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未來總會在某個時刻不再只是敲門，而是直接闖入現實。那個時刻，就是現在。人工智能、數字化轉型，以及經濟和社會模式的重塑，已經不再是停留在想象中的圖景，而是構成了我們當下現實的一部分。因此，問題已不再是要不要創新、如何創新，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治理創新，并且在未來持續具備這種能力。
對歐洲來說，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緊迫。因為風險不僅在于在技術競賽中落后，更在于在結構上依賴那些由別處開發出來的模式、基礎設施和平臺。今天，全球人工智能競爭主要由大型私營主體和高度整合的國家戰略所主導，尤其是在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歐洲則有可能陷入一種居中的位置：在規范層面較為領先，但在產業和技術層面卻相對脆弱。
這是一個脆弱的平衡。正如埃德加·莫蘭所說：“知識是在不確定性的海洋中，穿越確定性群島的航行。”但如果沒有自主生產知識和技術的能力，風險就在于，連我們的“確定性”也將由他人來界定。
意大利猞猁之眼學院重新提出建立一個大型歐洲公共人工智能中心的設想，并以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為參照，這并非偶然。這一選擇的意義遠遠超出科學研究本身。它意味著要投資建設真正屬于歐洲的知識主權，使創新、獨立性與民主責任能夠結合起來。
問題很清楚：創新并不是中性的，它所帶來的后果也并非不可改變。最近的討論同樣說明了這一點。它凸顯出數字革命背后的隱性成本，包括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生成式模型對環境的影響，以及技術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家全球大型運營者手中。
因此，這場挑戰不只是技術性的，更深刻地說，它也是政治性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帶有倫理性質。它關乎我們希望建設怎樣的社會，關乎我們打算保留多大程度的自主性，也關乎歐洲希望在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學的作用至關重要。大學不僅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人才培養場所，也是歐洲民主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作為盧爾姆大學校長，我堅信，今天僅僅培養會使用新技術的專業人才已經不夠，更需要培養能夠理解這些技術所涉及的影響、邊界與責任的公民。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技能，更是保持警覺的公共意識。
這意味著要加強歐洲各大學之間的合作，加大對公共研究的投入，并建設一種生態體系，讓創新、企業與制度機構之間形成有結構性的對話。大學越來越成為決定歐洲能否繼續做參與者而非旁觀者的關鍵場域。
因此，創新并不意味著一味追逐新事物，而是要選擇一個我們愿意稱之為真正進步的方向。但如果沒有責任感和批判性的自主能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今天，對歐洲而言，自主與創新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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