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宋

編輯｜李梓新

盧師傅的車尋著Newton社區梧桐樹最茂密的路徑深處駛去。在這波士頓最古老和昂貴的地段里，這條小路右側，石獅、繡球花和綠植圍成的柵欄后面，是Luke姑姑家。今天是Luke高中10年級入學的日子，公司派我和盧師傅來送他去學校。

正值盛夏，Luke和表弟在前院打著籃球。姑姑一邊呼喚著讓孩子們快去洗把臉，一邊從會客廳徐徐走出。她一襲絲綢白衣，頸上掛著透綠的翡翠圓環，穿著愛馬仕的涼拖鞋。皮質的鞋底在大理石地板上噠噠作響。姑姑微笑著向我道謝，說自己公司事兒太多，實在抽不開身。我陪著笑說，沒關系，這都是做顧問的份內工作。

目光穿透她家南北通透的大落地窗，我看到了后院的假山涼亭。上次在獨院里見到這閑情雅致，還是在七年前。準備去美國讀大學前的某個夜晚，朋友邀請我去家里小坐；她家的后院也有這樣的假山流水；那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別墅長什么樣子。就在我出神之際，Luke已經背著書包跳上了余師傅的保姆車。我見狀，準備跨進門拿他的行李，姑姑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一秒，眼疾手快將行李從玄關處推了出來。

Luke是我入職波士頓某留學中介公司后接到的第一個學生。他來自中國某沿海一線城市，因為中考沒能錄取區重點，準備出國讀高中?；蛘甙凑账依锏恼f法，是Luke媽媽想讓他早點出國，與考試無關。究竟是為了逃避失利的中考，還是追求更開放的教育？誰也說不清，我也不敢問，二者也不矛盾。但是初中畢業出國是比較麻煩的：美國是四年制的高中，剛初三畢業的Luke需要出國讀十年級，這嚴格意義上算是插班生，而且他是在6月申請申請當年9月入學，時間緊迫，插班席位也少。 當然，剛入職的我，并不知道有這么多的講究，只是勤勤懇懇地完成老板布置的任務。

我的頭銜是“獨立教育顧問”，這在美國是個正二八經的職位。許多人是“持證上崗”，并且要向“IECA”––獨立教育顧問聯盟繳費。但在我司，除了老板和經理，其余的我們甚至沒有經過正規地培訓。員工都是剛從精英美國大學畢業的學士或者碩士；有美國高中或者國際學校經歷的被分在了高中申請組，其余在大學組。我在高中組，但我從未經歷過國際學?；蛘呙绹闹袑W教育。

我來自四川南部的一個小城市。十多年前，父母為了讓我接受更好的教育，把我送去了成都某寄宿中學。那時候從三線城市到一線城市讀書，要的不僅是夠硬的成績，還要夠硬的臉皮。進”蜀“趕考時，我和幾個小伙伴顛簸在十來個小時的綠皮火車上，一邊嗦著康師傅紅燒牛肉面，一邊背著古詩詞，幻想能夠到寄宿學校當室友。那樣的幻想熄滅在了我考試時候手心出的汗，消失在了公布成績的那天。我們全落榜了。那晚我在書房里用后腦勺一次次的輕撞被空調吹得冰涼的墻，聽著父親在客廳里一次又一次地撥打同一個”用戶正忙“的號碼，看著母親站在房門口，一只手緊握著拖把、一只手攥著門框。終于，夜深了，電話打通了。父親陪笑著，連連說著“好，誒，好”。

關系通融好了，我有學上了。晚上我躲在被窩里面哭，覺得丟臉，恨自己沒有好好學奧數，恨自己需要父母求來學習的機會，恨自己給家里增添了負擔。高中畢業數年之后我才知曉，那所寄宿中學錄取的一半學生，來自于它的附屬小學；我的很多同學，也是交錢或者找關系進的學校。在父母眼里，他們竭盡全力讓我跟上大城市孩子的起跑線。而對于年幼的我，正因為離起跑線差的遠，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機會，在我這里成了一個恥辱的秘密。

在留學行業，人們不看你從哪兒來。老板告訴我，雖然我沒有美國初高中的背景，也不是來自于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但她欣賞我畢業于美國前十的大學，并且英語幾乎沒有口音。我的老板是第一代移民。在她的眼里、她客戶的眼里，有一張高等學府的畢業證，就等于開了一張能力和可信度的公正書；有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優秀、有文化的象征。而真正有關留學的—教育的意義、人格發展的重要性、個人價值等復雜的問題—只塞在精英主義的鉑金包底。

在第一次和Luke母親開視訊會議的時候，老板介紹我為“芝大的才女、作家”。我只在芝加哥讀了個一年的碩士，多年前中文出版過個小文集；前者不能讓我成為第二個劉亦婷，后者也不能讓我成為第二個蔣方舟。但家長不會深究；知道我是好學校畢業的人就夠了。小孩子們反倒是清醒的。曾有一個學生問我，“如果最終目的地是一個留學中介里狹窄的工作間，那么你讀精英大學的意義是什么？” 我沒有回答她。一方面，無論是人生的意義還是精致的厭世主義，我都希望她能夠自我發覺；另一方面，我或許也沒能搞明白，當初考名校的自己，除了證明我可以，還有什么別的目標。

Luke媽媽并沒有展現出對高校的傾佩，反倒是很滿意我“才女”的身份。因為申請美國的高中需要填寫很多材料—除了語言考試（托福），學生需要寫簡歷、申請文書，家長也需要寫家長文書—這些都需要我的”才華“，把一個平平凡凡的初三小孩，包裝成一個博古通今夢想遠大的年輕人；把一個炒房暴富的家庭，包裝成一個符合西方社會期待的東方精英家族。

開會的時候是美國東部的早晨9點，中國的夜里9點。視頻里，Luke媽媽正坐在家里的陽臺上吹海風，我的老板正在高速路上開著車，我在辦公室里。Luke雖然沒有開攝像頭，但人是在的。他未靜音的話筒里總傳來打打殺殺的音效。老板叮囑我好好做會議筆記，并且分享屏幕，方便所有人看到我們認真工作的態度。

從父母的高中，到資產情況，從學生護照屬地，到初中教導處的聯系電話，老板一邊盤問、Luke媽媽一邊查、我一邊打字做記錄。忽然，老板說：

“你做筆記要詳細一點，” 她指導著，“不要寫‘托福85，無法申請top 50’，要寫‘Luke試過了兩次，但是托福還沒到90分，因此不能申請排名前五十的學校’?！?言下之意，學生自己不爭氣，中介不擔責任。

我微笑著說自己會調整的。

“不，你現在立刻就弄，” 她的聲音尖銳，語速飛快，毫不客氣。

我請客清嗓子，感到后勃頸有些熱，迅速按照老板的規矩重新寫了一遍?？墒呛芸?，我們的會議就偏了題：“字體太小了，調整一下“，”這個地方換行“，”你不要這樣寫，要這樣“。她越說越帶勁，話語就像她駕駛著的那輛紅色寶馬，飛速碾過水坑，當著滿條街的人，濺了我一身。我在視頻一邊漲紅了臉，按照她的要求，占用著客戶的時間，將我寫下的文字調整成了老板想要的樣子。

我還記得老板教做筆記的時候我有多窘迫。像是裝了滿滿一購物車的東西結賬卻發現信用卡都沒了額度?；蛟S是因為初入社會還沒習慣被老板教導，又或許是剛被加冠”才女“就立刻被打臉。但也可能就是一種挫敗感——在所謂精英學府研究文學的自己，卻在中介工作，而且連個筆記都做不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這是從小我父母教給我的?？墒钱斔麄冃列量嗫喟盐宜偷匠啥?，又送到美國之后，對我也就有了不一樣的期待。研究生的最后一個學期，我同時拿到了兩份工作的終輪面試：留學中介公司和紐約客雜志(The New Yorker)。

我與紐約客的三個部門負責人在視訊會議上，從狄金森聊到策蘭，從敘述理論聊到小說為什么需要被核查事實（Fact Check）。談笑風生間，我幾乎已經看到自己每天背著帆布袋，端著冰美式，擠早班地鐵去紐約中城上班的職業女編輯樣子。

“在正式錄用之前，” 主面試官笑著說，“我們希望跟你玩一個冷知識挑戰（Trivia），來看看咱們的氣場是否符合?！?見我神情緊張，其中一個英國口音的女士說到，“別擔心，這不是面試的一部分?！?/p>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國會有多少人。我腦子一片空白，下意識開始在網上搜索。

“請不要場外求助，” 一位穿著針織衫打著領帶的男士嚴肅的說。

“350個”

“錯。“ 他們的笑容逐漸消失。

“選舉人團共有多少票？”

我不敢說話，也不敢看向鏡頭。

“那，美國最高法院有幾個大法官？”

我瞄了一眼屏幕，英國女士面無表情，針織衫男士皺起的眉頭比他卷卷的棕發還要難以熨抻。兩人望向我的眼神，像是一對失望的父母。

“9個！” 我使出全身力氣說到，祈禱這個回答能夠松弛一下我們之間尷尬的氛圍。

“對的?！?他們的欣喜中帶些寬慰?？墒前殡S著一個解脫意味的嘆息，他們和我，都泄了氣。

我不記得他們問了我多少個問題，也不記得我回答了多少，我就記得自己的臉像是發燒了，視線也逐漸模糊。我或許了解文學，卻不了解美國，就像我帶著名校畢業的光環，卻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就像上初中的第一年，英語老師讓我們用英文自我介紹，我用一個假期看美劇惡補來的詞匯想要證明自己，卻遇上了老師和同學疑惑的目光。

小升初的假期，我迷上了迪士尼劇 雙面孟漢娜（Hannah Montana）。這劇講的是一個女孩生活在兩個世界的故事—戴上假發就是流行音樂天后，脫下假發就是普通而稍顯尷尬的中學生。當時我借用的那句臺詞是 “it's not in there; it's out here” 字幕組翻譯的是：活在想象里。我或許曾想告訴別人我是個充滿想象的人—A person full of imagination, an imaginative person，可是念起了自己都聽不懂的臺詞，卻變成了 a delusional personal—充滿妄想的人。和紐約客的終面結束后，我連一封美國特色的禮貌性拒絕也沒有收到。

有什么東西是在小孩子的眼里很丟臉，在大人的眼里很長臉的？關系。有什么事普通家庭做就是吃相不好，而上層階級做就是拓展人脈？托關系，找關系。如果說美國大學是在通過成績和課外活動來篩選社會精英，那么高中就是在多方面考察和篩選精英家庭，或者說，肯花錢的家庭。Luke媽媽的第一階段申請費為十五萬人民幣，而我們總的服務周期不過三個月。沒有門路的花錢是鋪張浪費，有關系、打點對了人，才叫做投資教育。

會議結束后，老板告訴我雖然Luke是個三無學生—無優異成績、無留學基礎、無家庭背景—但每年能拿出至少十萬美金（70w人民幣）的學費和捐款。這樣的家庭好搞定；既沒有高要求，也無法辨好壞，只要我們好好找找招生辦的關系，幾周就能讓這個孩子有學上。我的老板從自己的孩子上初中的時候起，就開始頻繁進出美國私立學校的招生辦。無論是感恩圣誕這樣的洋節，還是新春端午這樣的中國傳統節日，她，就像曾經我的父母，總是給相關的老師送去巧克力、購物卡、祝福賀卡。

自從我父母托了關系把我塞進了那所寄宿中學后，逢年過節，也總是會從老家給我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送東西。幾箱蘋果，幾箱香橙，水果送多了爛在箱子里了，他們就送老家的特色牛肉。我初二的時候數學不好，需要補習。那時候國內的對于課后輔導沒有管控，民辦學校老師的待遇也很差，所以多數任課老師閑暇是會帶班的。打聽了一陣，母親就帶著我，拎著一條中華，周六清晨到數學老師家拜訪，插班開始補課?？上腋改缚嘈慕洜I三年后，我語數外主科里面，就英語最好。雖然這么一看也挺浪費水果的，但他們培養的關系，也幫我爭取到了被老師喜歡的機會。

老板給了我半天的時間跟幾個關系還不錯的招生辦主任打電話，問問有沒有10年級的床位。可那是上班的第一周，我對這個行業一無所知。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問這個問題，而老板也不愿再多說。于是只能我清清喉嚨，帶上美式假笑和上揚的聲調，去描述我想問的東西。讓我感到安心的是，挨著打了一圈電話，大家都聽懂了，也沒人糾正我的表達方式。后來我臨近辭職的時候才明白，學校招生辦心知肚明初級留學顧問有極大的人員流動性，所以工作時候大家總是相互包容。草臺班子，能撐一天是一天。

只是后來我給老板匯報的時候，她反倒擔心了起來。

“你沒有說自己是哪家的留學顧問吧？” 她問我。

我想起來自己確實緊張到忘記了自我介紹。

“那就好。不要說，”她提醒我。

“為什么？”

“萬一人家以為我們要送一個學生過去，最后又沒去，這個關系不好看。”

萬幸的時候，幾所備選當中，只有一所學校有位置。這樣一來，老板不用擔心浪費關系，家長更是因為沒得選，繼而很快做出了選擇。因為著急填補空缺，學校要求我們在兩天之內上交所有的文書申請材料。外教負責學生文書，我負責簡歷和家長文書。考驗我才華的時候終于到了。簡歷上，我將副班長翻譯成 Deputy Class Representative——在美國的語境下，“Class Representative”一般指“年級代表”。但“Class”的確也是班級的意思，所以沒人會指責我們謊報軍情。況且，美國寄宿高中一個年級也就幾十個人，中國多數學校一個班就有幾十個人，都是領導相同的人數，也不必要在頭銜上斤斤計較，而且說不定Luke真的能夠成為未來的年紀代表呢？

Fake it til you make it (假裝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這是我初一英語課學到的印象最深的警句。假裝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直到有那么一天，你能夠真的做到。初三畢業那年，我順利考上了本校的高中。放榜那天父親給我打來電話，語氣激動，也有些揚眉吐氣的調調。第一句話是祝賀我，第二句話是“不用再給你找關系了”。

但因為假裝，人會總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貨，一雙藏在魯布托鞋店里，唯一不是紅底的高跟。第一次讓我感到偽裝被識破的時候，是同隔壁宿舍的女生嘗試交朋友。初一剛開學，我還認不全同學的名字，但唯獨記得那扎著兩小辮兒、長得像少女朵拉的女孩，因為我倆的名字讀音很像，我倆的臉都比較圓。

一次攀談間，她撅著嘴問我，”你家開的是什么車？我家開的是奔馳”?；蛟S她說的是寶馬。我不記得了，因為我沒聽過這些名字。一個人對牛彈奏李斯特，難道牛會有所回應嗎？辮子女孩同宿舍的一高高瘦瘦的女生幫我解了圍。她告訴了我奔馳寶馬是名牌汽車。我那時有些臉紅，不是因為我家沒有名牌汽車，而是尷尬，后怕——對于剛剛進入大城市宿學校的12歲小鎮女孩，我不知道我該知道什么、不該知道什么；我有不敢說的秘密，我也怕不合時宜的好奇心會讓我露了餡兒，讓別人知道我不屬于這里。

高高瘦瘦的女生也給我解釋了小辮子女孩的意圖，告訴了我在寄宿學校里，有些人總喜歡“攀比”和“炫富”。她的善意和耐心也第一次讓我覺得安心——也許即便是冒牌貨，也能擁有被真心對待的機會。幾杯共享珍珠奶茶，幾口深夜泡面之后，我們很快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初一初二的時候，我倆形同買一送一：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瘦一胖，一起從宿舍到食堂，食堂到教室，教室回到宿舍。我們聽的是同一副耳機——鏈接我們的耳機線總在不斷變大的身高差里拉扯。每年學校英語節，我們都會一起參加配音比賽，一起配音雙面孟漢娜。美國、好萊塢、金發碧眼的少男少女，那都是電視劇里的事情，那些我們考試間隙討論的、模仿的東西。直到有一天她抱起了一本紅寶書，開始準備考托福；直到她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低聲說著讓我去美國找她；直到她的座位完全清空，我才知道原來美國不僅僅在電視上，英語不僅僅是個科目；它們是一些人的目的地和未來，是我需要認清的現實、我無法選擇的離別。

Fake it untill you make it to America（假裝成功/假裝不難過/假裝在美國，知道你到達美國）。那時候一邊哭著一邊在批發市場里找孟漢娜同款流蘇靴子的我，一邊說想要去佛羅里達找她卻連護照也沒有的我，或許早已心知肚明了，我的美國夢，本就與美國無關。

Luke媽媽的家長文書里有道問題：為什么想送孩子到美國讀高中？

Luke后來的面試也問了他：為什么想遠渡重洋來美國讀高中？

他們家，就像后來我經手過的三十多個家庭，都是以下的回答——

父母答：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擁有更多的教育機會。

孩子答：追求更自由的教育環境，不再死記硬背。

事實上是，一些家長認為讀美國高中的孩子更容易考上美國的名牌大學，就像當年我的父母費盡心思把我送到大城市的學校，期待未來的保送資格。一些家長希望孩子能夠早些扎根并且最終移民西方，就像當年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夠在成都或者更大的城市發展，不要回到老家。而孩子呢？有學生告訴我他有自己的美國夢，有學生告訴我他想去華爾街，有學生告訴我他想要上哈佛。但多數的學生只會告訴我，因為這是正確的事情、是新鮮的事情，或者 “It's my parents' American Dream.”

初次會議后的幾天，我們成功完成并且提交了所有申請材料。Luke家對于我們的效率和專業度也表達了滿意。在我們的精心勾勒下，Luke成為了一個勤奮、全面、聰明和孝順的孩子；他成績優異，尤其熱愛數學；他擅長籃球、足球等團體運動；他像一個大哥哥，總是照顧別人。他是班級的核心力量，是老師信任的幫手，是一個值得依靠的朋友。然而真實的Luke是什么樣子的？唯一一次在視頻露臉的時候，他穿著白色的背心，有些駝背，戴著黑框眼鏡，眼神盯著鏡頭外的地方，背景是斷斷續續的“double kill”。作為留學顧問，我們的工作并不是去了解和成就一個學生，也不是去批判一個家庭，而是建立起一座空中閣樓，一座能夠挨過臨檢的宏偉卻違章的建筑，讓客戶能夠拿到通關的證書。

兩周后，Luke不出所料地收到了那所波士頓寄宿學校的錄取。意外的是，我也有一瞬間的自豪?；蛟S錄取通知書本身就是個令人興奮的存在，無論是如何拿到的。我的角色也無非是個渡船者。拿錢辦事。至于對岸是荊棘叢生還是鳥語花香，是危樓廢墟還是高樓大廈，從現在開始，不是我、我的老板、Luke留在中國的媽媽，能夠控制得了的事情。

Luke媽媽唯一能做的就是交錢。最后一次視訊會議上，我為Luke媽媽逐字逐句翻譯者學校發來的入學合同：學費明細、健康保險、父母義務、寄宿學校義務等。不過我后來也沒再這么仔細地介紹過了，因為多數的中國家長對待合同就像是我對待蘋果系統升級時候的合約：迅速劃到最底端，然后點擊“接受合約并升級”。沒人愿意讀這么多頁的英文，而就算是不平等合約，我們也沒得選。Luke媽媽也一樣。她坐在沙發上，舉著手機，聽著我事無巨細的翻譯每一條合約內容，昏昏欲睡。

“我們要在這兩天交五千美金的定金，” 我說。五千美金是我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

“那是人民幣多少錢？” Luke媽媽坐直了身體。

“大約三萬五千元。”

“行?！?/p>

“然后因為我們是插班生，學費最好也盡快交?！?/p>

“多少錢？”

“一年七萬八千美金?！?/p>

“那是人民幣多少錢？” Luke媽媽皺起了眉頭。

“大約，五十五萬人民幣。不過，” 我補充道，“交了定金之后，我們應該只用補五十二萬五人民幣?！?當說出“只用”這個詞的時候，我有些驚訝于自己的用詞，畢竟我一年的工資也夠不著這個數字，我也有些慶幸自己不再需要繳納著高昂的費用，但同時，也有些愧疚，因為作為留學過來人，我知道這筆費用只是開始。Luke的高中需要花一百六十五萬人民幣。大學四年全額學費至少也需要接近兩百萬。在教育上的花銷要到多少才算貴？什么樣的教育才能算作珍貴？還是說，昂貴、珍貴與否只是個相對的概念，主觀的概念。

有什么東西是年少時候沒概念，長大了之后只能當概念的？錢。初中好友到美國后的三年，我也告訴父母，我想出國。至于開銷多大，我們是否有能力承擔，我沒想過，也不敢想。或許16歲的我已經不再是12歲時候那個不知何為“奔馳汽車”的小孩，或許近5年的耳濡目染也讓我有些分不清什么事假裝，什么是真實。也或許，在父親說出“終于不用找關系”那句話后，我也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張纏繞著我、壓在我父母頭上、令人難堪的網。

意外的是我父母沒有給我潑冷水。他們從未提過錢的問題，也沒說過讓我感到愧疚的話—諸如”我們砸鍋賣鐵、變賣家當也要供你“—這話曾經直接壓垮了一個同樣有出國愿望的朋友，即便她的家庭并不需要砸鍋賣鐵。大學畢業幾年后我母親無意間提到過當年的心境：他們不敢阻攔我出國，因為他們自己從未踏出過國門，甚至沒上過大學，自認為無法評判出國是好是壞；他們只希望孩子能趁年輕多看看世界，而作為父母，能做的，只有備好學費。

高一的時候我鐵定了心學藝術，甚至數學課上也在畫素描。那會兒我想去紐約市區的時裝設計學院，一眾知名設計師的母校。我自學了縫紉，在批發市場淘布匹，還用我母親的名義開了家“高定”淘寶店；我混跡于各類古著、二手店鋪淘“金”，用時尚雜志的內頁做剪報，追星那時候的時尚達人韓火火。相冊里有一張我和韓火火的合照。他纖瘦，一身黑，時髦清爽的劉海像是在頭頂掛了一把昂貴的磨砂黑廚師刀。我滿臉通紅—為了見到他，我在仲夏的成都狂奔了十分鐘到他離場的后門—我的劉海已經被汗水浸濕了，貼在了腦門兒上。但很快我就明白了，熱情是遠遠不夠的。

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那所時裝設計學院的中國學姐，剛開始聊天，她就問我：

“你知道學時裝設計一年多少錢嗎？”

“沒了解過?！?/p>

“學費，紐約的住宿費，布匹藝術材料費，差不多要十萬美金?！?可能看我有些懵，她補充道，“你做好作品集了嗎？” 我分享了DIY的畫冊。她說我需要找專業的藝術中介，而后無奈的補充道，“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有天賦，是下一個Tom Ford，那也可以試試?！?/p>

兩家藝術中介給我的報價分別是18萬人民幣和25萬人民幣。我不明白為什么自己需要花錢請人幫我畫畫、幫我做我熱愛的事情。但是在聽了一些藝術留學的講座、看了錄取作品之后，我也才醒悟過來，美國留學究竟需要多錢，多少運籌帷幄，而熱情、熱愛，雖然是美國學校最喜歡看到的品質，卻只能作為畫龍點睛。我的教育對我而言太貴了，所以我的選擇，永遠不該、也無法只為自己而做。

當我更改了志愿專業的時候，我父母有些詫異。我說想明白了，大學還是要學理論的、扎實的東西，而不是時裝設計。他們臉上的表情是欣慰的。后來，我把創作的熱情釋放到了寫作里，因為寫作不花錢。在一個小店里，我淘到了一臺老式打字機，每到周末回家，我就會叼著抽不明白的煙，用力地敲打著鍵盤，聽著叮叮當當劈劈啪啪的聲音，就好像我是斯泰因，是波伏娃，是海明威，又好像是在鍛鐵，一邊咬牙切齒的鍛，一邊恨鐵不成鋼?；貞浧饋?，我當時應該轉行演戲。

而這幾年搬家，我翻出了以前的畫稿，也很慶幸自己并沒有追求藝術的道路。夢想是虛幻的、熱情是虛幻的、數字是真實的。高三那年，我奔著獎學金去了一個在紐約郊外的文理學院?？杉幢闳绱?，父母最終還是賣掉了成都唯一的公寓，那間他們曾買來，想幫助我在大城市扎根的房子。

在盧師傅的商務車上，Luke刷著手機，一言不發。我問他開學緊不緊張、興不興奮，他都回答，“還行”。我問他暑期閱讀都讀完了嗎，他說，“沒時間”。因為語言成績較低，Luke需要讀ESL課程，一種專門為母語非英語的學生開設的預備語言課。我提醒他如果覺得ESL課程比較簡單，就申請去普通英語班，這樣對于未來申請大學是有幫助的。他頭也不抬地說，“哦”。

我努力地沒話找話，不是因為害怕沉默，而是想假裝一下，我是個有經驗、有價值的教育顧問。剛工作的我，還是站在Luke家的角度評判著留學中介的作用，心想著如果自己能夠看上去專業一點，會閑的Luke媽媽花掉的十幾萬人民幣，物有所值。只是那會兒我沒有明白的是，Luke媽媽愿意花錢買一個陌生社會的關系，為她和遠在異鄉的孩子買一個心安，而Luke，無論他想沒想明白、愿不愿意、有沒有美國個夢，他都在這里了，他不需要合理化任何事情。

“老師，我有個問題?！?Luke突然抬頭問道。

“你說。” 我有些開心他居然主動搭話了。

“宿舍有網嗎？”

“都有Wi-Fi的?！?/p>

“可以打游戲嗎？”

我愣了一下，笑著說當然可以，但是學業忙起來了的話，還是要好好的安排時間。他沒有回應我，戴上了耳機，又埋頭回到了手游里面。高速路旁茂密的樹林在車窗外涂抹了綠色的影子。我想起自己剛落地紐約國際機場準備開學的那天，拖著兩個巨大的行李箱，打了輛黃色計程車。我們行駛進了那高樓叢林，路過了那所我曾夢想的時裝學院——它的教學樓僅僅是一棟第五大道上的全玻璃建筑，在陽光下反射著金光。計程車穿過了五光十色的時代廣場，沿著東河上了高速，一路向北，直到城市的輪廓消失在一片片綠色的影子后面。那時候的18歲的我，應該想不到23歲的我，會在同樣的炎熱的夏日，送一個15歲孩子去到上學。18歲的我也沒想過美國究竟是個什么地方，更想不到曾經的渴望、機會、幸運和選擇，也是一種桎梏、迷茫、錯位和無法選擇。可是交叉在最好的安排、合適的環境、想要的未來、明碼標價的現實、和能夠做到的現在當中的，多數的我們，無非是沒了根的蒲公英，假裝自己是一只羽毛，送走了向南的雁群，飄落在陌生的枝頭。這個枝頭沒有好與壞，對與錯，只是現在，只有陌生而已。

寫作感言：

感謝三明治的機會與梓新老師的引導，讓我打破瓶頸、重拾中文非虛構創作。用母語剖析自身曾讓我感到太近、近到失焦。但現在我明白，寫故事并非為了說教或交出答案，而是提出更多問題。這些收獲將鼓勵我繼續創作。

編輯導師｜李梓新

三明治創始人，有20年傳媒經驗。2024年以優等學位（Distinction)畢業于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創意非虛構寫作碩士專業（MA Creative Non Fiction)。著有《災難如何報道》《民主是個技術活兒》等書，Newsletter「新寫作Xin Writing」。

評語：

小宋從自己從事的留學教育工作，觀察到用很貴費用讀書的華人孩子，連接上自己從四川到美國的讀書經歷。這個世界有它的邏輯，看上去很對，底層有時只是荒謬。但人們很難去自我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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