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河北山溝里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普通莊稼漢，能十次見到毛主席，名字還被毛主席寫進了文章，成了全國知名的農業典型，最后卻在1978年被免掉所有職務，悄咪咪回了老家種地。他叫王國藩，這輩子的大起大落，全踩在了中國農村幾十年變遷的節點上，說出來全是故事。

1952年河北遵化收完玉米，不少農民都愁得整宿睡不著。地雖然分到自己手里了，可沒牲口沒像樣的農具，遇到個天災，還是得靠國家發救濟糧過日子。當時王國藩就琢磨出個挺冒險的主意，把剛分到自己名下的地，再湊到一塊兒種。

一開始村里沒幾個人支持他，好不容易分到地誰愿意輕易合出去？大家坐一塊兒翻出去年吃救濟糧的舊賬算了算，發現再這么單打獨斗熬下去，不知道哪天才能翻身。最后二十多戶咬咬牙，湊起了當地最早的一批農業合作社。

剛起步的合作社真的窮得叮當響。二十多戶湊起來才幾頭瘦牲口，農具全是打了好幾個補丁的舊家伙，連個完整的鐵犁都湊不齊。他們想到的辦法也很樸素，關鍵農時集中牲口犁地，勞力統一安排，收成就先緊著最難種的坡地保。

頭一年收成沒漲多少，合作社愣是靠著省下來的余糧，把村里一片荒廢了多年的坡地整成了梯田。第二年這些新整出來的梯田產量一下子就上來了，不少之前年年靠吃救濟的家庭，頭一回手里能留下點余糧。沒幾年合作社就從二十多戶發展到上百戶，整個遵化都傳開了這個窮山溝里的變化。

剛好那時候全國推農業合作化，中央提倡勤儉辦社，不能跟風講排場，王國藩這群人的做法簡直完美契合了要求。他們不亂花一分錢，所有積累全投去擴大生產，蓋新房擺闊這類事，全排在種地產糧后面。沒幾年合作社就升級成了高級社，幾百戶一起整地打壩種樹，原先的荒山坡都變成了能產糧的梯田果林。

這種從年年要救濟到能給國家賣余糧的變化，很快就傳到了中央。1955年毛主席寫談農業合作化的文章時，專門把王國藩的合作社當成勤儉辦社的典型寫了進去。這下一個山溝里的莊稼漢，一下子成了全國農業戰線的樣板，各地都有人千里迢迢來參觀取經。

從這之后王國藩就經常受邀進京，參加農業會議、國慶觀禮這類活動，前前后后一共被毛主席接見了十次。開會前工作人員提醒他見領導人要換身體面的新衣服，他舍不得，一直穿那件洗得發白的舊棉襖。他本來就是天天蹲地頭的農民，第一次跟毛主席握手的時候，緊張得手心全是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名氣越來越大，王國藩的身份也慢慢變了，后來還當上了中央委員，身上掛了好幾個職務。一個蹲了半輩子地頭的農民，突然要天天坐會議室開大會，怎么都不習慣。他說話還是滿口種地的大實話，不愛說那些虛頭巴腦的場面話。

特殊年代刮浮夸風，不少地方虛報糧食產量賺名頭，有人當著王國藩的面問他信不信某地能出那么高的畝產，他當場就直說了，算一下堆在地里有多高就知道不靠譜。可他畢竟只是個從基層出來的農民，沒受過系統的訓練，面對復雜的環境，也免不了有看走眼做錯事的時候。這些問題不全是他個人的錯，是那個時代很多基層干部都躲不開的困境。

1973年他最后一次受到毛主席接見，那時候他已經五十多歲，頭發都白了大半。1978年全國各級干部調整，王國藩被免去了所有領導職務，一下子從高位回到了遵化的小山溝。外界都以為他會鬧情緒，可他好像早就習慣了種地的日子，安安穩穩當起了普通農民。

他一輩子都改不了勤儉的性子，原來住的低矮土坯房，家人好幾次提翻蓋都被他硬生生擋住了。他說能住就行，沒必要亂花錢，先把村里的生產搞起來要緊。后來改革開放鄉鎮企業興起，村里找他出山撐場子，他只愿意掛個名譽頭銜，說什么都不肯碰實權。

直到1995年，家人勸了他好多年，他才終于答應翻建老房子，這時候距離他被免職已經過去了17年。晚年出門參加活動，他能住親戚熟人家就不住安排好的賓館，能搭順風車就不單獨派車，不少年輕人都說他太“摳門”。可了解他過去的人都懂，這“摳門”就是他當年辦合作社攢下的本色，一輩子都沒改。

2005年王國藩去世，終年八十三歲，留給子女的只有一棟普通的磚房，幾件穿舊的衣服和一堆舊獎狀。可在遵化老家，當年他領著大家整出來的梯田還在種莊稼，當年栽下的小樹都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村里人提起他，還是會說，那時候真窮，可大家伙干起活來是真認真。

他這一輩子，從地里來，最后又回地里去，大起大落全跟著時代的腳步走。成過全國皆知的紅典型，也跌回過普通人的原點，可從頭到尾沒丟過農民的本色。這種起起伏伏，其實就是那幾十年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縮影，越想越讓人覺得耐人尋味。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王國藩與“窮棒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