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冬的北京傍晚，天黑得特別早，八道灣的老院子里，枯樹枝晃得人心里發(fā)慌。七十多歲的周作人坐在沒那么暖的煤爐邊，對著攤開的半頁譯稿揉眼睛。離他出獄已經十幾年，離去世只剩五年，這個曾經和魯迅并肩站在新文化潮頭的文壇大拿，活成了胡同里沒人敢隨便提起的老頭兒。你說他這輩子的落差，換誰看了不想問一句，怎么就活成這樣了？

很多人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干凈舒服的散文，北大課堂上侃侃而談，和哥哥魯迅一起寫文章戳舊勢力。后來那大半個輩子，他腦袋上頂個漢奸帽子，兄弟早鬧翻，老婆是個脾氣別扭的日本人，日子過得緊巴巴的。要捋清楚他晚年的難，不能只從他坐牢受審開始說，得往前倒，從文名、婚姻到抗戰(zhàn)那步錯棋，慢慢拆。

周作人生于1885年，小時候讀私塾，是正兒八經的舊讀書人路子，1901年考上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本來是想學洋務實業(yè)的。后來去日本留學七年，徹底轉成了新知識分子，1909年在日本娶了羽太信子。回國就進了北大教書，講希臘羅馬文學，還給普通讀者寫文章講西方文學，寫東西不裝腔不堆詞藻，至今都有人說他的散文是現代白話的范本。

二三十年代他名聲有多響，圈里人都夸他學養(yǎng)夠、文字有味，也正因為這樣，后來的命運落差才特別扎眼。誰能想到，這么一位學界大拿，后來會落到那樣的境地。

剛結婚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樁中日婚姻挺新鮮，兩人在日本認識，互相都對對方滿意，結果帶回國內過日子，問題全冒出來了。錢不夠花是頭一個，周作人北大教書加寫文章，收入在當時知識分子里不算低，可羽太信子把日本老家的親戚接來一堆，全住在八道灣的院子里，人多花銷大，經常工資還沒發(fā)，就提前花沒了，日子慢慢就緊起來。

文化習慣撞得兇是第二個，紹興周家講長幼有序，花錢要省著來，羽太信子是日本城市家庭長大，消費觀念不一樣，生活講究排場。大到要不要接親戚來住，小到買布料選貴的還是便宜的，全鬧矛盾。周作人夾在中間，一邊要填錢窟窿，一邊哄老婆，還要照顧哥哥魯迅的情緒，時間久了偏向老婆，親兄弟的裂痕就出來了。

后來魯迅搬出八道灣，這事兒說白了，羽太信子攪出來的家庭矛盾，絕對是重要原因。這裂痕跟著周作人一輩子，羽太信子在中國生活幾十年，也沒融進周家。周作人對她，有責任也有說不出的累，晚年為了照顧生病的她，耗了大半精力，夫妻倆關系一直僵著。

1937年北平淪陷，大批文化人都南下跑了，周作人偏偏留了下來。那時候偽政權想拉知名文化人撐臺面，給他拋了橄欖枝，他沒拒絕，接了偽職出來做事。這事兒不管放在當時還是現在，法理道義都站不住腳，戰(zhàn)后審判他，扣漢奸帽子完全不冤。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到死都不認這個罪。他說自己只做學術，不管政治，留下來就是想在夾縫里保住點文化的東西，不是主動投敵賣國。他一直把自己當純粹的文化人，覺得只要做的是文化工作，就和政治劃清了界限。

可那是國破家亡的時候，這種中間態(tài)度根本沒地方放，法律輿論都不買他的賬，漢奸這個標簽就一直貼到他死，他也不肯揭下來。

1949年保釋出獄的時候，周作人已經六十多了，政治身份敏感，也沒穩(wěn)定收入。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請他做特約譯者，靠翻譯賺稿費養(yǎng)家。五六十年代他一個月稿費差不多兩百，后來漲到四百，看著比普通職工高，可架不住他家人口多，羽太信子常年吃藥，醫(yī)藥費就占了一大半，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

他晚年給朋友寫信，三句話不離錢不夠用，要多趕稿子賺稿費。1962年北京物資緊張，肉都要憑票買，周家連臘八節(jié)熬粥的米都湊不出來，他寫在信里語氣平平，可看著就讓人難受。

有一次羽太信子發(fā)脾氣罵他，說天天翻那些外國書有什么用，當年在北大教書多體面。周作人只說了一句，那都過去了，翻書能賺幾塊錢，總比閑著強。倆人對生活的感受完全不一樣，他覺得能靠翻譯吃飯，就還有點文人的尊嚴，老婆只覺得好日子一去不返，天天郁悶，夫妻倆晚年的矛盾，大半都是這么來的。

說到周作人，繞不開魯迅，可晚年的周作人，和魯迅后人幾乎沒來往。魯迅去世的時候，兄弟倆已經斷了聯系，后來魯迅成了新文化的旗幟，地位越來越高，周作人頂著漢奸帽子，處在另一邊，兩家后人根本沒法往來。

周作人從來不主動聯系魯迅后人，家里小輩問起要不要走動走動，他就說，人家有人家的日子，不說見也不說不見，其實就是默認不來往。說白了這也是互相保護，那個年代，魯迅后人主動接觸漢奸家屬，那是天大的麻煩，周作人這邊，和魯迅家族走得近，也容易惹出事，不見面不聯系，對兩邊都是最安全的選擇。

周作人晚年聊起魯迅，只說學術上的事兒，從來不提私人恩怨，對魯迅后人也從不評論，這份克制里，全是說不出的尷尬。

1967年周作人去世，活了八十二歲，到死都沒認漢奸罪。在他自己的邏輯里，當年留在北平只是為了做學問謀生計，不是主動出賣民族，他從來就把自己當文人，不是搞政治的。

這話放在今天看確實蒼白，客觀上他接了偽職，法律也判了，這個污點洗不掉。可換個角度看，他的固執(zhí)，也只是堅持自己對自己的定位罷了。他晚年一直沒停翻譯寫文章，留下了一大堆譯稿和散文，現在大家評價他，也都是一邊批評他當年的選擇，一邊肯定他的文學和學術價值，這種功過都有的狀態(tài)，本來就是那個年代很多知識分子的宿命。

曾經的文壇健將，最后窩在小小的書房里熬完一輩子，留下一堆說不清楚的往事，讓后人掰扯到現在。

參考資料：光明日報 周作人：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