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計與三國謀略》

作者：宋杰

版本：北京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記號Mark

2026年6月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在歷史典籍中，“三十六計”最初被稱為“檀公三十六策”，見于《南齊書·王敬則傳》，說的是南朝永泰元年（498年）齊明帝病危，大司馬王敬則乘機起兵造反。太子蕭寶卷命人登屋觀看，見不遠處征虜亭火起，嚇得趕快整裝準備逃走。王敬則聽到情報后高興地說：“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yīng)急走耳。”這里提到的“檀公”是南朝劉宋初年的大將檀道濟，他足智多謀、勇猛善戰(zhàn)。檀道濟早年隨宋武帝劉裕自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北伐中原，他擔任前鋒，領(lǐng)兵連克許昌、洛陽、潼關(guān)等重鎮(zhèn)，使大軍順利進入關(guān)中，滅亡后秦。劉裕死后他又輔佐宋文帝，屢立戰(zhàn)功，堪稱國家棟梁。

所謂“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并非以避戰(zhàn)為首選策略，而是說他在形勢不利的局面下能夠及時撤離戰(zhàn)場，而且全身而退。據(jù)《南史》記載，元嘉八年（431年），強敵北魏南攻，占領(lǐng)了洛陽、虎牢等要鎮(zhèn)，宋文帝派遣檀道濟出師北上御敵。他與魏軍接連三十余戰(zhàn)，多次獲勝；但是后來因糧餉供應(yīng)不上，陷入困境。軍中有叛逃者把情況報告了敵人，致使軍中人心惶惶，擔憂魏軍前來攻打。檀道濟使用了“唱籌量沙”之計，在夜間讓士兵用斛稱量沙土并堆積起來，把剩余的粟米蓋在上面冒充糧食，并且高聲唱報計算籌碼的數(shù)目，借此迷惑敵人。魏軍間諜偷窺到一堆堆的“糧食”，便回去報告。北魏將帥覺得對方并不缺糧，認為叛降者是故意謊報軍情，就把那些人殺掉了，沒有趁機進攻。宋軍隨即平安撤退，魏軍懾于檀道濟的名聲，也未敢前去追擊。檀道濟雖然沒有收復(fù)河南，但是打了不少勝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北魏對他很是忌憚，甚至讓巫師詛咒他，盼著他早點兒死掉。

《三國》（2010）劇照。

據(jù)檀道濟說，劉宋的另一位將領(lǐng)謝晦比他的計謀還要多。宋文帝繼位后，謝晦舉兵反叛，文帝向檀道濟詢問對策。他回答說，當年他和謝晦北征關(guān)中，先帝召集眾將商議作戰(zhàn)計劃，“入關(guān)十策，（謝）晦有其九”。論起才能謀略以及精明練達，自己遠不及謝晦。但是謝晦缺乏實戰(zhàn)經(jīng)驗與膽魄，從沒有率領(lǐng)孤軍決戰(zhàn)獲勝過，臨陣指揮作戰(zhàn)恐怕并非其所長。他熟悉謝晦的智謀，謝晦也了解他的勇猛，如今奉了朝廷的詔命前去征討，在道義上占了上風，必然不用交鋒就能獲勝。結(jié)果不出所料，謝晦的軍隊聽說是檀道濟領(lǐng)兵前來，立即不戰(zhàn)而潰。

檀道濟功勛卓著，威名遠震，左右部將也能征善戰(zhàn)，幾個兒子又都很有才氣，因此引起了朝廷的疑忌和畏懼。諸位宗室大臣向文帝屢進讒言，怎么知道他不是司馬懿之類的人物？文帝在元嘉十二年（435年）病重，彭城王劉義康、領(lǐng)軍將軍劉湛等擔心文帝去世后檀道濟會起兵作亂而彈壓不住，就鼓動文帝把他從駐地尋陽（今湖北省黃岡市黃梅縣西南）召回都城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行前他的夫人向氏就預(yù)感有危險，說：“獲得超過世人的功勛和榮耀，這是道家‘無為’思想所忌諱的；如今天下無事而召你入朝，災(zāi)禍就要來臨了。”

《宋書》記載檀道濟抵京后，正是元嘉十三年（436年）春，宋文帝病情有所好轉(zhuǎn)，就讓他返回軍鎮(zhèn)。檀道濟已經(jīng)來到江灣的船上準備出發(fā)，然而文帝再度病重，便以“祖道”（即設(shè)宴送行并祭祀路神）為名，將其召進建康殺害。《南史》則稱此事系劉義康矯詔所為，或許是史書諱言君主之惡行。檀道濟在京城任職的五個兒子：給事黃門侍郎檀植、司徒從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隰、征北主簿檀承伯、秘書郎檀遵等一同被處死。文帝又派遣官員到其轄區(qū)治所尋陽，將他駐防的三個兒子檀夷、檀邕、檀演也殺掉。部下著名將領(lǐng)薛彤、高進之亦被屠戮，“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guān)（羽）、張（飛）”。檀道濟被捕時怒氣勃發(fā)，“目光如炬”，摘下頭巾扔到地上，憤恨地說：“乃壞汝萬里長城！”北魏君臣聞訊后，都高興地說：“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fù)憚。”

北魏認為江東的那幫庸碌之才沒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魏軍連年入寇。宋文帝非常擔憂，忙問臣下有誰可以接替檀道濟。臣下回答說檀道濟戰(zhàn)功累累，所以威名顯赫，其余的人再沒有稱職的了。宋文帝聽了很不服氣，反駁說：“不然，昔日漢朝李廣在朝為官，匈奴不敢南望，他的后繼者還有好幾位呢！”但是劉宋國內(nèi)確實無人能夠抵御北魏南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領(lǐng)兵打到長江北岸的瓜步，與劉宋都城建康僅一水之隔。宋文帝登上江邊的石頭城瞭望敵情，焦慮感嘆道：“若是檀道濟還在，豈能到這個地步。”此時他懊惱自己殺害忠良，已然是悔之晚矣。

“檀公三十六策”都有哪些具體的計謀？

從史籍所載來看，檀道濟智勇雙全，又能審時度勢決定進退，因此作戰(zhàn)常勝不敗，奇計迭出，在當時的名聲與影響很大。甚至在數(shù)十年后，社會上還流傳著“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的俗語。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

首先，“三十六策”這個數(shù)目并不是他擁有計謀的實數(shù)，而是一個籠統(tǒng)的說法，僅僅表示其謀略很多罷了。類似的后代俗語“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都是泛稱，并非說當時的行業(yè)的確有七十二種或三百六十種。另外，檀道濟身經(jīng)百戰(zhàn)，常勝不敗，恐怕用過的計策不止三十六個。從該詞語的源流來看，“三十六策”初見于《周易》，《周易·系辭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三國時人王弼注：“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這里的“策”是指推演卦象所用的蓍草，“乾”“坤”則代表陽、陰兩極，“爻”是構(gòu)成八卦的基本符號。“乾（陽）”的卦象有六“爻”，每“爻”要用三十六根蓍草，總共需要二百一十六根。推演占卜的“策”后來演進為更加結(jié)實耐用的竹簡、木簡，也叫“籌”，還可以用來作為書寫文字的材料，以及擺列算式的工具，亦稱“算籌”。

古代君臣將帥討論商議作戰(zhàn)計劃時常用“籌”“策”來標識計謀的種類，如上策、中策、下策等；或是用“籌”“策”計算交戰(zhàn)所需兵員、糧草的數(shù)量，以及行軍道路的遠近。這種策略的謀劃也稱作“運籌”“籌策”。例如司馬遷說“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是說孫臏的軍事謀略要比龐涓高明，卻無法提前免除自己受到陷害而慘遭肉刑的厄運。漢高祖劉邦夸贊謀士張良：“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大概是從春秋時期開始，“策”演變成計謀的代稱，例如《史記》寫孔子游歷到了衛(wèi)國，“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就是衛(wèi)國權(quán)臣孔文子準備攻打衛(wèi)國公族太叔疾，向孔子詢問計謀，孔子推辭說自己不清楚，然后回去裝載行李到車上逃走了。

《三國》（2010）劇照。

其次，“檀公三十六策”都有哪些具體的計謀？除了眾所周知的“走為上計”，其他的并不見于歷史記載。它和目前流行的兵書《三十六計》有什么聯(lián)系，有哪些內(nèi)容相吻合呢？筆者考察共有三條。

第一條是《三十六計》的最后一計“走為上”，與《南齊書》王敬則所言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相符。

第二條是該書第二十一計“金蟬脫殼”的按語中列舉了南北朝時期的戰(zhàn)例：檀道濟和北魏作戰(zhàn)時被優(yōu)勢敵軍圍困，于是命令軍士全副武裝，自己身穿醒目的白色服裝乘坐在馬車上，率領(lǐng)部隊緩緩走出包圍。北魏的將士害怕中了埋伏，不敢進前逼攻，于是檀道濟帶軍平安歸國。此事引自《南史·檀道濟傳》，在史籍中稱作“白服乘輿”。

第三條則是前文所述檀道濟“唱籌量沙”的著名計謀，也在歷史上很有影響，后代軍隊與民眾亦曾借用此計來欺騙敵人、脫離險境。例如清代俞萬春所著小說《蕩寇志》第七十二回陳希真對女兒道：“且疏了他的防備，那時同了你高飛遠走，他怎生奈何我？這叫作唱籌量沙的計。”第七十七回吳用說：“此人決不肯再住在東京了。他這般舉止，明是唱籌量沙之計，敷衍著高俅，得空便高飛遠走。”在兵書《三十六計》中，這種虛張聲勢、以假亂真的計策被稱作“樹上開花”，屬于第二十九計。這些謀略都與檀道濟的故事有所聯(lián)系。

“三十六計”名目齊全始于清代

名詞“三十六計”初見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的《冷齋夜話》，其中卷九淵才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至元末明初，“三十六計”又被稱為“三十六著”，見《水滸傳》第二回王進母親道：“我兒，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只恐沒處走。”明朝洪武年間僧人居頂所撰《續(xù)傳燈錄》中“子勝禪師”條也說：“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但是這三十六種計謀，除了流傳已久的“走為上”，其他的名目長期無人歸納。我們今天所見“三十六計”的各條計名，都是人們口頭常說的成語，它們作為四個字的固定詞組，如“調(diào)虎離山”“借尸還魂”“金蟬脫殼”等，大多散見于宋元明代的文獻記載，經(jīng)過小說、戲曲的傳播，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遲至清代才出現(xiàn)了名目齊全的“三十六著”或“三十六計”，分述如下。

清末至民國時人朱琳多方搜集民間珍藏典籍，精選詮釋，寫成《洪門志》，詳細考述了中國近現(xiàn)代秘密社會第一大幫派“洪門”的起源和發(fā)展，以及幫會的結(jié)構(gòu)、規(guī)則、斗爭策略、隱語切口等內(nèi)容。其中第十四章“各種史實考錄”的第六〇條“洪門哲學(xué)”有“三十六著”，作者附注道：“三十六著，又稱三十六計，即三十六種計策，用兵處世，無往不利，所謂‘神機妙算’，故有（又）稱之為洪門哲學(xué)。”其名目列舉如下：

第一著，瞞天過海。第二著，圍魏救趙。 第三著，借刀殺人。第四著，以逸待勞。 第五著，趁火打劫。第六著，聲東擊西。 第七著，無中生有。第八著，暗度陳倉。 第九著，坐觀成敗。第十著，明知故昧。 第十一著，張冠李戴。第十二著，順手牽羊。 第十三著，打草驚蛇。第十四著，借尸還魂。 第十五著，調(diào)虎離山。第十六著，欲擒故縱。 第十七著，拋磚引玉。第十八著，虛張聲勢。 第十九著，釜底抽薪。第二十著，渾水摸魚。 第二十一著，金蟬脫殼。第二十二著，假途滅虢。 第二十三著，遠交近攻。第二十四著，指桑罵槐。 第二十五著，偷龍換鳳。第二十六著，殺一儆百。 第二十七著，裝瘋作邪。第二十八著，過橋拆橋。 第二十九著，樹上開花。第三十著，反賓為主。 第三十一著，美人之計。第三十二著，空城之計。 第三十三著，反間之計。第三十四著，苦肉之計。 第三十五著，連環(huán)之計。第三十六著，走為上著。

《洪門志》寫成于1940年，但所引述的典籍內(nèi)容基本上是從清代傳下來的，因此其中的“三十六著”即使保守估計，也可以看作清代撰成的作品。

今日流傳的兵書《三十六計》

再就是今日流傳的兵書《三十六計》，它分為六套，每套有六計，分別為：

第一套，勝戰(zhàn)計，包括瞞天過海、圍魏救趙、借刀殺人、以逸待勞、趁火打劫、 聲東擊西。 第二套，敵戰(zhàn)計，包括無中生有、暗度陳倉、隔岸觀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 第三套，攻戰(zhàn)計，包括打草驚蛇、借尸還魂、調(diào)虎離山、欲擒故縱、拋磚引玉、擒賊擒王。 第四套，混戰(zhàn)計，包括釜底抽薪、渾水摸魚、金蟬脫殼、關(guān)門捉賊、遠交近攻、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戰(zhàn)計，包括偷梁換柱、指桑罵槐、假癡不癲、上屋抽梯、樹上開花、反客為主。 第六套，敗戰(zhàn)計，包括美人計、空城計、反間計、苦肉計、連環(huán)計、走為上。

兵書《三十六計》的發(fā)現(xiàn)者署名“叔和”，他在1961年9月16日《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上發(fā)表了《關(guān)于“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文中說道：“十幾年前，我在成都一個冷攤上無意發(fā)現(xiàn)了一本土紙印的小冊子……封面書‘三十六計’，旁注小字‘秘本兵法’。”隨后此書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xué)院圖書資料館借去翻印，并由姚煒（筆名“無谷”）加以校勘譯注。據(jù)見到這一孤本的譯注者說，書的封面為淡綠色竹紙，小32開，標明為1941年10月成都瑞琴樓發(fā)行，興華印刷廠印制，沒有署明作者，前面有簡短的引言，記載原書是手抄本，1941年在陜西邠縣（今陜西省彬州市）某書攤上被發(fā)現(xiàn)，抄本前部“都系養(yǎng)生之談，而末尾數(shù)十篇，附抄三十六計，解釋皆用兵法，然后知其果為兵法也”。該書前后有總說和跋，但跋語殘缺不全，僅錄文字如下：

夫戰(zhàn)爭之事，其道多端。強國，練兵，選將，擇敵，戰(zhàn)前，戰(zhàn)后，一切施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規(guī)、有陳例可循。而其中變化萬端、詼詭奇譎、光怪陸離、不可捉摸者，厥為對戰(zhàn)之策。三十六計者，對敵之策也，誠大將之要略也。閑嘗論之：勝戰(zhàn)、攻戰(zhàn)、并戰(zhàn)之計，優(yōu)勢之計也；敵戰(zhàn)、混戰(zhàn)、敗戰(zhàn)之計，劣勢之計也。而每套之中，皆有首尾、次第。六套次序，亦可演以陰……（下缺）

這本《三十六計》于1962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xué)院圖書資料館出版，在軍隊內(nèi)部發(fā)行，供關(guān)注謀略之道的軍官們研讀。此后，另有多家軍隊單位翻印了這本書，也只是在部隊內(nèi)部散發(fā)。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率先公開發(fā)行了無谷譯注的《三十六計》。有記載說叔和先生將原來的孤本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xué)院，但1962年軍內(nèi)版《三十六計》的“說明”中寫的是借用來進行翻印，后來底本的下落如何并不清楚。

《三國》（2010）劇照。

兵書《三十六計》在以往的官府與私人藏書目錄中均不見著錄，它的成書年代并無直接證據(jù)能夠說明。近年李興斌發(fā)表《〈三十六計〉成書時代考析》（載于《孫子研究》2018年第1期），強調(diào)雖然沒有相關(guān)的文獻記載，但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推斷。他強調(diào)語言是有時代特點的，有些特定的語言，只能產(chǎn)生于某個特定的時代，而絕不可能產(chǎn)生在它之前的時代。“比如，‘建設(shè)和諧社會’一語，它是出現(xiàn)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此前從未出現(xiàn)過，所以凡是含有此語的文獻，就絕不會早于我們這個時代。”按照這一思路，作者將《三十六計》一書中的所有計名與按語所言及的案例的大致出現(xiàn)時代，逐一羅列并加以梳理，發(fā)現(xiàn)計名不僅多為民間俗語，而且大多見于元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學(xué)作品中，其中作為固定詞語出現(xiàn)于清代的有以下五例。

第五計“趁火打劫”，初見于清代乾嘉年間的小說《何典》。第十六計“欲擒故縱”，初見于清代《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五計“偷梁換柱”、第二十六計“指桑罵槐”，初見于清代《紅樓夢》。第二十九計“樹上開花”，初見于清代《蕩寇志》。李興斌據(jù)此推斷《三十六計》極有可能成書于清代，甚至是在清末，而絕不會出現(xiàn)在唐宋以前的任何一個時代。他的研究結(jié)論是令人信服的。

《三十六計》的名目與《洪門志》記載的“三十六著”大同小異，學(xué)術(shù)界大多認為它們都是后人累積而成的，歷經(jīng)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直到清代才終于把三十六種計謀名稱匯集齊全。《三十六計》與《洪門志》是從各自的途徑來附會拼湊計名的，因此存在著少數(shù)差異，如前者第十計為“笑里藏刀”，后者第十著則是“明知故昧”；或含義相類而名稱有別，如“隔岸觀火”與“坐觀成敗”， “偷梁換柱”與“偷龍換鳳”， “上屋抽梯”與“過橋拆橋”，“假癡不癲”與“裝瘋作邪”，基本內(nèi)容大體相同。

本文選自《三十六計與三國謀略》，已獲得出版方授權(quán)刊發(fā)。

原文作者/宋杰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dǎo)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