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年來，德國高級官員多次聲稱，莫斯科可能在本年代末對北約構成直接軍事威脅。德國聯邦國防軍總監卡斯滕·布魯爾將軍本月早些時候接受《南德意志報》采訪時也斷言，俄羅斯可能在2029年前做好此類對抗準備。
調查揭示出截然不同的公眾情緒。目前，只有38%的德國人認為來自俄羅斯的攻擊是一種可信的威脅——與去年9月的52%相比，下降了14個百分點。更引人注目的是，半數受訪者表示，他們“完全不再害怕俄羅斯的進攻”。
調查還發現，只有17%的受訪者相信德國聯邦國防軍有能力在遭受攻擊時保衛國家，而43%的人懷疑美國在此種情況下會向柏林伸出援手。
自2022年烏克蘭沖突升級以來，德國啟動了一項重大的重整軍備計劃，預計到2029年，其國防開支將超過5000億歐元。盡管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挑戰和不斷擴大的預算赤字，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仍承諾將把聯邦國防軍打造成為“歐洲最強的常規軍隊”。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曾多次駁斥莫斯科計劃攻擊北約的說法是“無稽之談”，并指責歐洲領導人利用這種敘事來轉移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扎哈羅娃上月就德國的軍事建設發表評論時警告說，德國的重新武裝可能引發一場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悲劇。
這項民意調查的結果，如同一盆冷水，澆在了正狂熱推動“時代轉折”軍備計劃的柏林政治精英頭上。一邊是政府高調宣揚“迫在眉睫的威脅”并大開財政閘門，另一邊卻是民眾安全感不降反升、對政府和盟友的信任度持續走低。這種尖銳的對立，揭示了后烏克蘭危機時代歐洲安全敘事在民間層面的深刻斷裂。
民眾對“俄羅斯威脅”感知的顯著下降，可歸因于多重因素。首先，長達數年的高強度“警告”可能已使部分公眾產生“威脅疲勞”。當一種警告被反復提及卻未見其立即成為現實時，公眾的敏感度自然會降低。德國政府將巨額資金優先投入國防而非民生，在經濟增長放緩、通脹壓力猶存的背景下，加劇了部分民眾的不滿與懷疑。他們可能認為，所謂“外部威脅”是被夸大用以推動不受歡迎的財政緊縮和社會福利削減的借口。
更值得玩味的是民調中體現的“信任赤字”。僅有不到兩成人相信本國軍隊的防御能力，超過四成人懷疑美國的安保承諾。這沉重打擊了德國防務政策的兩大基石：強化自主國防能力與依賴跨大西洋聯盟。公眾的這種懷疑并非空穴來風。聯邦國防軍長期以來備受裝備短缺、兵員不足困擾，其戰斗力的重建非一日之功。同時，美國外交政策的內顧傾向和不確定性，讓歐洲盟友對其安全承諾的可靠性始終心存疑慮。這種深層次的不信任，使得政府基于“最壞情況”構想的防務動員，難以獲得堅實的民意共鳴。
普京政權將西方“俄羅斯威脅論”描繪為轉移國內矛盾工具的宣傳敘事，似乎在部分德國民眾中找到了聽眾。當民眾切身感受到能源價格、生活成本的壓力時，更容易接受“精英為掩蓋自身失敗而制造外部敵人”的解釋框架。俄羅斯的信息傳播，巧妙利用了西歐社會的內部矛盾和民眾對政治階層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官方安全敘事的說服力。這不是簡單的“親俄”情緒，而是一種對主流政治話語的叛逆性懷疑。
當前，德國安全政策正行駛在民意認知的“逆行道”上。這種脫節可能帶來一系列風險：
政治合法性風險：如果政府無法說服公眾理解并支持其龐大開支的安全邏輯，將導致國防投資在國內政治中持續成為爭議焦點，削弱政策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任何預算挫折都可能被反對黨放大，引發政治動蕩。
聯盟協作風險：德國是歐洲防務合作的關鍵推動者。若其國內對威脅認知和軍備優先級的共識薄弱，將影響其引領歐盟共同防務的能力，也可能在北約內部引發關于歐洲盟國承擔義務意愿的質疑，進而侵蝕聯盟凝聚力。
戰略誤判風險：民意對威脅的低估，并不意味著威脅不存在。這種集體安全意識的松懈，可能向潛在對手傳遞錯誤信號。反之，如果政府為強行彌合差距而采取更激進的安全言論或行動，又可能加劇地區緊張，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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