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抱負真正構成打擊的不是稅制改革，而是不平等。研究顯示，澳大利亞的不平等正在加劇，而且越來越多地受到繼承優勢的塑造。當通往上升的路徑被堵住時，有關“抱負”的政治修辭就會與經濟現實脫節。卡爾·羅茲教授寫道。

自財政部長吉姆·查默斯于5月12日公布聯邦預算案以來，政治右翼的批評者一直在持續猛烈抨擊這份預算。其中一些批評近乎滑稽。《每日電訊報》把這份預算稱為“一份大規模征稅的宣言”，《澳大利亞人報》則指責查默斯在發動“階級戰爭”。

較為嚴肅的一項指控是，查默斯取消面向投資者的稅收優惠，正在破壞推動經濟增長與繁榮的那種個人抱負。

稅收政策可以用來鼓勵創業和進取，這一觀念長期以來一直是保守派政治論述的一部分。問題在于，這種說法是否仍符合澳大利亞當下的經濟現實。

這場爭論的核心，是針對負扣稅和資本利得稅的改革。這些改革旨在應對不斷飆升的房價，因為高房價正把勞動者擋在市場之外。

支持者認為，與資產持有所得相比，工資收入承擔了更重的稅負，這已經扭曲了激勵機制，也讓制度變得更不公平，尤其是對年輕澳大利亞人而言。

反對者則認為，優惠性的稅收安排能夠鼓勵投資并創造就業。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是國家黨議員巴納比·喬伊斯。他抱怨說：“我認為，他們正在摧毀那些有創業精神者的動力。”

澳大利亞的住房危機并不只是代際沖突，更是被“人人都有機會”這類說法掩蓋起來、不斷加深的階級分化。反對黨領袖安格斯·泰勒也持類似立場。他譴責這份預算是“對抱負的打擊”，并警告稱，工黨的“有毒稅收”將“摧毀支撐我們國家成功的勤勞有回報精神”。

商界人士也加入了批評聲浪，其中一個年輕企業家團體把這份預算稱為“對抱負的伏擊”。人們很容易把這看成左右兩派的簡單意識形態對立：左派強調公平，右派強調抱負。但現實要復雜得多。

預算案公布前一天，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發布了一項并未引起太多關注的研究。這項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亞的“抱負”究竟發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判斷并非來自工會或偏左智庫，而是來自澳大利亞企業界的核心地帶。

畢馬威發現，過去五年里，澳大利亞的財富差距顯著擴大，主要推動因素是資產價格上漲，尤其是住房價格上漲。同期，家庭平均財富從1260000美元增至1560000美元，而財富中位數則維持在700000美元不變。這意味著，盡管整體財富在增長，但增長收益主要被那些原本就擁有資產的人不成比例地獲取。

畢馬威把這種結果稱為“萎縮的中間層”。曾經代表經濟主流的家庭正被不斷擠出，因為資產持有者越走越遠，其他人則不斷落后。這也意味著，澳大利亞的不平等可能正變得更加固化，并越來越多地由繼承優勢所塑造。

澳大利亞圍繞稅制改革的爭論，正在挑戰一個推動不平等加劇、并把整整一代人擋在住房市場之外的制度。真正威脅“抱負”的，是這個“萎縮的中間層”，而不是取消稅收優惠。

與喬伊斯和泰勒的說法相反，試圖重新平衡稅制，并不會威脅抱負。真正威脅抱負的，是這樣一種經濟：人們能否獲得財富，越來越取決于你已經擁有什么、繼承了什么，而不是取決于你做了什么。

抱負要成立，前提是努力與回報之間存在可信的通道。一旦這些通道被堵住，關于“抱負”的政治修辭就會與經濟現實脫節，而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仍在堅持一套關于激勵機制的陳舊經濟論調。那套說法早已過時。

面向資產持有者的稅收優惠，常常以“機會”之名得到辯護。但它們所助長的不平等制度，正持續關閉那些尚未擁有房產的勞動者的機會，尤其是年輕的澳大利亞人。

公平與抱負的交匯點正在這里。它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人們切身經歷的現實。當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體面工作的人買不起房，或者因為成本壓力而推遲組建家庭時，受到侵蝕的并不是稅制改革下的抱負，而是一個已經不再獎勵努力的經濟本身。

一旦走到這一步，抱負就不再是承諾，而會變成幻象，連經濟制度本身的正當性也會開始被慢慢消磨。自由黨領導層競爭者安德魯·哈斯蒂公開挑戰數十年來一直支撐聯盟黨政治的新自由主義。卡爾·羅茲教授寫道，商界過去享有的那種政治保護，如今已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喬伊斯和泰勒說得沒錯，澳大利亞確實需要抱負，才能實現增長與繁榮。但這種抱負必須對所有人開放，尤其是那些并非一出生就擁有家庭財富和特權的人。

本次預算案推出的稅收調整，顯示出政府愿意應對這一挑戰。但要扭轉抱負被侵蝕的趨勢，靠有針對性的稅制微調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一套更廣泛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去處理住房可負擔性、工資增長、獲得穩定工作的機會，以及整個經濟中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

如果沒有這樣的改革，不平等將繼續固化為一種制度：機會靠繼承而非靠爭取獲得，抱負也將成為那些已經占有一席之地者的專屬品。

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澳大利亞是否重視抱負，而在于它是否愿意重建讓每個人都能真正相信抱負可實現的經濟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