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蔣中懿在庭審中

德國華人跨國迷奸案震驚了世人，但凡關注此案的人，首先冒出來的恐怕都是這樣一個疑問：這些嫌犯在現實中都是相當光鮮的精英，為什么會干下這樣令人不齒的勾當？

精英當然未必就道德高尚，相反，有時正因為是精英心態，反倒為這種罪行提供了隱秘的動力。

審理法官指控這四人的行為是蔑視人性和厭女的“怪物般”行為，似乎其行為是變態而難以理解的，但這種蔑視，除了有毒的男性氣概之外，恐怕根源之一也在于那種自認凌駕于他人之上的精英意識。

嫌犯之一的張大鵬，被法庭認定具有自戀人格障礙（NPD），判決書中稱“ 他常常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優越，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這也符合其犯罪行為特質：像這樣的人往往抱有強烈的特權意識，對于傷害他人也毫無悔意，因為他們傲慢地認為其他人都是滿足自身欲望的工具。

從表面上看，這是性犯罪，但正如王爾德所言，“世上的一切都關乎性，唯有性關乎權力”，這些人之所以沉迷于性犯罪，實際上真正尋求的不是性本身，而是完全支配他人的權力欲。簡言之，他們幻想自己是皇帝。

為什么他們偏好下藥迷奸女性？這不僅僅是一種犯罪手法，也是因為這樣可以任意擺布受害者，使之在昏迷中完全無法反抗；而他們，不僅可以予取予求，任意侵犯，而且逍遙法外，逃脫制裁——換言之，他們享受的是“我對你可以隨心所欲，而你拿我毫無辦法”。

如果你真心愛一個人，那你不會這樣想，因為真愛必然會促使你在意對方的感受，你愛的是一個大活人，只有當她/他能在這段關系里自由舒展時，才最美。然而這些人不是，他們眼里的異性只是一具毫無反應的肉體——他們稱之為“死豬”。

端傳媒在報道中已經察覺到這種傾向，并引用了德國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 嗜死傾向”（Necrophilia）：

“嗜死傾向”不只是狹義上對尸體的欲望，而是對“靜止、僵硬、無生命、可控制之物”的迷戀，是一種更廣泛的偏好：對生命、自發性和他者主體性的敵意，對機械、安靜、不會反抗之物的偏愛。 “德國老司機駕校”群組里的男性，他們討論受害的女性什么才算“死豬”的狀態，他們顯然并不滿足于一個清醒的、會說話的、會拒絕的女性，他們要的恰恰是另一種東西：一個失去意識、反應和邊界的人體。[……]他們的性興奮并不主要來自性關系中的平等互動，而是來自對方處于睡眠、昏迷、醉酒、藥物作用或其他無法響應、無法反抗也無法表達同意的狀態。

《深度關系》

武志紅著

九州出版社

2023年10月第一版

武志紅在《深度關系》里指出，這種心態其實就是權力支配欲的產物，當事人“ 希望在關系中自己是絕對的掌控者，對方是絕對的被掌控者，任自己擺布”。

具備這種人格特質的，往往控制欲極強，因為他尋求的是完全由自己說了算，而對方完全沒機會表達自己的意志，他們對健全、獨立的“人”不感興趣，而希望對方言聽計從，不能有任何反抗。

男權文化由于其隱含的權力意志，就滲透著這種意識：

男人做類似選擇時常常使用的語言是：她很單純、很聽話、很乖。如果你是因這樣的心聲而選擇伴侶，那意味著你的安全感很低，你很懼怕失控，所以要找一個像惰性氣體一樣的伴侶。她的不活躍，讓你覺得好控制，給了你一種穩定感。[……]做了這種選擇的人，勢必會傾向于壓制伴侶的自由選擇。伴侶的選擇只要和你想象的不同，你就會不安，甚至因失控而導致出現崩潰感。（《深度關系》，第186頁）

吊詭之處也在這里：他們沉浸在“我就是神”的全能權力幻想中，內心卻是相當脆弱的巨嬰，因為對方稍有自由意志或反抗行為，就能讓他們心神不寧乃至崩潰。為此，他們訴諸最卑劣的手段來讓對方喪失意志和反抗能力。

巨嬰的全能自戀，意味著在他們光鮮的外表之下，心理年齡其實在幼年就已停滯了。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對于理解他人的感受顯得很低能，毫無邊界感，因為嬰兒的全能自戀意識不到母親是另一個獨立的存在。在他們的暴力侵犯中，隱含著一種嬰兒對母親的憤怒與挫敗：你必須完全滿足我。

本案嫌犯之一的周同在庭審中承認，對他來說只有控制，完全意識不到對方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個體：“ 回想起來，我現在意識到，我常常將情感的親近與控制或記錄混淆。我沉迷于數字影像、視頻和幻想中，卻沒有意識到這可能傷害真實的人。”

嫌犯周同在庭審中

他在Telegram上的昵稱是“白天的上帝，夜晚的魔鬼”，不論是神是鬼，都具有凌駕于人的權力，區別只是善惡。他給外人的印象甚至是“熱情友善”的，但更換女友的頻率很高，因為他內心有個填不滿的黑洞，一如他在法庭上所言：

我很早就學會了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須在情感上保護自己。這使我深感壓抑，變得猜疑。我從未真正有過情感寄托對象。我雖然從未捱餓，但從未感受過情感上的溫暖。

這種人必然遭受的終極懲罰也在此：哪怕他們不斷更換女友、尋覓獵物，但在權力支配之下所得到的快感太短暫，他們永遠都無法真正真正的快樂與滿足。

想想看，一個人怎么能通過厭女、仇女的行為，從女性那里得到愛的滋養與回饋？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炫耀暴力侵犯，仿佛是什么“戰績”，但這最終只會帶來對女性更深的蔑視與厭惡，一次次的重復，最終只有厭倦，沒有美好。這是相當可悲的。

因為他們的全能自戀，把他人當作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人，那當然就無法建立深度聯結，而沒有深度關系就沒有美好可言。他們所尋求的完全支配，無疑是把女性物化了，但暴力把他人物化的結果，也必將反過來物化自身：他們已經成了自身欲望的奴隸。

雖然德國那邊的法國謹慎地指出，這樣有毒的男權文化在不同國家都有，但我不能不想到，本案中幾名嫌犯所表露出來的心理病態，難道和我們的社會文化沒有關系？

在那種既寵溺又嚴厲管教的家庭里，最容易出現這樣的人格障礙，而重男輕女的文化對男孩子的教養正是如此。只不過當他們遠離老家那種環境后，終于有機會將一直以來壓抑的欲望付諸實施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果，但病因必定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