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13歲那年被家人賣進妓院,因容貌平平遭老鴇嫌棄要求退貨,家人卻堅決不同意
1918年初春,上海美專的考場貼出成績,一幅題為《花影》的油畫拿了最高分,卻沒進錄取名單。圍觀者不解,有人低聲嘀咕:“考官說她‘出身不清’,不敢收。”落榜的考生沉默轉身,擦掉掌心的粉筆灰——她叫潘玉良,今年二十四歲。
消息傳到法租界臨時的住處,朋友洪野氣得拍桌子,連連說荒唐。可她只是把畫卷好,抱在懷里,第二天又守在校門口。校長劉海粟見狀,問明原委后,只說一句:“技藝好,別的事我不管。”就這樣,補錄成定局。一紙通知書,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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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到今天還盯著她那層“舊賬”,卻少有人回頭看看張玉良這一名字在故鄉揚州的含義。1895年,她生于鹽商破敗的小院;十三歲時舅舅為賭債把她押到蕪湖的煙花碼頭,兩石米便抵掉了一個孩子的命運。她在煙棚里燒水打雜,十五歲差點被推去“開臉”,寧死抵抗,臉頰留下了疤。靠嗓子學曲,她勉強從雜役擠進歌伎的席位。
命運的拐點出現在1912年。蕪湖鹽務督辦潘贊化赴席聽曲,被她嗓中一抹蒼涼打動,詢問身世后,當場付銀贖人。往后,她在潘府學認字、學法文,也學拿畫筆。她改姓“潘”,這既是婚姻,也是身份的重塑。彼時的上海正流行一句話:“進了美專,前程各半看真本事。”潘贊化相信她的本事,賣掉兩處房產,替她籌到赴歐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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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美專的四年,她的勃發讓同窗驚嘆。為了臨摹人體,她站在鏡前照著自己的骨骼和肌理一筆筆捕捉。有人譏笑“放不下面子”,她回以一句:“畫布要誠實。”有意思的是,這幅自畫像后被老師拿去做了展覽范本。
1921年,她與同時代的徐悲鴻、林風眠一樣,踏上馬賽的碼頭。巴黎國立美術學院象征著西方藝術的金頂殿堂,亞洲面孔稀少,女性更是鳳毛麟角。清晨在盧浮宮寫生,夜里在閣樓打著煤油燈刻石膏,生活費常常只夠買一根面包。一次學院競賽,她的油畫《浴后》得到評委會青睞,獎學金足夠支撐學業繼續。有人夸贊她是“東方來的羅丹弟子”,她卻搖頭:“我是中國人,畫里有家鄉的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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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回國,上海灘以海報般的熱鬧歡迎這位“留法女畫家”。劉海粟讓出西畫系主任的位置,南京中央大學也遞來聘書。課堂上,她要求學生先磨基底、再觀石膏,以歐洲式訓練拆解線條體塊。那幾年,她先后五次辦展,義賣所得全部捐給前線。抗戰的炮聲越來越近,校內卻傳出流言:有人把她的舊身份寫成大字報貼在圖畫室門口。面對吵鬧,她甩下粉筆,抬手一揮,教室鴉雀無聲。旁觀者說,那一巴掌響亮得像鐵器落地,也像一個時代的裂縫。
1937年,上海陷落前夕,她登船赴法。此去一別,四十年。戰火之外的巴黎并不全是浪漫,租金與顏料價格一路飆升,她靠接訂單、教孩子畫畫維持創作。1959年,巴黎大學授予她“多爾烈藝術大獎”,評語寫道:“將東方的抒情與西方的形體推向新的高度。”她卻立下三條不變:不改中國籍、不嫁他人、不賣代表作。有人勸她更圓滑些,她笑答:“筆直的線條也能畫出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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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友人帶來電報,告知潘贊化四年前已逝。她取出那只陪伴多年的心形小盒,默默翻看兩人舊照,然后把蓋子扣緊,再未開啟。病危時,她只留下簡單囑托:畫留給故鄉,骨灰隨塞納河。
1977年,巴黎初春未褪寒意,她在租住的閣樓里靜靜離世,終年八十二。八年后,七只木箱跨越重洋抵達安徽,內中兩千余件油畫、水墨、雕塑,逐一陳列于新建的潘玉良紀念館。參觀者行至《浴后》前,常會停步良久:畫面里那位目光坦然的女子,似在提醒觀者——天定的出身、世俗的挑剔,都擋不住一支執拗的畫筆要寫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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