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同菲律賓比較是可行的嗎？

在大多數關于落后經濟體發展的敘事當中，臺灣地區常常被置于優等生的位置上：它在大陸風起云涌的康米主義革命中保留住了“自由民主（考慮到臺灣的政治轉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這種稱謂更像是“輝格史觀”下敘事的后見之明）”的灘頭陣地，在東南一省實現了所謂“三民主義模范省”的成功。既是經濟增長的樣本，也是“民主轉型”的典范。

冷戰結束之后，這種經驗在比較政治學的語言中被進一步抽象化，成為一種幾乎順理成章的故事：“市場經濟帶來繁榮，社會中不斷崛起壯大的中產階級要求政治上的權利，通過當權者自上而下的制度調整帶來新秩序，”于是資本主義現代性道路的“正確性”似乎得到了檢驗，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好的意識形態敘事，其魅力正在于足夠簡潔，它將復雜的歷史進程簡化為一條線性邏輯：只要“擁抱”全球市場，只要實現了制度轉型，就能夠復制先發國家的成功路徑。這看上去似乎是“常識”的認識，卻并不能解釋所有的經濟體。

只要把視野稍微放寬，一個問題便會自然浮現出來。作為雁陣模式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實踐，臺灣地區同菲律賓都曾經有過快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兩者也具有許多可供比較的特點：獨特的地理位置、充沛的勞動力人口、以及受到了冷戰中美國的扶持、同樣長期處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內、同樣維持著選舉政治的形式、也同樣被歸入“自由世界”的陣營。

但菲律賓并沒有發展成另一個臺灣，也沒有形成韓國那樣的工業化躍升。相反，在短暫的被歸為“亞洲四小虎”之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徘徊于金融危機后的增長乏力、產業結構單一、寡頭經濟固化與國家能力不足之間。

為什么菲律賓不行？或許我們可以將視野放廣一些，將“第一島鏈”上的國家和地區綜合考量，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常識”的認識。

在今天的大眾認知中，菲律賓常被視為經濟落后的“失敗國家”。但這種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執果索因的結果。（固然，現實的狀況是比較發展成果的最重要的依據因素，但假設我們處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朝鮮半島，依靠蘇聯“經互會”體系和自然稟賦形成的半島內部“北工南農”格局的朝鮮，其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尚未實現“漢江奇跡”的韓國。難道我們就據此判斷“南朝鮮”將永遠落后而“北韓”將永遠領先嗎？）

因此，以后視今是重要的，但從整個發展歷程把握決定經濟體發展與否的核心要素可能更為全面。若回到二戰結束后的歷史情境，菲律賓不僅不落后，甚至一度被視為亞洲最具現代化潛力的國家之一。

在1946年菲律賓實現政治獨立時，其繼承了一整套美式政治制度。英語成為行政、司法與高等教育的通用語言，憲政結構、司法體系與選舉制度高度仿照美國本土模式（如同利比里亞）。

在當時的亞洲，這種嚴格的“美式制度”并不常見（拜美西戰爭所賜，菲律賓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長期作為美國的殖民地）。相較之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韓國仍處于日本殖民和朝鮮戰爭導致戰后廢墟之中，臺灣地區則同樣處于“反康基地”大規模經濟建設則尚未開始。

從經濟指標看，菲律賓的“先進性”同樣有據可循。1960年代初，菲律賓人均GDP在亞洲僅次于日本。其人均GDP約269美元，而韓國同期則為158美元，中國大陸則為89美元（估算）。臺灣地區亦低于菲律賓。馬尼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是東南亞最重要的金融與商業中心之一（一種佐證是日本和美國共同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其總部就在馬尼拉）。

60年代菲律賓馬尼拉

從冷戰結構看，菲律賓也并非邊緣角色。作為美國在太平洋的重要戰略支點，菲律賓擁有美國明確的安全承諾，美軍基地至今仍然存在，地理位置獨特（同為“第一島鏈”的一員），政治立場穩定。無論從制度、資源還是地緣政治位置來看，它都具備被塑造成“櫥窗”的條件。

因此，如果說菲律賓最終未能實現類似臺灣地區或韓國的現代化發展，原因顯然不在“起點不足”，菲律賓的起始資源更為優越。

真正的問題，出現在菲律賓如何處理自身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位置。

戰后菲律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殖民時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以種植園經濟為主的農業生產和以承接初級輕工業為主的工業生產成為菲律賓經濟的兩大支柱。糖、椰子制品、礦產資源等初級產品食品加工到爾后的電子元器件、汽車組裝等成為出口主體。美國市場的開放，為這些產品提供了穩定銷路，使菲律賓在戰后初期保持了一定增長速度。

這種增長并未伴隨產業結構的實質性升級。制造業長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環節，資本和核心技術高度依賴美國進口。國家層面缺乏明確的工業化路線圖，也缺乏對資本流向的有效引導。

60年代菲律賓馬尼拉

更為關鍵的是，菲律賓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始終有限。分散破裂的政治狀況使得財政汲取能力不足。中央集權政府的缺失導致稅收體系效率低下，使政府難以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與工業投資，既沒有發展國家的路線也缺乏實踐路線的能力。金融體系更多服務于舊有的地主與商業寡頭（權力尋租），而非新興的產業部門。

政治結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地方家族與恩庇網絡在選舉制度中占據主導地位，政策制定在朝令夕改中日趨窒礙難行，長期穩定的經濟戰略為政治寡頭的家族利益讓位于短期目標。結果是，菲律賓雖然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卻從未真正建設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經濟體系，只有寄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增長，而沒有全體人民享受到福祉的發展。

菲律賓沒有選擇利用現有的資源追求發展，或許更準確的是，它既沒有這樣的意愿，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這種結構性的缺陷，使得政經矛盾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集中爆發。

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石油危機與國際金融條件收緊，使菲律賓原本脆弱的增長模式承受巨大壓力。為維持經濟運轉與政治穩定，菲律賓政府開始大量舉借外債（當然少不了現任總統所屬的馬科斯家族的貪污腐化）。到1983年，菲律賓外債總額已超過260億美元，債務償付占出口收入比重持續上升。

80年代的菲律賓

1980年至1985年間，菲律賓經濟幾乎陷入停滯。結構的落后已經無力掩蓋經濟數值的疲軟，人均GDP開始出現負增長。1985年，其人均GDP已明顯落后于韓國，并與臺灣地區拉開更大差距。同一時期，韓國與臺灣地區仍保持制造業擴張與出口增長。直至1991年，菲律賓人均GDP才恢復到1982年水平。

冷戰結束后，菲律賓一度被寄予“重新起飛”的期待。資本自由流動加速，東南亞被視為新興市場增長前沿。九十年代的亞洲四小虎之名體現了國際社會對菲律賓等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青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幾乎徹底暴露了菲律賓經濟結構的脆弱性。與韓國相比，菲律賓在金融危機中的恢復尤為緩慢。雖然其金融體系相對封閉，避免了最劇烈的資本外逃（僅僅同泰國和馬來西亞相比）。但制造業基礎薄弱、出口結構單一，使其難以借助外部需求復蘇實現反彈。金融危機之后，菲律賓經濟增長長期徘徊在較低水平，未能像韓國那樣完成產業升級后的再平衡。這一事實，進一步凸顯了國家能力在長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

同樣不“完美”，為何韓國與臺灣能夠升級？

擁有優渥的“先發條件”，具備類似的地緣位置，卻在經濟發展的長跑中不斷落敗于其他“自由世界”的“反康伙伴”，說明菲律賓同韓國、臺灣地區的差距并非簡單的周期波動，而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累加長期制度失效的結果。由于政治上缺乏協調能力，合理的產業政策缺失，資本配置被更多的服務于金融收益。加之政治不穩定進一步削弱了政策連續性，使得經濟發展從未真正成功。

將菲律賓與韓國、臺灣地區對照，可以發現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后兩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腐敗、權力尋租與代議制度缺失，韓國的大資本財閥正是由軍人獨裁的樸正熙政府扶持而形成的，至于臺灣省，技術官僚的清廉善任與最高層的貪污腐化形成了“奇妙的反差”。兩者的腐敗程度與菲律賓相比不遑多讓。

至于權力尋租更是家常便飯，在親自由主義人士看來至關重要的自由輪替的多黨選舉，菲律賓甚至遠早于韓國和臺灣地區（畢竟承襲美國“手把手”的民主教導……），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遂行“自由民主體制”，而是在于，國家和地區是否具有能力將已有的條件轉化為發展的動力。

韓國在樸正熙時期，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掌控金融體系，以信貸與外匯配置為手段，迫使企業承擔出口任務。臺灣地區則依靠技術官僚體系與規劃機構，在有限資源條件下推進出口制造與技術升級。這兩個事例中，政權才是實現“主觀能動性”的推手。

殖民統治為著自己的利益打碎了舊有的世界，但他并不會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日本、西班牙、美國的殖民，在朝鮮半島、中國臺灣和菲律賓都塑造了畸形的經濟結構。但只有菲律賓不但在主權獨立后未能消除這些畸形結構的遺毒，反而在之上繼續著政權的運轉。

1982年馬科斯夫婦與里根

結果便是地形的破碎和種植園的經濟導致了地區寡頭的產生，地方家族在中央集權缺失的代議制度下成為事實上的國家統治者。追溯到殖民時期。美國在菲律賓推進的是代議制度，而非中央集權國家的塑造。這種制度在形式上“現代”，卻未能建立有效的國家汲取與動員能力。我們不可能乞靈于統治者的“善心”，指望他們為殖民地建立一套合理發展的制度，但菲律賓自己呢？

地方政治、恩庇網絡與家族結構，在這一框架下被進一步制度化。菲律賓始終未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整合。

就連中觀的角度，都可以窺見菲律賓的失敗。美籍韓裔政治學家康燦雄在關于“裙帶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就將菲律賓與韓國的比較分析作為。他指出，菲律賓和韓國同樣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并不存在“訴諸純粹”的“完全的市場經濟的區分”，兩者都是政府主導了經濟政策。關鍵的差別在于資本規模與國家能力的組合方式。

韓國呈現的是“大資本—強政府”的結合。國家能夠集中資源、設定目標，并通過制度化手段引導資本行為。菲律賓則呈現出“小資本—弱政府”的結構，弱政府同數量龐大的小資本媾和，交易成本高企，資源配置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現代性帶來秩序，然而現代化進程常常帶來不穩定。當社會動員速度快于經濟發展速度時，當對未來生活的期許不能被滿足而又不能為政治制度所消解時，國家往往陷入不穩定與低效。

菲律賓正好體現了這種現代化危機。

它并不缺少選舉，也不缺少政治參與，但這些參與并只服務于地方的政治家族而非普羅大眾。政黨缺乏穩定的組織基礎，政治更多圍繞地方家族與私人網絡。在專門研究東南亞政治經濟的學者，保羅哈奇克羅夫特的著作中，他用“戰利品資本主義”概括菲律賓政治經濟結構：

國家資源被視為政治競爭中的分配對象，而不是長期發展的公共工具。菲律賓的銀行體系、信貸配置與政策資源往往服務于寡頭聯盟的利益，而不是產業升級的需要。國家不是工業化的組織者，反而成為被爭奪的“戰利品”。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是用于增進人民的福祉，也不是用于產業的進步，而只是被瓜分了。

菲律賓是否證偽了“櫥窗”的說法？

所以，菲律賓并未否定所謂櫥窗現象，反而說明櫥窗成立所需條件：你需要展現你的“價值”（反對康米主義意義上的），才能獲得扶持。冷戰中兩大陣營都對各自陣營內部進行了援助，然而如何利用獨特的地緣政治條件成為了擺在每個政權面前的難題。菲律賓缺乏的正是這一點。它被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卻沒有帶來現成的國家機器。擁有資本主義制度，卻沒有形成運用的能力。

外部扶持既不能直接制造成功，也不會自動造成失敗。長期殖民、市場開放與安全保障，為三者提供了相似的國際環境，但結果差異顯著。關鍵變量不在是否進入世界市場，而在國家是否具備組織經濟的能力。

換言之，櫥窗并不是“現代化發展的萬靈丹”，而是“獨特地緣格局帶來的危險福利”。這里我們不得不將大陸引入，和臺灣地區、韓國、菲律賓相比。大陸最為特殊的是它不同于其他經濟體，由于其龐大的體量和近代以來屈辱歷史的深刻影響，使大陸不可能也沒有意愿將自己的發展完全寄托于外部的資源挹注。

這不是盲目的排外主義，我們對外資、對先進的技術、始終抱持著‘拿來主義’的態度。但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歸根到底要依靠廣大的人民，依靠我們自己，依靠內生性的力量。這不僅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也是捍衛現代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