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北京中南海，一場討論烈士紀念的內部會議剛剛結束。那個夏天北京酷熱難當，會議室里的吊扇轉了一下午也吹不散悶在屋里的暑氣。幾個干部夾著筆記本從走廊里走出來，表情都有些不自然。他們剛剛聽到了一個讓他們心里發沉的指示，大意是：以后少紀念瞿秋白，多宣傳方志敏、劉胡蘭這樣的同志。

這話一出來，在場的人誰也沒吭聲。瞿秋白1922年入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歷史關頭主持八七會議，會上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935年從容赴死，犧牲時年僅36歲。1955年，瞿秋白的遺骨才從福建長汀遷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七年之后，為什么要“少紀念”？散會之后，有人走到院子里點了支煙，站在老槐樹下很久沒抽第二口。

事情還要從1962年的一本書說起。

那年，一個叫司馬璐的人在香港出版了一本《瞿秋白自傳》，書的末尾附了瞿秋白在獄中寫的一份遺稿的全文。這份遺稿有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標題——《多余的話》。毛看過之后，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說，實在看不下去，問陸定一手稿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又對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說，《多余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

接著他問周揚：為什么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么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幾個月后，1963年第4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毛在上面批了十二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話當然不是針對瞿秋白寫的，但讀過他批示的人都知道——李秀成是一面鏡子，照出來的影子是瞿秋白。

質疑從一開始就沒有停過——瞿秋白到底在《多余的話》里寫了什么？會讓一個對他知根知底的領袖說出“以后少紀念他”？

要理解那篇文章，先得理解寫文章的人。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樓，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祖上曾經闊過，祖父是咸豐年間的舉人，在江西做過幾任知縣。父親瞿世瑋能畫一手好畫，尤擅山水，粗通醫理，劍法、書法都有涉獵，卻常年游蕩無事，一大家子的開銷全靠親戚接濟和母親典當。瞿秋白從小在父親的畫室里長大，看他畫山水、畫蘭竹、畫仕女。那些墨色濃淡干濕的變化，那些宣紙上滲開的筆觸，是他童年最早的美學啟蒙。這種文人氣日后滲進他的骨頭里，再也洗不掉。

跟瞿秋白打了一輩子交道的那些革命家，很多人的記憶里都印著一個畫面：他在燈下看書。他精通俄語，自修英語、法語，哲學、社會學、文藝理論，什么書都讀。他不屬于那種只會喊口號、拍桌子的革命者，他是用文字工作的人。

1916年春節前后，他的母親金璇被債臺壓垮，在正月初五的雪夜里吞下了一把紅頭火柴，自盡了。那一年瞿秋白17歲。三天之后，他一夜沒睡，在慘白的日光下寫了《哭母詩》。世上最疼他的人，用一種最慘烈的方式離開了。一個人十七歲就看見過最親的人被生活碾碎，此后終其一生，他在面對任何權威的時候都很難再產生真正的恐懼。但有另一種情緒會糾纏他一輩子——憂郁。不是撒嬌式的憂郁，是那種根植于骨血里的、俄羅斯式的、看著大雪覆蓋荒原卻無處可去的憂郁。

1917年，瞿秋白考進了北京俄文專修館，不收學費。原因是家里實在掏不出錢供他上北大。北大在沙灘，俄專在東總布胡同，相隔不過幾條街，學費的差距卻是天壤之別。他在這里熟練掌握了俄語，還自修了英語和法語。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瞿秋白作為俄文專修館學生代表，上了街，參與了游行演說，因為太激進兩次被反動當局逮捕。那時候他已經患了肺病，出獄后病情復發，咳出來的血絲洇紅了手帕。他卻不怎么在乎，跟同學說：“干了這平生痛快事，區區吐血算什么。”

1920年10月，21歲的瞿秋白以《晨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從北京出發去了蘇俄。肺病已經很嚴重，親友們都勸他別去了，他回了四個字——“寧死一行”。那一年的莫斯科，不是今天的莫斯科。一戰和三年內戰之后，蘇俄被封鎖得像一座孤島，饑荒正在街頭蔓延，每天都有餓死的人被從工棚里拖出去。他拖著咯血的病體，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里采訪工人、士兵、農民，寫下了《俄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三個月內他三次見到列寧。

1922年，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太雷是他少年時代的同窗摯友，兩個人一起在常州的巷子里長大，一起進俄文專修館，又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張太雷的友誼，是瞿秋白在革命隊伍里最深厚的情感紐帶之一。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張太雷犧牲的消息傳到上海，瞿秋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一整天沒出來，也不吃飯。他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倒在了他親手制定的暴動路線上。

1923年回國后，瞿秋白的筆再也沒停過。他最早從理論上提出并論證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較早提出無產階級應把握領導權，較早指出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較早指出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新青年》《向導》《熱血日報》上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同樣是這一年，他重新翻譯了《國際歌》的詞和簡譜，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從此，從上海的石庫門到江西的土坯房，再到長征路上那一排倒下的軀體旁邊，《國際歌》的旋律再也沒有斷過。

1927年，大革命失敗。

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從廣州到長沙，從南昌到南京，各路反動勢力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這之前，陳獨秀領導的黨中央步步退讓，自動解除工農武裝。僅僅幾個月，近六萬黨員銳減到不足一萬。黨懸在懸崖邊上。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瞿秋白被歷史推到了最前面。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在漢口召開。史稱八七會議。瞿秋白代表臨時中央常委會作了《關于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上決定了一條新的總方針——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組成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這一年，他二十八歲。

從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是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的時期。這段路走得磕磕絆絆。他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在全國范圍組織了多次武裝暴動。有些起義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暴動因為缺乏群眾基礎、敵我力量懸殊而遭到了慘痛的失敗。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張太雷犧牲。各地暴動的慘痛失敗，使瞿秋白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開始有所覺醒，決定停止兩湖年關總暴動。1928年3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帶頭作了自我批評。這次“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不到五個月就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結束了。

犯過錯誤，認了賬，改了方向。但后來的黨史敘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只記住了這個“書生”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卻忘記了另一個事實：當黨最危急的時刻，是這個文弱書生挺身而出，用一支筆把一盤散沙重新捏合在一起。他的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在黨內影響極大，被稱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馬基雅維利”——不為權謀，只為救國。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大，隨后留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兩年之后回國，主持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然后，打擊就來了。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王明掌握了中央領導權。瞿秋白被扣上“調和主義”的帽子，被撤銷了中央一切職務。罪名很抽象，但拳拳到肉。他被從政治舞臺上趕了下來。

被趕到上海的瞿秋白，反而找到了這個世界上最懂他的人。那個人的名字叫魯迅。

1931年下半年，魯迅和瞿秋白開始通信，那時還沒有見過面。馮雪峰居中牽線。魯迅一聽說瞿秋白的俄文功底，立刻就急了——“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翻譯這類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

1932年夏天，魯迅和許廣平帶著兒子海嬰，第一次登門去南市的臨時住所看了瞿秋白夫婦。魯迅平素對訪客極為挑剔，尤其厭惡那些上門來求序、求字、求引薦的“文學青年”。但那天他一進門就坐在瞿秋白對面，兩個人抽著煙，聊了一整個下午。魯迅后來對馮雪峰說了一句評語——“何苦（瞿秋白筆名之一）的文章，明白暢曉，是真可佩服的！”

此后，魯迅的家成了瞿秋白的避難所。國民黨特務在全上海搜捕他，瞿秋白前后三次跑到魯迅家中躲避。魯迅對瞿秋白有一種極深的信任，那副對聯就是證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主動寫了送給瞿秋白的。魯迅一輩子清高孤傲，對人很少有親近的舉動，能讓他說出“知己”這兩個字的人，這輩子只有一個。

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央領導崗位之后，翻譯了大量蘇聯文學作品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還寫了大量雜文，為了通過國民黨的新聞檢查，他的筆名換了又換，有些文章后來被收進魯迅的集子里出版，長期以來讀者都以為是魯迅寫的，直到多年以后才考證出真正的作者是瞿秋白。魯迅晚年籌劃出版瞿秋白的譯文集，1936年魯迅也病倒了，但他在病床上依然親自校對《海上述林》的清樣。這本書在瞿秋白犧牲一年之后出版，編輯署名是“魯迅”。這也是魯迅生前編定的最后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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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瞿秋白抵達中央蘇區瑞金，擔任教育人民委員兼蘇維埃大學校長。一年之后，中央紅軍主力從于都出發，開始長征。瞿秋白被留了下來。他的肺病已經到了重度階段，咳血、乏力、不能長時間行走。留下來的人組成了蘇區中央分局，負責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主力走后，剩下的人就是敵后戰場上的靶子。

1935年2月，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的途中，行至福建長汀濯田梅逕村時，被國民黨保安團圍捕。起初身份沒有暴露，他化名林琪祥，自稱是被紅軍抓去的軍醫。但后來叛徒指認，他的真實身份被查了出來。蔣介石得知消息，親自下令將瞿秋白押送到長汀，由嫡系部隊第36師嚴加看管。36師師長宋希濂是黃埔一期畢業生。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宋希濂在廣州聽過瞿秋白的演講，對瞿秋白十分尊重。這次見面，宋希濂給他安排了單獨房間，提供的伙食與師部同級，也不限制寫作。

蔣介石派了軍統和中統的人輪番前來勸降。開出的條件不可謂不優厚——只要聲明脫離共產黨，就可以到南京去做翻譯工作，做教授，甚至不需要公開發表悔過聲明。瞿秋白拒絕了。1935年5月17日到22日，瞿秋白在汀州試院的一間囚室里寫下了《多余的話》。

這篇長達一萬余字的遺稿，從頭到尾沒有出賣一個人。文中沒有提到任何一個組織名稱、任何一個地名、任何一個交通站或任何一筆黨的經費去向。瞿秋白在文中承認自己是一個“半吊子文人”，說成為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他說自己其實最適合做翻譯和教書，卻被時代推到了政治漩渦的中心，深感力不從心。他寫道：“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斗爭，放下了武器。”就是這句話，后來被許多人斷章取義地抽出來，當成他叛變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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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清晨。

瞿秋白換上了一身他平時舍不得穿的衣服——中式黑色對襟衫，白色齊膝短褲，黑色長筒襪，黑色布鞋。他緩步走出囚室，先在中山公園的涼亭里拍了張遺照。照片中的他背手挺胸，兩腿微分，面帶笑容。照相完畢，他坐在亭中自斟自飲，旁若無人。

從中山公園到羅漢嶺，大約兩華里。正常人走這段路大概一刻鐘，他走得很慢。他手上夾著煙，邊走邊用俄語唱起了《國際歌》，隨后又用自己翻譯的中文唱了一遍。路兩旁的圍觀百姓看著他一步一步走過去，沒有人出聲。

到了刑場，他環顧一圈，在碧綠的草地上盤膝坐下。迎著槍口，他對劊子手微微點了一下頭：“此地甚好，開槍吧。”槍聲響起，他倒在草地上。

那一年，他三十六歲。

《多余的話》手稿在他死后落入了國民黨當局手中。1935年，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了其中部分內容，1937年3月，《逸經》半月刊全文登載。但中共方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認為《多余的話》是國民黨偽造的。丁玲后來回憶，她在延安時問過許多人，大家都說那是假的，可她讀了之后認為，那種文字風格別人模仿不來。陸定一也一直認為是偽造的，當年地下黨的同志曾聯系他說有人手上有《多余的話》原稿要賣，他拒絕了，認為是偽作。但不久后他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時，聽到周恩來說：“我看過《多余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當事人宋希濂后來也親口證實，《多余的話》確為瞿秋白所寫，國民黨方面并未做改動。真偽之爭自此基本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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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毛的批示之后，瞿秋白這三個字被一層一層地從宣傳材料里往下剝。到了“十年”時期，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以《多余的話》為依據，給瞿秋白強加上“貪生怕死”“投降了敵人”“叛變了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等罪名。他的墓被人砸開，遺骨被毀，連八寶山也容不下一個叫瞿秋白的人。

粉碎“四人幫”之后，胡耀邦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1979年，陳云要求中紀委對瞿秋白問題“實事求是地予以研究”。他對來訪的外國朋友說：“他無非就是寫了個《多余的話》，有消極的東西，但臨死前他還高喊口號：‘共產主義萬歲’、‘共產黨萬歲’。”根據陳云的指示，中紀委于1980年9月寫出了關于瞿秋白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指出：“復查的結果確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后，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紀委的復查報告，并批轉全黨，為瞿秋白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報告對《多余的話》做出了明確的結論——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后‘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

1980年夏天，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科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合舉行了紀念瞿秋白就義四十五周年座談會，周揚在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瞿秋白的一生。李維漢也發了言，他說：“在中國共產黨歷史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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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被排擠出政治舞臺中心之后，曾多次跟身邊的人說過，他真正想做的，其實就是翻譯、教書、寫文章。他是一個書生，被革命的浪潮推到了最前沿，為黨在極端危急的時刻穩住了航向。在革命洪流中他用筆墨構建了最初的許多理論框架，也在政治旋渦中吞下了苦澀的果實。

現在去常州，還能在青果巷找到他的故居。門楣上掛著的牌匾沒有寫著“偉大的革命家”這一類大字，只是靜靜地標記著一個名字。從一個在畫室里臨摹父親山水畫的孩童，到一個在囚室里寫下《多余的話》的囚徒，中間隔了整整三十六年的山河歲月。從長江邊的羅漢嶺到北京西郊的八寶山，一個名字在歷史的塵土里埋了很久。但銹跡最終會被擦掉，字刻在石頭上，風吹不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