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元明清時期（三）

“湖廣填四川”

與四川社會文化的復興

“湖廣填四川”與移民社會的發展

明末清初，蜀中持續動蕩、“變亂”不居，硝煙四起，血雨腥風，生靈涂炭。

張獻忠（1606—1647）成為義軍首領后初屬王自用部，后自成一軍。1637年，兵分兩路入川，分別攻克龍安（今綿陽市平武縣）、劍閣、綿州（今綿陽市東）、安岳等州縣，包圍成都二十余日。1644年，第五次入川中。6月，攻克重慶。8月，攻克成都。10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自稱“西王”。

在眾多歷史文獻中，有很多關于張獻忠“屠成都”“屠重慶”，以及“坑殺”“草殺”“族滅”四川民眾的記載，常采取“一家有事，連坐九家”的嚴苛之法治蜀；另外，張獻忠對于知識分子也心存戒備，防范甚嚴，甚或實行株連，激起了蜀中士民的強烈不滿與憤怒。

1646年7月，張獻忠率部與明將楊展部在彭山江口激戰，遭遇大敗，潰不成軍。張獻忠率領部分官兵逃回成都，而滿載金銀珠寶的船只則多數沉入了江中。1647年1月，張獻忠在四川西充鳳凰山遭入川清軍伏擊，中箭身亡。余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等率領，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地繼續堅持抗清斗爭。

明末清初蜀中的動蕩與“變亂”，除張獻忠的長期踞蜀外，還有李自成短暫入川及川楚間夔東十三家的武裝抗清斗爭,以及其后以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為首的三藩之亂。三藩之亂時，清王朝和吳三桂都在四川調動兵馬，催運糧草。吳三桂還推行“樂輸”“義助”“預征”諸法，以補充軍餉。其手下士卒，在四川肆意搶掠、燒殺、奸淫，生靈涂炭，雞犬不寧。

研究者指出，“明末清初，四川社會秩序動蕩不安，其時間之長，實為全國所僅有”。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息后，四川的社會政局才開始進入持續穩定的階段。

四川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省份，許多城市都有不少移民。據清末成書的《成都通覽》記載，“現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其比例如下：湖廣籍占25%，陜西籍占10%，云貴籍占15%，江西籍占15%，河南、山東籍占5%，廣東、廣西籍占10%，安徽籍占5%，江浙籍占10%，福建、山西、甘肅籍占5%。

四川歷史上的大移民，前后共計有六次。第一次大移民，發生在秦滅巴蜀之后到秦滅六國之后。第二次大移民，分別發生在東漢末年和東晉時期。第三次大移民，開始于北宋末金兵大舉南下、攻破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戰亂延續到南宋建炎年間，北方居民不斷舉家南逃，陜、豫、甘等地區難民紛紛遷入四川避難。第四次大移民，發生在元末明初。這是第一次“湖廣填四川”。第五次大移民，發生在清初。這是第二次“湖廣填四川”。第六次大移民，發生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東部人口大舉內遷。

四川歷史上的“湖廣填四川”，主要指第四次大移民和第五次大移民。這兩次大移民的發生，都與戰亂有關，即四川境內的長期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需要由外省向四川大量填補人口。就規模與效果而言，又以第五次移民的規模最大、效果最巨——不但人口大幅增長，而且經濟得以復興。

清前期的移民路線（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地理》2007年2月）

南宋后期，四川是宋元戰爭的主戰場。經過長達50年的宋元戰爭，70%-80%的四川土著死于戰亂，四川境內遭到空前破壞。長期的戰爭與無情的戰火導致四川地區人口銳減、經濟凋敝，虞集在《史氏程夫人墓志銘》中記載，“（蜀人）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吳昌裔在《論救蜀四事疏》中亦說，“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辟，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據《元史·世祖紀》記載，“四川民僅十二萬戶”。按一戶五丁計，四川全省在籍人口僅有60萬人。若與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川峽四路的259萬戶相比，尚不及5%，若與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的1153.1萬人口相比，尚不及6%。經此劫難，四川地區的生機已蕩然無存。在元代，四川的經濟依然低迷不振。元末明初時期，開始出現大規模移民四川的浪潮。

明末，四川地區又遭遇人口滅絕的慘劇。張獻忠數次入川殺戮，吳三桂滇軍先后血洗四川，四川土著再次遭遇十存二三的奇禍。天災人禍，戰火瘟疫，接二連三，以致“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據《蜀破鏡》卷五記載，“成都所屬州縣，人煙斷絕千里”。《清史稿·食貨志二》亦記載，“川省自經明季兵燹，地廣人稀”。據《清通考》卷十九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全省的在籍人口僅存16096戶。按一戶五丁計，計8萬多人，居全國倒數第3位。

為恢復四川經濟，以便征收賦稅，自順治十年（1653年）起，清政府開始推行獎勵移民、鼓勵生產的諸多措施。順治十三年（1656年），正式提出“招流墾荒”——通過行政和財政等手段，動員和組織流民回原籍開墾復業，“以川民而實川戶”。康熙七年（1668年），又鼓勵外省客籍“無業游民”入川，開墾立戶。為此，清政府頒布了《招墾條例》，采取一系列優惠措施，吸引外省人士入川“插業”或“占墾”，從而掀起了客籍入川落戶的高潮。雍正六年（1728年）后，雖然清初的這次大移民，一直延續到乾隆中葉，前后長達百年，但官府對入川移民逐步限制、阻止，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基本結束。

這次大移民，雖然也被史家歸入“湖廣填四川”范疇，但移民的來源地實際上遠遠不只湖南、湖北兩省，還包括陜西、江西、廣東、福建、廣西等省區。但因移民以湖南、湖北兩地民眾多，故亦稱“湖廣填四川”。據乾隆《巴縣志》卷十記載，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自晚明獻亂，而土著為之一空。外來者，十九皆湖廣人”。所謂“湖廣人”，其中又以經湖北麻城與孝感入川的移民最著名。

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川人口已達700多萬人。至嘉慶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高達120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93%。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川人口增長至3833.8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30%，躍居全國第2位。至咸豐元年（1851年），四川人口增長至440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36%，躍居全國第1位。

清初的移民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全國性耕地不足的矛盾。史書記載，各省貧民“一至蜀土，無產而有產”。同時，又使人口缺乏、田地荒蕪的四川獲得了大批勞動力，社會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結果，四川“漸填實而增賦”，可謂“一舉兩得”。

第二次湖廣填四川移民主要線路（圖片來源：重慶市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2017年5月5日攝）

康熙中葉以后，隨著四川人口的不斷增加，四川的經濟狀況逐步好轉，有的地區甚至發展較快。“從大體上估計，早則康熙末，遲則乾隆初，四川各地都陸續結束了經濟的恢復階段，進入了重新發展的時期。”不僅經濟作物的種類增多，而且產地日廣，農村的經營面貌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農村種植和經營的作物與產業，有蠶絲、棉花、苧麻、煙草、茶葉、甘蔗、桐油、藥材、水果、花卉等，“清代四川的商品性農業已經成為農村商品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四川的手工業，按其分工程度、經營形式和生產規模，分為家庭手工業、作坊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三種類型，有紡織業、麻織業、棉織業、制煙業、造紙業、制糖業、陶瓷業、礦冶業、井鹽業等，而且“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井鹽手工工場中已經開始出現了”。隨著商業的繁榮，四川形成了區域性的市場，農村自然經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

“湖廣填四川”不但促進了四川人口的增長、經濟的復興，而且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繁榮。大量移民入川，帶來了多姿多彩的外來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互相交融，既促成了新文化的產生，也促成了新巴蜀文化的繁榮。四川人的包容性格與四川文化的開放意識，都與“湖廣填四川”有關。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