，輸贏或許并非她最在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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