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日本妻子來華相見遭拒，周恩來卻表示歡迎她留下繼續生活，你怎么看？

1949年11月的一個傍晚，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燈光微亮。一位頭發花白的日本婦女牽著五個孩子的手，在翻譯陪同下走進接待室。她微微鞠躬，對面而立的周恩來點頭致意。他客氣地問：“您有什么打算？”她答得很輕，卻鏗鏘——“留下。”　　

這位婦女名叫佐藤富子，此刻用的名字是郭安娜。她的出現，讓在場的工作人員有些意外：原來，她是著名詩人、史學家郭沫若早年的結發妻子。一個曾在東京圣路加醫院做護士的日本姑娘，為何愿意把后半生交給新成立的中國？故事得回溯到三十多年前的岡山。　　

20世紀10年代，大批中國青年漂洋過海求學，日本各地高等學校的課堂里常能聽到帶著川音、吳音或粵音的漢語。1916年夏末，22歲的富子在病房里遇見了隨病友前來探視的郭沫若。其時郭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攻讀醫學，對現代細菌學頗感興趣，卻更沉迷于詩歌與歷史。短短數次交談后，他寫信表白，言辭熱烈。9月下旬，兩封回信迅速往返。年底，富子辭去護士工作，獨自帶著一只藤箱南下岡山，與郭同居，并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安娜”。她的父母震怒，來信斷絕關系，她卻在日記里記下八個字：“此行無悔，愿共存亡。”　　

貧困的日子里，小夫妻把舊木箱當書桌，磚頭權作硯臺。1918年，郭考入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白天聽課，夜里寫詩；安娜則在宿舍樓下支起縫紉機賺取學費。1921年，《女神》問世，新詩蕩起的波瀾令東瀛校園躁動，同行胡適也來信贊賞。安娜在一旁默默抄稿、謄清、寄給上海的《晨報》，五個孩子接連出生，她用鴿子蛋大小的漢字教他們念“白日依山盡”。在那幾年，文學、科學與奶粉帳單同時攀升，家里的日子捉襟見肘，卻也充滿希望。　　

1927年南昌城頭槍聲四起，郭毅然回國投身風雨。國民政府同年12月發出通緝令，他只得再度潛回日本。戰云壓境，1937年5月郁達夫一封急電：“時局危急，速歸抗敵。”7月的一個凌晨，郭背起行囊離開市川市寓所，留下一張潦草字條。日軍很快搜屋，安娜被帶走訊問，幸得她持日本國籍才被釋放。丈夫音訊全無，她帶著孩子靠縫紉、腌漬小菜、替鄰家抄寫賬本維生。有人勸她改嫁，她搖頭：“等”。　　

抗戰結束后，她終于得知郭已在重慶、武漢等地奔走抗戰，且于1939年在延安與于立群舉行婚禮。1948年，她揣著所剩無幾的積蓄抵達香港，希望當面問一句緣由，卻撲了個空。幾經輾轉，她同子女來到北平西長安街。一位工作人員把情況報告給周恩來，總理迅即批示妥善安置。新政權正著手僑務工作，安娜的到來被視作一次民間友好的象征，她與孩子被安頓在大連，隨后入了中國國籍，還將多年省吃儉用存下的500萬日元悉數捐給國家建設。　　

日子漸穩，子女們各尋所長：長子和夫走進中科院實驗室，博投身城市規劃，復生鉆研建筑結構，淑瑀在暗房與相機間捕捉光影，志鴻拿起小提琴進入中央音樂學院。母親的中文家規只有一句：“做人誠實。”他們也照做了。　　

1977年春，病床上的郭沫若迎來了這位舊日伴侶。兩人已逾古稀，再見時聲息微弱。安娜俯身，輕聲喚他名字，郭抬眼，回了一句：“辛苦了。”這一聲并無往日詩意，卻像一枚封印，蓋住半個世紀的波瀾。次年，郭病逝；五年后，安娜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她常在會上提議加強中日民間學術往來。　　

1994年盛夏，九十高齡的安娜在大連病逝，家人遵其遺愿，骨灰撒向黃海。那片海域正是她當年乘船抵華的必經之路。跨越國界、跨越戰火的婚姻早已隨浪花散去，可她與子女留下的工作與文稿，仍在書架、在實驗室、在音樂廳里靜靜訴說著那一段不容易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