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濤、劉天宇（黃文濤系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摘要

核心觀點

1. 近年來，盡管關稅和貿易政策波動劇烈，但全球貿易總量并未收縮。與此同時，貿易流向呈現明顯的近岸、友岸化特征。

2. 與2018年第一輪關稅相比，特朗普第二輪關稅的影響對象更接近中國當前出口結構中的核心制造品類，也更靠近全球電子、通信與電池產業鏈的主干部分。

3. 中國貿易形勢出現三重變化：產品結構上，向價值鏈上游躍遷；地理分布上，拓展全球南方新空間；貿易形態上，服務貿易、數字貿易和綠色貿易實現跨越式發展。

摘要

東升西降中的全球貿易重構

貿易已成為觀察全球秩序變化最敏感的窗口。近年來，盡管關稅和貿易政策波動劇烈，但全球貿易總量并未收縮。與此同時，貿易流向呈現明顯的近岸、友岸化特征。

地緣政治如何重塑貿易邏輯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啟動301關稅以來，中美貿易關系進入高摩擦階段。從總量上看，特朗普關稅對中國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中美直接貿易的收縮，并進一步引發出口地區結構的變化。

具體到品類來看，2018年的關稅對中美貿易產生了廣泛的沖擊。第一輪關稅的壓力分布相對分散，既影響到了勞動密集型消費品，也影響到了部分機電和運輸設備相關產品。

2025年的第二輪加稅，沖擊形態與2018年有明顯不同。受影響最明顯的重點商品包括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手機和通信設備等。第二輪關稅的影響對象更接近中國當前出口結構中的核心制造品類，也更靠近全球電子、通信與電池產業鏈的主干部分。

中國貿易形勢的三重變化

產品結構：出口向價值鏈上游躍遷，消費品出口增速放緩，同時越來越多地向全球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輸送工業零部件、設備和資本品，支撐其他經濟體的制造擴張，從“世界工廠”演變為“世界工廠的工廠”。

市場結構：貿易重心從歐美轉向全球南方多節點網絡。未來國際貿易秩序將圍繞美國、中國、多邊集團及金磚國家展開。

貿易形態：從全球看，服務貿易過去二十年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商品貿易。我國服務出口近10年平均增速超8%，也高于5%的商品出口平均增速。

正文

一、國際貿易新階段

自從1979年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對外貿易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議題。四十余年間，正是沿著開放與貿易這條主線，中國從相對封閉一步步全面融入世界市場，從出口創匯支撐工業化起步，走到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成長為“世界工廠”。

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博弈走向深化，舊貿易秩序日益松動消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貿易摩擦成為大國經濟矛盾的首要顯現。如果說改革開放前半程的核心問題，在于中國如何嵌入既有的全球貿易體系；那么在“東升西降”的新階段，問題已經變成如何在大國博弈的新格局下重新組織自己的貿易網絡。

“十五五”期間，貿易已成為觀察全球秩序變化最敏感的窗口。近年來，盡管關稅和貿易政策波動劇烈，但全球貿易總量并未收縮。與此同時，貿易流向呈現明顯的近岸、友岸化特征。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出口構成從終端消費品加速轉向中間品、資本品及制造能力，從“世界工廠”演變為“世界工廠的工廠”。從地理分布來看，未來國際貿易秩序將圍繞美國、中國、多邊集團及金磚國家展開，全球南方的戰略地位顯著提升。

二、地緣政治如何重塑貿易邏輯

2.1 地緣政治成為決定全球貿易的內生核心自變量

后冷戰時代，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是基于比較優勢的效率優化。企業圍繞成本收益原則來配置產能，貿易協定圍繞自由化來組織規則，供應鏈則圍繞少數核心市場、核心航線展開。經濟體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被視為一種促進系統性繁榮的穩定器。

但2018年以來，隨著貿易摩擦、疫情沖擊和能源安全風險疊加，基于效率的舊邏輯已經不能適應新的貿易形勢。西方國家開始將全球性生產網絡變為政治博弈的工具，地緣政治成為決定全球貿易的內生核心自變量，國際貿易的底層邏輯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本位。據WTO估計，2025年按最惠國待遇進行的貿易占比已降至72%，說明全球貿易規則碎片化和政策分化明顯加深。

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在特朗普政府期間出現了顯著的激進化傾向，關稅被提升為國家經濟安全戰略的最核心工具，其力度和廣度達到了二戰以來的頂峰。美國不僅徹底摒棄了其曾經主導建立的基于規則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更是將雙邊脅迫與交易性外交作為常態化手段。

在政策實施層面，美國政府廣泛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等涉及國家緊急狀態的法案，對全球多個貿易伙伴實施了無差別的關稅打擊。2025年，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稅率從2024年底的2.4%驟升至近20%的水平。其中，針對中國商品實施了極端的“地緣政治分層”關稅，部分核心商品的名義關稅一度觸及137%的極值。與此同時，美國還頻繁利用《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特定國家的鋼鐵、鋁及汽車產業加征高額關稅。

這種無視多邊規則的單邊主義行徑，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全球性的貿易報復。除中國進行對等反制外，加拿大迅速對美國鋼鐵加征25%的報復性關稅，歐盟則恢復了對美國威士忌、摩托車等標志性商品的高額懲罰性關稅。不僅如此，面對貿易流向轉移帶來的低價商品傾銷壓力，歐盟和印度相繼對鋼鐵和化學品發起了保障措施調查，拉美和非洲等區域的多個發展中國家也紛紛筑起關稅高墻，以保護本國脆弱的初創制造業。整個全球貿易網絡在2025年陷入了“以鄰為壑”的囚徒困境。

盡管在2026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做出裁決，以越權為由推翻了基于IEEPA法案實施的多項廣泛關稅，但這并未從根本上扭轉貿易保護主義的趨勢。裁決生效后，美國行政部門迅速轉變策略，立即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更具競爭性和針對性的安全條款，對所有進口商品實施了為期150天的10%臨時普遍關稅，并繼續維持對華高壓的制裁基線。這表明，通過關稅壁壘實現地緣政治目標，這一戰略在美國內部已形成跨越黨派的深度共識。

隨著安全邏輯壓倒經濟邏輯，全球貿易網的空間分布也發生深刻改變。2025年，全球商品貿易依然保持了6.5%的強勁增長，超越了全球GDP 5.4%的增速。在地理空間上，全球貿易貨物的平均運輸物理距離增加了約300公里；但在地緣政治空間上，貿易的“地緣政治距離” 卻急劇縮短了約1.2%，這一降幅遠超2017年至2024年間的收斂速度。可見，全球貿易流動正向地緣政治信任網絡內部集中，形成了所謂的“友岸外包”和區域化集團。

在普通商品受關稅嚴重干擾的同時，2025年全球半導體和數據中心設備出口額卻暴漲近40%，貢獻了當年全球貿易增長的三分之一。這類戰略技術產品得到了大幅關稅豁免，但被嚴格限制在具有地緣政治互信的陣營內部流動，形成了普通商品與戰略物資分化的貿易形態。

從微觀層面來看，價值鏈韌性成為企業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由于關鍵礦產、先進芯片、能源等供給端成為核心約束，國際企業一方面增加庫存和備用供應商，另一方面嘗試部署數字化的產業鏈管理工具，并建立高度敏捷的模塊化產能，

因此，當下的貿易競爭，已經超越了價格競爭，更多地考驗一國的產業鏈控制能力、平臺組織能力，乃至全球結算網絡的鋪展。誰能掌握這些無形基礎設施，誰就能夠組織貿易。這種貿易結構的變化，既是外部壓力，也是新的歷史性機遇。

2.2 特朗普關稅如何影響中國對外貿易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啟動301關稅以來，中美貿易關系進入高摩擦階段。從總量上看，特朗普關稅對中國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中美直接貿易的收縮，并進一步引發出口地區結構的變化。

2018年四輪301清單所覆蓋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約為3329億美元，至2023年降至1951億美元，年均降幅8.3%；2017—2025年中國對全球年出口額由2.27萬億美元增至3.78萬億美元，增幅超60%；同期對美出口由4317億美元降至4210億美元，美國方向出口增長基本停滯，美國占中國出口的比重由2018年的19.2%降至2025年的11.1%。

與此同時，東盟、BRICS和共建“一帶一路”伙伴方向上的貿易則顯著擴張。東盟由12.8%升至17.6%，共建“一帶一路”伙伴由37.5%升至50.7%。這說明，關稅并未逆轉中國出口增長趨勢，而是推動中國出口網絡由對美高度集中，轉向面向東盟、BRICS和更廣泛全球南方的多節點布局。

具體到品類來看，2018年的關稅對中美貿易產生了廣泛的沖擊。在剔除珠寶貴金屬后，首輪關稅后相對全球下滑最明顯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礦物燃料、染料涂料、鋁制品、石材水泥制品、化纖長絲、產業用紡織品、橡膠制品等傳統制造和材料環節。這里面既有中間投入品，也有典型的耐用品鏈條配套品。

以國際HS4商品分類為標準，受沖擊較明顯的商品包括電腦辦公設備零件、顯示器和電視接收設備、集裝箱、家具、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鋁板帶材、乘用車、汽車零部件等。可以看到，第一輪關稅的壓力分布相對分散，既影響到了勞動密集型消費品，也影響到了部分機電和運輸設備相關產品。

2025年的第二輪加稅，沖擊形態與2018年有明顯不同。在剔除珠寶貴金屬后，相對全球下滑最顯著的行業，集中到電氣設備、車輛、橡膠制品、機器與計算機、雜項化工品、軌交與集裝箱、鋼鐵及鋼鐵制品等領域。與首輪相比，這一輪壓力更集中于高權重制造品，尤其是電子設備、機械設備和運輸裝備鏈條，受沖擊最明顯的重點商品包括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手機和通信設備、電池和蓄電池、顯示設備、游戲機、汽車零部件等。其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和手機通信設備的對美出口降幅最為突出，電池和顯示設備緊隨其后。這一結果說明，第二輪關稅的影響 對象更接近中國當前出口結構中的核心制造品類，也更靠近全球電子、通信與電池產業鏈的主干部分。

2025沖擊的商品籃子在2024-2025年間向全球出口額僅由7483億美元降至7422億美元，總體降幅不大；但美國所占份額由24.4%降至17.1%，金額由1827億美元降至1266億美元，下降約三成。同期，歐盟金額增長約10%，東盟增長約20%，BRICS也保持正增長。這意味著，第二輪關稅雖然更猛烈地壓制了中國對美出口，但其結果仍主要體現在目的地轉換，而不是全球銷量的同步崩塌。就方向而言，東盟繼續承擔最大的邊際吸納作用，歐盟和BRICS提供了次一級支撐。中國出口體系的韌性，更多來自市場多元化和區域再組織能力，而非單一市場的回暖。

進口端的影響，與出口端并不完全對稱。在進口側，特朗普關稅及其引發的反制措施主要沖擊的是農產品、能源和部分高技術中間品，其后果體現為成本抬升和來源替代。近五年中國對美貿易逆差較大的產品，集中在大豆、處理器及控制器、燃油汽車、原油、液化丙烷、半導體設備、飛機和液化天然氣等領域。

三、中國貿易形勢的三重變化

第一重變化，是出口結構的變化。地緣政治沖突重塑了全球供應鏈的地理分布，但并未削弱中國在全球制造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相反，通過主動調整出口結構與深度參與跨國產能合作，中國實現了價值鏈角色躍遷，消費品出口增速放緩，同時越來越多地向全球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輸送工業零部件、設備和資本品，支撐其他經濟體的制造擴張。2025年，中國中間品和資本品的出口額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合計增量超過1750億美元。中國以一己之力貢獻了當年全球出口增長總量的約50%，其占全球中間品和資本品出口總額的份額已突破40%大關。

中國中間品出口已連續十余年位居全球第一，其核心競爭力依托于極度完善的全產業鏈優勢、龐大的規模效應以及對下游生產環節技術的快速迭代與整合能力。在垂直分工領域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能夠以極高的效率和極低的成本完成技術的邊際改進，從而完美適應全球下游生產制造的嚴苛需求。

從區域分布看，三類產品對應的是三種不同的外需結構：

資本品更能反映工業化、基建和制造升級需求，2025年歐洲仍是中國資本品出口額最大的區域，達到1780億美元；但如果看近三年彈性，非洲是資本品增速最快的區域，2022-2025年均增速達到30.3%，中亞則是中間品和消費品增速最快的區域，分別達到22.0%和13.8%。

中間品更多流向供應鏈型市場。2025年東盟對中國中間品吸納規模最大，達到3820億美元，且東盟自身出口結構中，中間品占比高達60%；韓國這一占比更高，達到65%，說明中國在亞洲制造鏈中的角色，仍然是區域供應鏈中樞。

消費品則更偏向終端需求市場，中國對美國、日本這類市場的消費品占比相對更高，其中美國在本區域樣本中的消費品占比達到45%，歐洲也有36%。

因此，中國出口結構背后其實對應著不同的區域邏輯。亞洲看供應鏈、歐美看終端消費、非洲中東和中亞看工業化與設備出海。

第二重變化，是貿易形態的變化。從全球看，服務貿易過去二十年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商品貿易。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都已將服務出口、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列為新增長點。貿易的邊界，已經從“貨物出海”延伸到“服務出海”和“制度出海”。 例如，由于小件包裹關稅豁免政策，跨境電商2025年以來高速擴張，2026年一季度出口累計增速超100%。

文化與娛樂產品的數字出海方興未艾。在數字貿易的版圖中，中國本土原生的數字文化內容產品，尤其是移動游戲與微短劇，近年來在海外市場實現了爆發式增長。相關產業敏銳捕捉海外用戶心理，實現了全球范圍內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第三重變化，是市場結構的變化。外需空間的地理重心正在調整。全球南方的權重上升，區域貿易網絡的作用增強。中國外貿的再平衡，主要沿著這一方向展開。

2025年，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為東盟、歐盟和美國，占比分別為17%、13%和9%，其中，美國近年來占比持續下滑，已經由高點時期的17%下降了近一半份額。中國對外貿易的重心正在從傳統歐美市場轉向以全球南方為支撐的多節點網絡。美國仍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唯一意義上的“決定性外需市場”。

以東盟和墨西哥為例，這些國家在承接了中國部分低端消費品制造份額的同時，其工廠運轉所需的上游關鍵零部件和工業設備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數據表明，中國對越南、印度尼西亞出口的平板顯示模組，對墨西哥出口的汽車零配件，均實現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

更深遠的戰略影響體現在非洲、拉美等廣大新興市場的工業化進程中。非洲當前正處于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期，對重型機械、工程設備、特種裝備等資本品的需求呈現爆發式增長。2021-2024年，中國對非洲出口資本品的年均增速高達18.4%。

中國通過大規模出口資本品和中間品，實質上是在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工業化能力，這種嵌入全球產業鏈底層的模式，構成了中國出口極強的抗周期韌性，使得中國在全球貿易格局中不僅沒有被邊緣化，反而變得更加不可或缺。

盡管2025年至2026年間中美貿易走廊嚴重受阻，但中國對東盟、中亞、中東、非洲及拉美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進出口額卻實現了強勁的逆勢增長，有效對沖了傳統歐美市場需求的波動。據WTO預測，涵蓋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占全球GDP的比重將在2029年達到43.71%，南南貿易已成為推動全球貿易體系擴容的新引擎。

全球南方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基礎設施擴張過程中。人口增長較快。消費升級和制造擴張并行。由此帶來對中間品、資本品和基礎設施相關產品的持續需求。近年來，中國與BRICS+等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增長動能持續增強，中國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正更多集中于工業部件和資本品，呈現出更強的上游供給特征。因此，全球南方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再分布的重要方向。

中國貿易地理格局的調整，首先表現為集中度下降。2018年以來，中國與前五大貿易伙伴的貿易占比持續回落，越南、印度、馬來西亞、墨西哥等新興市場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外需來源由少數大市場主導，轉為多個區域節點共同支撐。

集中度下降帶來外需韌性的提高。貿易摩擦并未改變中國出口的總體擴張趨勢，但推動了市場分布的調整。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經濟體和東盟的出口權重持續提高，非美市場對總出口形成了更強支撐。

不同區域在中國貿易網絡中的功能并不相同。當前，中東、東南亞、南亞、非洲和拉美為當前“穩外貿”的主要增量空間。其中，東盟兼具市場和制造協同功能。中東承擔轉口、能源和金融樞紐功能。拉美和非洲則更多關聯資源供給、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需求。在新的貿易網絡中，訂單、物流、倉儲、園區、支付和金融服務彼此嵌套。貿易活動由單一銷售行為擴展為復合型組織行為。區域網絡因而具備了承接外需和重組分工的雙重屬性。

從長期看，全球南方的上升是世界經濟重心變化的直接結果。中國貿易再平衡，則是這一變化在國內的具體體現。因此，全球南方應被視為中國貿易體系重構的重要承接面，既提供增量需求，也提供新的分工關系；既影響出口結構，也影響企業的經營模式。正是在貿易網絡重組的浪潮下，中國企業也正在由出口走向出海。

風險分析

（1）地緣政治對抗升級風險，中美貿易局勢可能升級，美國政策不確定性較大，中東地區形勢緊張，俄烏沖突不斷，國際局勢仍處于緊張狀態。全球經濟復蘇不及預期，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均面臨債務問題。（2）國內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續增量政策出臺進展可能不及預期，地方政府對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徹、落實不到位。（3）經濟增速放緩，宏觀經濟基本面下行，經濟運行不確定性加劇。（4）市場情緒存在進一步轉劣可能，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傳染也有可能誘發國內資本市場動蕩。（5）若經濟金融化險進程不及預期，國內部分主體債務違約風險可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