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此前幾輪談判一樣，本月早些時候在華盛頓舉行的、由美國斡旋的最新一輪黎巴嫩與以色列會談，再次顯示出戰爭如何借由外交被洗白。

這類會談的作用，是把以色列的侵略正常化，使其成為政治進程的背景條件。要求停火不再是談判的前提，而只是談判桌上的一個議題。

這些會談已經不再是結束以色列侵略的手段。相反，它們正在成為管理并合法化這種侵略的實際框架。

正因如此，黎巴嫩政府如今越來越多地被貼上一個標簽：它不只是一個在壓力下軟弱的政權，更像是“黎巴嫩境內的占領當局”。在這種敘事中，黎巴嫩政府接受了美國和以色列共同塑造的一種說法：以色列并不是在轟炸黎巴嫩、入侵其領土、殺害并驅逐其民眾，而只是在打擊真主黨及其軍事基礎設施。

這一進程本身的結構，已經清楚說明了這一點。美國國務院5月15日宣布，“停止敵對行動”將延長45天。按其說法，這一“停止敵對行動”始于4月16日，盡管以色列一直在持續轟炸黎巴嫩。

就在這一宣布之后，以色列的空襲至少造成三十多人死亡，另有200多人受傷。

華盛頓把黎以談判進程拆分為兩條線：一條是政治軌道，定于6月2日恢復；另一條是安全軌道，定于5月29日在五角大樓啟動，由兩國軍方代表團參加。

媒體報道顯示，目前推進中的方案把真正的停火置于兩個相互關聯的條件之下：其一，是以色列逐步撤軍，這一過程可能長達兩年；其二，是建立一套由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國共同參與的全面執行機制，以解除真主黨的武裝。

據報道，這一方案還包括組建一支新的黎巴嫩軍隊旅，由美國出資、提供裝備并負責訓練，同時華盛頓還將參與該旅軍官和人員的遴選。換句話說，這將是在黎巴嫩國家內部建立一支經過外部審查的強制力量，負責落實解除武裝中的軍事部分，而這樣的授權據稱也可能包括突襲民宅。

邏輯被顛倒

在這種安排下，結束以色列的占領和侵略，不再是任何外交進程的起點，而成了拆解真主黨之后才能獲得的“獎勵”。

這顛倒了整個沖突的邏輯。抵抗不再被視為占領的結果，反而被當作占領的原因，敵人也因此被從外部轉移到內部。

在這種敘事中，占領不再是侵略，而成了一種被邀請進入的“紀律性存在”。它維持著黎巴嫩作為美國保護國的狀態，并圍繞一種政治、經濟和安全秩序運轉，而這一秩序的核心目的，就是壓制對本國領土被肢解的抵抗。

從實際操作看，華盛頓把和平建立在一個它明知無法滿足的條件之上，因為真主黨拒絕解除武裝，而黎巴嫩軍隊指揮層也拒絕被拉入與該組織的對抗。

這就制造出一種“和平進程”：它無限期地為以色列持續的軍事侵略發放許可。因此，這些會談不只是達到某個目的的手段，它們本身已經成了目的。

這些會談把黎巴嫩持續鎖定在正常化和安全化軌道上，同時又為以色列持續的侵略和占領提供法律與政治上的掩護。

正在浮現的，并不是一項和平安排，而是一種以威脅為基礎的聯盟。這個聯盟由以色列、美國和黎巴嫩當局構成，而黎巴嫩則被置于次要協同作戰者的位置，承擔針對真主黨的反叛亂任務。

聯盟不同于和解安排。聯盟會讓成員之間圍繞第三方形成持續義務。因此，正在形成的這一框架，不能被理解為試圖解決黎以沖突，而更像是把以色列、美國和黎巴嫩當局綁定進一項共同的反叛亂任務之中。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耶希埃爾·萊特用一句話概括了這種邏輯。他說，要“像沒有真主黨一樣達成和平條約，又像沒有和平條約一樣打擊真主黨”。

這一擬議中的框架表面上使用和平與關系正常化的語言，實際上卻在制度化一場永久性的反抵抗安全行動。

右翼孤立主義

一個已經進入這種安全聯盟的政府，不能再用“主權”這套語言來理解，哪怕它的支持者一再、甚至帶有諷刺意味地把自己稱作“主權派”。

更準確地說，它是黎巴嫩右翼孤立主義傳統在制度層面的繼承者。所謂“孤立主義”，從來不是拒絕外國監護，而是要求讓黎巴嫩與阿拉伯政治和抵抗政治隔離開來，同時繼續依附西方，并在直接或間接層面與以色列保持一致。

當前時刻更危險之處在于，這一傳統已不再以過去那種宗派形式出現。它已經褪去了鮮明的馬龍派基督徒色彩，轉而成為一個跨宗派政治階層的共同語言，只是將什葉派排除在外。如今，這一階層在反對什葉派抵抗共同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身份上形成了統一立場。

過去，正是這一右翼傳統把巴勒斯坦敢死隊塑造成黎巴嫩內部的“第五縱隊”；如今，這套邏輯又被重新激活，矛頭指向真主黨，并借此進一步指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什葉派。

總統約瑟夫·奧恩提出“別人的戰爭在我們的土地上”這一說法，可以被看作是1975年長槍黨舊有話語的世俗化、制度化版本。在那套話語中，武裝抵抗以色列不再被視為一個植根于占領和被剝奪處境的黎巴嫩問題，而被重新定義為闖入民族共同體的外來之物。

變化的不是其底層邏輯，而是它如今采取的制度形式。曾經屬于右翼民兵的話語，如今被翻譯成了國家主權的語言。

因此，奧恩4月27日所說的那句話——“叛國屬于那些為了外部利益把黎巴嫩拖入戰爭的人”——并不只是對真主黨戰略決策的批評。“叛國”不只是一個道德指控，它還是國家用來界定誰屬于政治共同體、誰又作為內部敵人被排除在外的分類方式。把抵抗定性為叛國，也就意味著把它從合法的國家內部意見分歧，轉移到懷疑、不忠和內部威脅的領域。“別人的戰爭”

盡管奧恩在形式上針對的是領導層，但這一指控不可能只停留在那里。它會向外擴散，覆蓋該組織的社會基礎，也就是所謂的“抵抗共同體”。近期民調顯示，這一群體約占什葉派人口的93%，其政治身份仍與真主黨的精神氣質密不可分。

只要這種精神氣質是嵌入社會之中的，而不只是組織層面的，那么在話語上，什葉派就會被重新定位為讓外部利益進入國家的那部分人口。

他們的死者不再被視為以色列侵略下的黎巴嫩遇難者，而被視為“別人的戰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他們的流離失所不再是國家創傷，而成了某種可疑政治依附關系的后果。

而當他們被塑造成如今已被定罪的抵抗活動的“支持環境”之后，對他們的打擊也就被合理化為一種以人口為中心的反叛亂行動的一部分。美國要求解除真主黨武裝的壓力，正把黎巴嫩推向懸崖邊緣。

因此，當前發生的，并不是黎巴嫩通常意義上的宗派他者化，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政治性去國民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整個共同體是否有資格屬于這個國家，取決于它是否愿意放棄那種曾經用來保衛自身土地、尊嚴與安全的抵抗。而這種抵抗，在國際法下本是正當權利。

長槍黨領導人薩米·杰馬耶勒把這種邏輯說得更直白。他把抵抗的教義稱作“洗腦”，并堅持認為，黎巴嫩共和國“無法與這樣的教義共存”。

因此，華盛頓和特拉維夫所設想的戰后秩序，并不只是一個屈從于以色列、并被剝奪真主黨武器的黎巴嫩，而是一個必須先馴化或消除什葉派共同體政治代表權，才能維持其安全安排的黎巴嫩。

從這個意義上說，解除武裝不僅是一項軍事要求，也是一項政治重新分類工程。在這一工程中，占領被正常化，抵抗被定義為叛國，而那個拒絕把土地交給以色列的共同體，則被重新定義為國家內部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