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日本自衛隊首次在菲律賓境內發射反艦導彈。同時日本西南諸島上百座彈藥庫正在建設，儲存的遠程導彈覆蓋中國臺灣以東海域。85歲的自民黨元老古賀誠近期在電視上警告：“戰爭即將到來。”那么，日本一個戰敗國為何加速囤積軍火，進行如此規模的軍事準備？古賀誠的絕望從何而來？安倍晉三當年留下的政治遺產，今天產生了怎樣的后果？

日本正在西南方向，從九州到與那國島，沿著島鏈新建大量彈藥庫，導彈從宮古島、石垣島、與那國島發射，覆蓋范圍包括臺灣東部海域、巴士海峽以及中國大陸東部沿海。但如果日本的目標僅僅是自衛，為什么需要將導彈部署到距離別國領土如此之近的位置？與那國島距離臺灣僅約110公里。從這些地點發射的導彈，幾分鐘內即可覆蓋臺灣島及其周邊海域。這種部署位置的選擇，無法用單純的“防御”來解釋。防御性部署通常在本土縱深或邊境附近，而非前出到距離別國領土僅一百多公里的島嶼上。

但這一判斷是否成立？ 臺海如果發生沖突，其直接影響范圍主要限于臺灣海峽及周邊海域。日本本土四島距離臺海最近處也有六百多公里，所謂的“存立危機”從何說起？將自身安全與臺海局勢強行綁定，其實是日本主動選擇了介入，而非被動應對威脅。這種選擇是日本對自身地區角色的重新定位：從一個戰后堅持“專守防衛”的國家，轉向一個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進攻性角色的國家。

85歲的古賀誠，自民黨前干事長，是日本政壇極少數親身經歷過二戰的人。他的父親戰死在菲律賓，他本人經歷過美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近期他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質疑自民黨的擴軍路線。這樣一位從政超過半個世紀、曾經掌握政黨實權的元老，為何對自己所屬的政黨感到絕望？ 這種絕望并非來自個人政治立場的差異，源于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爭認知之間的沖突。

第一種認知來自親身經歷。古賀誠反復強調“打仗等于送死”，這是基于他父親的生命代價和他本人對戰爭災難的親眼見證。他見過被炸毀的城市、失去親人的家庭、戰后日本滿目瘡痍的景象。這些經驗構成了他對戰爭的真實判斷：戰爭不是可控的，它一旦啟動就會吞噬一切。

第二種認知來自理論推演。那些主張“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日本議員，大多出生在和平年代，對戰爭的認知來自報告、推演和間接信息。他們沒有經歷過空襲、沒有見過戰場、沒有體驗過物資匱乏的戰后歲月。對他們來說，戰爭可視為一個可控的選項，而非一場吞噬一切的災難。

那么，當一個經歷過戰爭的元老發出“你們在走向絕路”的警告，而整個政黨無人回應，這個政黨還具備自我約束的能力嗎？古賀誠的警告之所以引起關注，不是因為他提出了新的論據，而在于他是自民黨內為數不多公開說出真相的資深人士。在他之后，還有多少自民黨人愿意或敢于站出來反對高市早苗的擴軍路線？

早在安倍晉三2015年強行通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時，自民黨黨內還存在相當數量的反對聲音。古賀誠當時就是反對者之一，但他的反對未能產生實質性影響。到了高市早苗執政時期，黨內已經聽不到有分量的反對聲音。右翼勢力不僅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還通過修改安保政策、擴大解釋“存立危機事態”等方式，逐步架空憲法第九條。一個85歲老臣的吶喊，在這種政治環境里難以產生有效的政策影響。

日本在軍事上對中國持續施壓的同時，外交上卻頻繁向中國發出對話信號。高市早苗政府表示希望在年底APEC峰會上與中國領導人會面，并派遣高層訪華。但結果并不順利，這些訪華行程大多未獲中方高級別官員接見，正式會談也未能安排。日本一邊在臺灣問題上反復觸碰紅線，一邊又迫切希望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反映了高市怎樣的困境？ 這個困境在于，國內政治需求與外交現實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

在日本國內，高市需要依靠對華強硬姿態來鞏固右翼保守派的支持。沒有右翼勢力的支持，她的首相地位難以維持。因此她在國會發表“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錯誤言論，批準向菲律賓轉讓軍事裝備，組織自衛隊與美軍在西南諸島進行聯合演習。這些行動的主要受眾是國內政治基礎，而非國際社會。

在外交上，她也清楚中日關系徹底破裂的代價是日本無法承受的。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企業在華擁有大量投資和經濟利益。因此她需要保留一條溝通的渠道，通過高層會晤維持基本的外交聯系，防止雙邊關系完全失控。

但矛盾在于，同時追求軍事對抗與經濟合作，在現實中能兩者兼得嗎？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在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向第三國轉讓攻擊性裝備，這些行為已經嚴重損害了中日之間的基本互信。在互信被破壞的前提下，日本通過經貿代表團訪華來緩和關系，很難取得實質性效果。

而安倍晉三當年留下的錯誤認知之一是認為“政治關系冷淡、經濟關系熱絡”的狀態可以長期維持。他曾率領大規模經貿代表團訪華，簽署數十項合作協議，一度使中日關系出現回暖跡象。但他未能解決根本問題：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始終搖擺不定。到了高市早苗時期，這種搖擺發展為明顯的自相矛盾，既將中國視為主要的軍事防范對象，又試圖維持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

高市早苗的軍事擴張路線，雖然表面上勢頭強勁，但正在面臨越來越大的內部制約和外部壓力。這種軍事擴張又能夠持續多久？取決于三個相互關聯的條件。

民意基礎。古賀誠的警告之所以能夠引發社會關注，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開始質疑：物價上漲、居民生活壓力加大，政府為何將大量財政資源投入軍事領域？東京街頭持續出現的抗議活動雖然規模有限，但反映了民意的某種變化趨勢。和平憲法第九條在日本民眾中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這一基礎不是右翼政客通過幾次政治操作就能夠消除的。

自衛隊自身的能力瓶頸。人員招募困難的問題長期存在。日本年輕人參軍意愿持續走低，自衛隊不得不放寬招募標準。裝備維護成本高昂，即使獲得了先進武器系統，能否在實戰條件下有效運用，也未經檢驗。這樣一支缺乏實戰經驗、人員招募困難的部隊，其實際作戰能力與紙面數據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外部安全環境的制約。日本右翼勢力的一種常見設想是，如果臺海發生沖突，美國會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這一設想的前提是，美國愿意為日本的核心利益承擔與中國直接對抗的風險。但美國的安全承諾從來都是有條件的。從地理距離看，日本全境基本都處于中國常規導彈的射程之內。從軍事能力看，中國在第一島鏈內的區域拒止能力已經成熟。那些在紙面進行評估的日本決策者，是否真正了解過這一代價？

那些主張戰爭選項的日本政客不會親臨戰場。但高市早苗及其右翼支持者需要面對的是：軍事沖突真正發生時，沒有任何日本政要能夠置身事外。安倍晉三當年啟動的軍事擴張進程，如今正在一項接一項地產生具體后果。而85歲的古賀誠站在這一進程的對立面發出的警告，在日本當下的政治環境中，已經被選擇性地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