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反對者也承認他克制、嚴謹。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說服中間派、溫和派以及工商界：他代表的是穩定，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報復。

在哥倫比亞，政治人物往往出自選舉機構、商界、傳統政黨，只有極少數人誕生于歷史悲劇。伊萬·塞佩達·卡斯特羅屬于最后這一類。

他很年輕時就是學生領袖，還擔任波哥大肯尼迪城區學校協調委員會主席。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一群從童年邁向早熟青春期的年輕領袖。他們懷著強烈的行動熱情，敢于挑戰胡利奧·塞薩爾·圖爾瓦伊政府在所謂“安全法令”下采取的強硬措施。

那套政策將社會抗議定為犯罪，也留下了失蹤與酷刑的黑暗記錄。1978年，在持續的迫害中，伊萬、他的妹妹瑪麗亞以及青年團的同伴，已經無法像從前那樣在位于波哥大西南部班德拉斯地區的家中公寓正常聚會。夜里外出在墻上噴涂政治標語，幾乎等同于自殺。

那需要一整套秘密行動：十幾名放哨者負責警戒，兩名年輕人負責寫下口號。有一天凌晨，這次行動失手了，幾名學生被警方帶走。伊萬成功逃脫，但發現同伴被捕后，他決定折返，要求警方放人。結果并不意外：他自己也被逮捕了。

按照慣例，每次上街游行前，伊萬都要第一個在伊內姆學校向學生發表動員講話。在一次這樣的抗議中，他遭到毆打并被拘留。走出警察局時，同學們為他鼓掌，還臨時排出一條“榮譽通道”迎接他。

那時他手臂骨折，吊著繃帶，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該為重獲自由而高興，還是該為疼痛落淚。他曾就讀于波利特克學校，這所學校隸屬于印卡大學，在當時屬于立場相當進步的教育機構。和許多朋友不同，他對聚會、飲酒和跳舞都沒有興趣。他真正投入的是書本，是在家中閱讀，延續父母的生活方式。

在那個家庭氛圍里，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到列寧的《怎么辦？》都是日常空氣的一部分。圖書館、烏托邦和革命，構成了這個家庭生活的基本節奏。

他的母親伊拉·卡斯特羅英年早逝。父親曼努埃爾·塞佩達·巴爾加斯是參議員，也是哥倫比亞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后來在針對愛國聯盟的滅絕戰爭中遇刺身亡。伊萬·塞佩達曾在保加利亞索非亞的圣克萊門特·奧赫里德大學學習哲學，后來又在法國里昂攻讀國際人道法碩士，并擔任宗座哈維里亞納大學哲學教師。

在東歐親身接觸蘇聯模式的現實后，他受到歐洲新思潮的影響。這一思潮試圖適應西方民主制度。那些觀念與他父親較為僵硬的意識形態立場部分相沖突，但也與當時貝爾納多·哈拉米略·奧薩、何塞·安特克拉等年輕領導人推動的政治更新形成呼應。

那一代人開始質疑武裝道路，轉而相信選票、自由民主和政治開放的力量。貝爾納多·哈拉米略遇刺前幾周，剛結束歐洲訪問回國時，曾興奮地對我說，伊萬·塞佩達——“黨內那位強硬人物的兒子”——正在加入我們這股更新派潮流。

在當時哥倫比亞左翼內部緊張關系之中，這件事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后來，這一代領導人大多遭到殺害，幸存下來的人寥寥無幾。

1990年3月，在貝爾納多·哈拉米略的葬禮上，伊萬·塞佩達宣布加入“貝爾納多·哈拉米略圈子”。這是一個民主左翼運動，反對武裝斗爭，主張和平與民主開放。1991年制憲國民大會期間，我們這些曾活躍于這些政治思潮中的許多人再次相遇。那時，“哈拉米略圈子”已經并入民主聯盟十九四月運動的聯盟之中。

1994年8月，伊萬·塞佩達與妹妹瑪麗亞、朋友佩德羅·皮內達共同創立曼努埃爾·塞佩達·巴爾加斯基金會。該基金會致力于歷史記憶和人權維護。

基金會在國內和國際訴訟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美洲人權法院作出的一項判決。該判決認定，哥倫比亞國家應對其父親遇刺一案負責。

2004年，他加入民主極點黨。這個政黨明確反對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和民族解放軍的武裝斗爭作為改造國家的道路。2010年，他當選國會議員，隨后加入歷史公約。

如今，他是“生命聯盟”和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的總統候選人。伊萬·塞佩達屬于這樣一代人：他們試圖用民主合法性取代槍炮的英雄敘事。他的名字會激起熱情，也會引發抗拒。對一些人來說，他代表著對受害者和人權的捍衛；對另一些人來說，他體現的左翼形象，至今仍讓部分群體感到不安。

多年來，他塑造出一種政治人物形象：紀律嚴明、作風樸素，并且近乎執拗地記錄與準軍事主義、失蹤和法外處決有關的案件。與羅伊·巴雷拉斯一道，塞佩達曾是最公開、最活躍地支持哥倫比亞國家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在哈瓦那展開和平談判的人物之一。

在支持者看來，這意味著和解；但在批評者看來，這對一個犯下綁架、謀殺和涉毒罪行的游擊隊作出了過多讓步。前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反而在某種悖論意義上，成為最鞏固伊萬·塞佩達政治領導力的因素之一。兩人之間的對抗，象征著當代哥倫比亞政治極化的重要一面。

伊萬·塞佩達的公共政治生涯始終處于民主制度框架之內。在經濟上，他主張一種生產性、進步性的資本主義；在社會政策上，他支持針對貧困和排斥的改革；在政治上，他堅持認為國家需要一場全國對話。

不少反對者也承認他克制、嚴謹。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說服中間派、溫和派以及工商界：他代表的是穩定，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報復。伊萬·塞佩達把記憶變成了一種政治工具。而在一個建立在尚未愈合傷口之上的國家里，記憶從來都要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