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看到一張圖：2026年一季度，全國28個省份財政收支情況里，已經沒有任何一個省能實現財政100%自給。

在很多年里，江浙滬一直是中國財政體系中的“輸血者”，長期貢獻財政盈余，現在，連這些地方也開始需要“央媽接濟”了。

2026年對江浙滬而言還有一個重要的節點性事件，那就是人均GDP正式超過2萬美元，成為發達經濟體。

如果再進一步，只算蘇錫常滬這個最核心區域，那么人口、GDP總量和人均GDP，與韓國極為接近。

這意味著，中國人小時候課本里那個“四個現代化”的愿望，在包郵區已經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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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江浙滬走到今天，用了48年。

東亞社會，都是儒家文化區，鼓勵教育、積極進取，人民也都一樣勤勞智慧，卷天卷地卷自己。

日本從1955年戰后恢復結束，到1973年成為發達經濟體，用了18年。韓國從1962年樸正熙上臺，經濟開始起飛，到1996年進入發達經濟體，用了34年。

臺灣地區從1960年開始安心發展經濟，到1992年進入發達經濟體，用了32年。香港差不多也是32年。澳門更快，28年。

朝鮮：都看我干嘛？

包郵區這些年，到底做對了什么？

有人說是政策，有人說是外向型經濟，有人說是加入WTO，有人爭論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還有人說是中西部能源、人力和資源支持。

這些當然都有道理。但不多。

因為江南地區的繁榮，并不是1978年才突然開始的。

從唐朝開始，中國經濟重心就已經南移。到了宋代，江南已經是全國財政核心。明清時期更明顯，“天下財賦，半出江南”。

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這一帶，也就是今天的蘇錫常加浙北地區，是全國賦稅最重、工商業最發達、城鎮化最高的地方。

即使放到全球，也是第一梯隊。

那時候的江南，是世界工廠，絲綢、棉布、瓷器、茶葉，占據全球高端市場。也是白銀洼地，美洲、日本生產的白銀，嘩啦啦地流到這里，所現在才有那么多沈萬山等人留下的大宅子。

很多人總覺得，中國制造是改革開放后才突然出現的東西。

其實不是。中國尤其江南地區，長期擁有世界級手工業和商業體系，只是后來在工業革命、殖民擴張和近代戰爭中掉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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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江浙滬何以在各個時期先走一步呢？

這件事說復雜，可以寫幾十本書，但說簡單，也真沒那么復雜，也就是兩條。

第一，自然環境得天獨厚。長江下游平原，本來就是東亞最適合發展農業和工商業的地方之一。

河網密布，航運發達，氣候溫潤，土地肥沃。農業時代，這意味著高人口承載能力。工業時代，這意味著低物流成本和巨大市場密度。

今天很多人談產業集群、供應鏈協同、城市群經濟，其實江南在古代就已經有了雛形。蘇州一個鎮做絲綢，隔壁做染坊，再隔壁做紡織機，最后通過運河進上海出口。本質上和今天長三角產業鏈并沒有太大區別。

第二，人民群眾確實吃苦耐勞。

這個話現在很多人不愛聽。因為一說“勤勞”，好像就變成了雞湯。

但你去看改革開放初期的江浙滬，尤其是溫州、義烏、昆山那一代創業者，真的就是拿命拼出來的。

溫州人全國跑，蘇南人全家進廠，上海人搞技術改造，義烏人凌晨三點出攤，昆山臺企流水線一天干十二小時。

所謂“中國制造”，本質上就是無數普通人一點點熬出來的。當然也包括無數中西部來的人。

今天很多年輕人覺得“996”已經很痛苦。但上一代人的工作強度，比這大得多。

區別只是，那時的人相信，辛苦能換來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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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要再加一條經驗，那就是：政治上不要亂折騰。

這是最重要的。可以看一下半島上，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巨大區別，就會明白一個地方能不能發展起來主要看兩個因素：政治制度和國民素質。

經濟發展這件事，需要長期積累。

修路、建港口、搞教育、發展工業鏈、培養技術工人，這些都需要穩定的環境。

如果今天搞這個路線，明天換那個方向；今天允許發財，明天又全面打擊；今天鼓勵市場，明天又否定市場。

再聰明、再吃苦耐勞的人民，也會被玩壞。

而1978年之后，中國終于進入了一個長期穩定發展周期。

當然期間有來來回回的拉扯，但總體上大家開始默認，賺錢是正當的，做生意是光榮的，工廠是財富，技術是生產力。

這才有了后來的一切。

很多人喜歡討論模式，其實模式沒那么重要。

人類歷史上所有成功工業化地區，最后總結起來，都很樸素：

別打仗，別內耗，別亂折騰，別搞宏大規劃，讓老百姓安心掙錢。

然后時間自然會產生力量。

今天，中國人均GDP接近1.4萬美元，和世界平均水平大體一致。

如果按現在趨勢走下去，中國整體進入發達國家，大概就是2040年前后的事情。

那時候，距離1949年建國，差不多正好100年。“百年復興”這個詞，真正具象化。

到了那時，人們如果重新總結建國100年的經驗教訓，大概會把這一條放在首位：

少走彎路繞路。

當然，今天，這句話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