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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文破除戶籍“卡脖子”：公共服務隨人走，在哪住就在哪享受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7.89%，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約為3.58億人。然而，很多人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卻因為戶口不在本地，在教育、住房、醫保、社保等方面面臨種種不便。

為了解決這些“急難愁盼”問題，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統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暢通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渠道，逐步打破戶籍、社保、職稱、檔案等方面制度性障礙。

日前，國務院印發《關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促進未落戶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

這意味著，基本公共服務正逐步與戶籍脫鉤，以后居民長期在哪兒工作生活，就能在哪兒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真正實現“公共服務隨人走”，再也不會被戶籍“卡脖子”了。

教育不再由戶口決定，孩子上學不再愁。

《意見》提出，學齡人口流入多的城市要做好存量學位挖潛利用，并按需新增學位，提升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對暫時無法保障公辦學校學位的，政府要購買學位，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不僅如此，還要推動將隨遷子女納入常住地學前教育、高中階段教育公共服務范圍，并落實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常住地參加升學考試的政策。此外，學校校內直升政策要對隨遷子女和當地戶籍學生一視同仁，轉學也要按規定保障。

過去雖已推行了一些教育保障措施，但往往只解決“有學上”的問題，而這次明確提出要解決“在哪里上學更公平”的問題。以前學前教育、高中階段教育以及高考升學是隨遷子女教育問題的“硬骨頭”，很多地方不僅公辦幼兒園難進，高中也不在服務覆蓋范圍，升學考試更是頭疼問題。

隨著新政策實施，從幼兒園一直到高考，孩子的就學和升學路徑都被打通了，流動人口家庭再也不用因為戶口不在本地而被迫與孩子分居兩地了。以后孩子無論是從幼兒園到高中，還是在本地初中畢業后直接參加中考、高考，都有了制度保障。特別是九年一貫制學校直升政策對隨遷子女和戶籍學生同等對待，意味著孩子在自己的學校就能直升初中，不用再被“區別對待”。政策不僅緩解了流動人口家庭的后顧之憂，也為提升城鎮化質量奠定了教育基礎。

公租房擴圍，“房子”不再只是異鄉人的夢。

《意見》提出，推動更多城市將穩定就業居住的未落戶常住人口家庭納入公租房保障范圍。按就業居住年限、住房困難程度來確定保障對象、保障方式、保障標準。可以采取實物保障（房子）或者貨幣補貼（發錢），在合理輪候期內予以保障。此外，中央和地方都將出錢支持公租房建設，并穩步推進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住房公積金制度。

以往公租房的分配重點往往偏向戶籍家庭，外來人口想申請困難重重，很多靈活就業人員連公積金的門檻都邁不進去。這次特別強調按“就業居住年限”排序，意味著只要在當地有穩定工作和居住記錄，就有機會，既公平又透明。特別是靈活就業人員（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也能參加公積金，相當有突破性。

公租房政策改革，意味著公租房不再是“本地人的福利”，而是每一個建設城市的人都可能享受到的權益。外來務工人員在同一個城市穩定工作居住了幾年，只要符合條件，就有機會通過公租房或者補貼，解決住房大事。隨著公積金制度開始向靈活就業人員開放，標志著住房保障制度從“戶籍導向”轉向“常住導向”，越來越多自由職業者能享受到這項住房金融支持政策。

“打工人”社保全面放開，看病報銷一卡到底

《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職工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引導各類勞動者在就業地參保。同時，對持有居住證參加城鄉居民醫保的人員，各地要按照戶籍人口相同標準給予財政補助。此外，加強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提升備案和報銷的便捷性。《意見》還明確各地不得將辦理職工醫保退休人員待遇與在當地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綁定。還要推動全國醫療服務價格項目基本統一，方便參保地和就醫地銜接。

以前在很多城市，異地打工想參加職工醫保、養老保險，要么需要戶籍證明，要么有各種門檻。對于靈活就業人群，比如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等，就更難了。現在的改變則是徹底取消戶籍壁壘，讓農民工和靈活就業人員也能享受在當地參保的資格，并且醫保補貼不降級，直接接軌。

只要有工作，就能在所在城市參保，看病報銷不用再跑回老家，在本地就能通過“持居住證參保+財政補助”按戶籍人口標準給予補助，享受和本地人一樣的醫保待遇。退休時也不用再擔心因為養老保險在外地辦理而影響醫保待遇——新政明確了不再將二者綁定。打工人終于可以在哪里打工就在哪里看病報銷，不再“人在外地，病在老家治”。

職業傷害保障再擴圍，支持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評價

《意見》提出，要健全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將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范圍擴大到更多地方和平臺企業，并持續推進工程建設領域農民工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此外還要求對符合條件的城鎮常住人口認定為就業困難人員，給予就業援助；支持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評價，并鼓勵企業將薪酬與技能等級掛鉤。

以前，新就業形態人員（外賣、快遞、網約車等）一直面臨無法參加傳統工傷保險的窘境，受傷后往往只能由個人承擔或者靠平臺的人道主義補償，保障極度缺失。這一次試點擴大，意味著越來越多平臺和地區要將這一龐大群體納入制度化的職業傷害保障體系。

外賣騎手、快遞員等靈活就業群體，工作期間如果發生意外，將可能獲得正規的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和賠付，不用再自己硬扛。同時，職業技能培訓和評價體系也更加開放，農民工也可以考取證書、評技能等級，讓技能“變現”成

為薪資提升的依據，真正做到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為農民工提供清晰的職業上升通道。

養老保險不再“懸空”，異地養老更有底氣

《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職工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健全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研究促進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政策措施。同時，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完善社保關系轉移接續政策。此外，在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務中明確要求，逐步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常住地養老助老服務范圍，放開放寬戶籍限制，探索加強戶籍地、常住地退役軍人服務保障協作配合。

過去，大量流動人口面臨養老保險“交不了、轉不動、領不順”的困境。一方面，靈活就業人員想在常住地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往往被戶籍門檻擋在門外；另一方面，跨省換工作后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手續繁瑣、周期長，甚至出現斷保、漏保。更棘手的是，退休后隨子女異地養老的老人，難以在常住地享受同等水平的社區養老、助餐助浴、日間照料等服務，被迫陷入“人隨子女走，服務回老家領”的尷尬。

新政從“繳費端”到“待遇端”再到“服務端”實現了全鏈條突破。首先，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等群體在常住地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權利得到制度確認，養老繳費不再被戶籍“綁架”。其次，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和轉移接續優化，意味著無論是從廣東換到北京，還是從工廠轉成外賣騎手，養老保險權益都能連續計算、無縫銜接。

更重要的是，養老助老服務首次被明確納入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異地居住的老人，即使戶口不在本地，也能在社區享受到老年食堂、健康管理、文體活動等照護服務。這意味著，“漂”在一線的打工人可以安心繳納養老錢，隨遷老人也能在子女身邊體面地安度晚年，真正實現“在哪住，就在哪養老”。

兜底保障：急難臨時救助，取消戶籍限制

《意見》提出，逐步將未落戶常住人口納入常住地兒童關愛、養老助老、社會救助、扶殘助殘等基本公共服務范圍，放開放寬戶籍限制。針對家庭遭遇突發困難的情況，完善臨時救助政策，遭遇急難時取消戶籍地、居住地申請限制，在急難發生地按規定給予臨時救助。促進殘疾人困難群體在常住地就近平等享有扶殘助殘和就業創業等服務。

以前臨時救助往往與戶籍所在地綁定，如果一個人在外地打工突遇大病、意外導致生活困難，常常無法及時得到幫助，只能回老家申請，貽誤時機。這次明確打破戶籍限制，人在哪里出事，就在哪里救助，更快速及時。

如果在外地打拼的勞動者，遭遇裁員突陷困境、突發大病或是遭遇災難性困難，不用跑回老家，只要在常居住的地方，就可以就近申請臨時救助和關愛服務。對殘疾人而言，不管是不是本地戶口，都能在常住地申請同等的扶殘助殘和就業創業扶持政策。對于突發大病、意外事故等陷入困境的外來人口，救助響應將更加及時、精準、有溫度。

除了以上六個方面，《意見》還在優化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布局、規范基本公共服務梯度供給、加強財政轉移支付保障、優化城鎮建設用地配置、促進公共服務共建共享、加強服務事項協同經辦、完善常住人口登記統計等方面提出了諸多惠民舉措，并就組織實施明確了任務，提出各地要結合實際抓好貫徹落實，推動各項舉措落地見效。

這份《意見》不僅僅是紙面上的文件，而是對全國上億“人戶分離”人群生存狀態的深度回應。它標志著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邏輯的根本轉變——從“戶籍本位”走向“常住本位”。

孩子上學、住房保障、醫保報銷、社保接續、急難救助……每一項制度設計，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如何讓每一個在城市奮斗的人，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底氣、更有奔頭。

制度改革帶來發展新空間

從宏觀的視角看，這項改革的意義遠不止于民生補短板，更是一場關乎國家發展動能的深層次制度變革。長期以來，由于歷史以及發展階段的原因，城市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公共服務——他們在城市貢獻勞動，卻無法穩定預期未來，消費潛力被壓抑，職業發展受限，城市也難以獲得真正穩定、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

《意見》以“常住地”取代“戶籍地”作為公共服務配置的核心依據，實質上是拆除橫亙在人與城市之間的制度藩籬，讓勞動力更加自由地依據市場信號流動、定居、扎根，推動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與常住人口規模、結構和需求更加匹配，促進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在常住地更好穩定就業、安心生活、平等發展。

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不僅是一次社會公平的進步，更是對生產力的一次制度性松綁。當一個人不再因戶口本上的印章而焦慮孩子的學位、父母的養老、自己的社保，他就能更安心地提升技能、更從容地規劃人生、更自信地參與消費。

這項改革還將直接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此前由于公共服務不均等，流動人口預防性儲蓄率偏高、消費率偏低，對未來預期穩定性不足。打破公共服務與戶籍的剛性綁定，有助于穩定生活預期，有效釋放消費潛力，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

這項改革將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實現從“漂在城”到“融入城”的根本轉變。可以預見，隨著改革在全國落地推進，將形成“人城協同”發展新格局——當一個城市的每一名建設者都能在這里找到歸屬感和穩定預期，他們就不再是漂泊的候鳥，而是扎根的樹木。城市發展的根基有多牢固，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就能拓展到多遠。

隨著制度落地，將加速形成“人口流入—公共服務完善—人力資本積累—經濟持續增長”的正向循環，為新型城鎮化注入內生動力，為國內大循環打開需求空間，為高質量發展重構要素配置邏輯。可以說，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不是一次簡單的政策修補，而是一場深刻的治理范式轉型——它正在將中國從一個“身份社會”推向一個“權益社會”，讓城市真正向建設它的人敞開懷抱，讓發展的溫度與公平的刻度在每一寸土地上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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