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1929年得知伍若蘭犧牲后當著毛澤東的面痛哭：她因我犧牲，令我終生難忘！

1928年2月16日清晨，耒陽城頭的寒霧還沒散去，工農革命軍的號角已經在耒水河畔炸響。城門外，二十多歲的伍若蘭踩著一雙草鞋跑前跑后，幾句干脆利落的話把剛集結好的農民自衛隊迅速排成了三列，“要想翻身，就跟我來！”幾百號青壯跟著她沖進城里，這座縣城當晚插上了第一面紅旗。不到一天，婦女會就貼出公告，裹腳、祠堂罰跪這一套舊規矩統統作廢。有人私下竊竊：“一個女學生真敢這樣？”話音剛落，伍若蘭已經把寫著“剪辮子、解放腳”八個大字的墻報貼到祠堂門口。

耒陽易幟兩周后，朱德率部趕到整頓防務。兵荒馬亂的院子里，他第一次看見伍若蘭：皮膚黝黑、目光沉穩，正舉著粉筆在墻上畫作戰示意圖。朱德問：“宣傳員也懂軍事？”她抬頭答，“只要能打倒土豪，就都得懂。”這個率性的回答讓朱德記了一晚上。

井岡山會師前夕，部隊缺槍少糧，最緊的是士氣。伍若蘭奉命兼任宣傳部長，把刷標語、打竹板、演短劇統統搬到山坡上。戰士們掄著鋤頭練刺殺時，她在一旁教唱新編的山歌，聽上去土，可順口、管用。毛澤東瞧見，笑著對朱德說：“她這股子鬧勁，咱們隊伍離不開。”朱德點頭，卻沒吭聲。

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主動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穿插。敵軍劉士毅部緊追，2月初在尋烏吉潭鎮形成合圍。軍部需要突圍，伍若蘭自薦留下斷后。夜色漆黑，她帶著三十來名戰士把數百敵軍拖在圳下村外整整四個小時。天亮時腿部中彈，仍抱槍掩護最后一批伙夫撤出，彈匣空了才落入敵手。

被押往贛州途中，軍閥勸降。伍若蘭冷笑一句：“只要贛江水能倒流，才輪得到你們。”刑具一道道上，她硬是一聲不吭。2月12日清晨，年僅26歲的她倒在衛府刑場。短短一個月后，報紙的零碎消息傳到前線。

行軍路上，張貼員把那張被雨水浸皺的報紙遞給朱德，他反復確認日期，臉色鐵青。毛澤東在一旁沒有多言，遞過干糧袋。朱德把報紙折好，藏進懷里，隨后把行軍靴脫下，換上那雙走線粗糙卻干凈的布鞋——那是伍若蘭攻耒陽時親手趕夜做的。山風呼嘯，他的肩膀輕輕抖動，接著握緊拳頭：“她不是白走。”

連續急行軍加劇了缺員，紅四軍需要補充骨干。就在這一年春天，17歲的康克清帶著鄉婦協四名姐妹趕到駐地報名。陳毅笑著問：“能跟得住大部隊嗎？”康克清抬起黝黑的小臂：“干慣了水田活，怕什么路遠？”她們被分進后勤隊，不到三個月，就能背著米袋跟著行軍。戰士們叫她“康大拿”。

康克清與朱德第一次見面，是在小井洞口的伙食點。她遞上一雙自己納的新草鞋，說伙夫熬不住腳，一雙鞋能救半條命。朱德接過鞋，比劃著尺碼，“和她當年做的差不多。”隨行的曾志看出他眼底的黯色，輕聲勸：“老總，人走了，活的還得往前看。”康克清聽見，沒接話，只默默去挑水。

半年后，組織聽取多方意見后，把一枚舊金戒指交給朱德，“生活要有人照料，你也需要個家。”戰火中的婚禮極其簡單：油燈一盞，布帳一角，賀子珍替新娘挽了個髻。有人起哄，康克清紅了臉，低聲對朱德說：“我不圖什么，能守著革命就行。”朱德點點頭，把那雙穿舊的布鞋珍重地收進木箱，蓋上蓋子。

自此以后，拂曉行軍時，康克清負責最后一個查點人數；宿營扎寨，她照看傷病員；轉移途中，她領著戰士換裝偽裝草鞋。朱德曾在作戰會議后悄悄說：“她在，我就放心。”身邊同志笑他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他只擺擺手，“隊伍走得再遠，總得有人系好鞋帶。”

吉安以南的雨季過去，紅四軍依舊在山水間穿梭。伍若蘭留下的那股硬勁兒，與康克清傳染開的實干風一起，在行列中扎根。歸來者講起耒陽攻城的夜晚，總少不了提那聲“要想翻身，就跟我來”；初入伍的年輕兵，則記得后勤營地里“康大拿”舉著大盆給大家分菜的俐落。不同的身影，卻在同一條棧道上延續。一面紅旗，被她們一針一線縫得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