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就對伊朗開戰的可能性征詢軍方高層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上將主張謹慎，并頗有預見性地警告說，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升級，伊朗領導層可能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口中這位自我標榜的“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卻對這場沖突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態度。

特朗普近日在一場記者會上回憶說：“皮特，我記得你是第一個表態的人。你當時說，‘干吧，因為不能讓他們擁有核武器。’”美國人參軍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是為了報效國家，有人是為了獲得經濟上的穩定，也有人只是想融入某個群體。對赫格塞思來說，對軍事勝利的渴望，以及對男性氣質蛻變的追求，似乎壓倒了一切。

長期以來，赫格塞思關于這些戰爭的說辭，大體沿襲了共和黨主流論調：用“穩定民主即將到來”的承諾，掩蓋中東及其他地區的混亂與死亡。但他的那種狂熱似乎還指向更深層的東西：他顯然急于從自己的軍旅經歷中，榨取某種個人意義上的自我確認。

昆西研究所中東政策副主任、海軍陸戰隊老兵亞當·溫斯坦在談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時對我說：“基層官兵，甚至一些軍官，都已經接受了這些戰爭失敗的嚴重性。”昆西研究所是一家關注和平與外交的無黨派智庫。他說：“一種很深的感受是，犧牲與失去最終都毫無意義。這會導向宿命論，也會導向伊斯蘭恐懼癥。更健康的結果，則可能是開始反思干預主義原則，以及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本身。”

而赫格塞思則完全回避了任何個人層面或地緣政治層面的清算。一旦“全球反恐戰爭”在政治上變得難以辯護，他便開始尋找各種借口，以免自己的軍旅生涯被一并卷入反思之中。他沒有去追究戰術或情報上的失敗，而是讓自己的言論轉向更陰暗的方向，越來越明顯地帶有伊斯蘭恐懼、厭女情緒，以及一種帶毒性的男性氣質。

隨著知名度不斷上升，赫格塞思愈發強硬地宣稱，五角大樓意志薄弱、殺傷力不足，而且充斥著無能又怯懦的領導者，其中很多還是在他看來被“不公平提拔”的女性或少數族裔。至于他的藥方，則和他的診斷一樣粗暴而遲鈍：美國只需要在中東打得更狠，直到任務完成、直到“伊斯蘭極端主義”被消滅。

他的一位前同事對我說：“我從來沒覺得他真想離開中東。”我問溫斯坦，他2012年在阿富汗服役時，是否看到伊斯蘭恐懼情緒在表層之下涌動。他回答說：“根本不在表層之下，而是擺在明面上。但你想想，二戰那一代人當年是怎么談論日本人的？把對方非人化，本來就是戰爭的自然產物。”“想要什么，就去爭取”

赫格塞思在明尼蘇達長大，少年時期看上去幾乎是“美國男性”的標準模板：虔誠、擅長運動、談吐得體，而且相貌出眾。但他也為自己感受到的“軟弱”而羞恥。

他在2016年出版的《置身競技場：好公民、偉大共和國，以及一場演講如何重振美國》一書中寫道：“我小時候不打架，也回避沖突，說實話，因為我害怕。”在書里，他稱贊父親布賴恩擁有“正直”與“斯堪的納維亞式的工作倫理”，但同時也流露出一種并不完全掩飾的怨意：自己并沒有被有效地培養出男性化的攻擊性。他寫道：“我父親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但對抗并不是他的強項。”

赫格塞思認為，服兵役能賦予自己此前缺失、而又迫切需要的男子氣概。這也是他實現階層躍升和獲得聲望的最佳路徑。到了申請大學的時候，他同時報考了美國最負盛名的軍校西點軍校，以及他希望借此爭取預備役軍官訓練團獎學金的普林斯頓大學。兩所學校都錄取了他，而他最終選擇了后者，并于1999年踏上了新澤西那片綠意盎然的校園。

選擇普林斯頓，也讓赫格塞思意外走上了一條與另一位來自明尼蘇達的前輩——小說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頗為相似的道路。兩人都出身工薪階層，都進入普林斯頓求學；他們一邊對精英氣息感到不適，一邊又渴望得到這種精英世界的認可。兩人都在校園里形成了自己的寫作聲音，后來也都加入了陸軍。

兩人都曾在酒精和女人問題上掙扎，不過與赫格塞思不同，菲茨杰拉德對自己的惡習多少還有些反思。他最初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說命名為《浪漫的自我主義者》，后來改名為《人間天堂》。小說講述的是一名英俊的普林斯頓中產青年，他的貪婪與社會野心妨礙了自己尋找真正的愛情。

在普林斯頓，他被視為一個“有很多面孔”的人：他高調支持伊拉克戰爭，攻擊校園里的女權主義團體，盡管在一些更安靜的時刻，他也會顯露出細膩和善意的一面。

他的一位前教授曾指出，赫格塞思如今的公眾形象與他在普林斯頓時的樣子“對不上”。這種斷裂，部分來自這樣一個事實：特朗普時代那個虛張聲勢、好戰姿態十足的赫格塞思，無論與他的常春藤教育背景，還是與他實際的服役經歷，都并不相稱。

赫格塞思從伊拉克戰爭中帶回了一枚銅星勛章。值得注意的是，這枚勛章的授予說明中寫著“無英勇表現”。簡言之，這是一種較低等級的銅星勛章。《華盛頓郵報》指出，在“反恐戰爭”那些年，這類勛章的發放“相對寬松”。一些士兵甚至開玩笑說，這種勛章不過是發給有需求的軍官的“參與獎”。

赫格塞思的授勛說明確實干巴巴、公式化，塞滿了當年白宮用來向美國公眾兜售那場災難性伊拉克戰爭的高調套話。說明中聲稱，他“為伊拉克人民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成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但現實中，赫格塞思那場戰爭中被塑造為“英雄”的人，通常并不是像他這樣履歷光鮮的陸軍國民警衛隊軍官，而是那些破門突擊、強悍作戰的陸軍綠色貝雷帽和海軍海豹突擊隊員。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國狙擊手》《刺殺本·拉登》等電影對他們的英雄化呈現。

回國后，赫格塞思通過在一系列“草臺班子式”退伍軍人組織中的倡議工作，逐漸打入這類作戰人員的圈子，其中包括“關切美國退伍軍人組織”。這個組織獲得億萬富翁科赫兄弟支持，主張將退伍軍人事務部私有化。2014年，作為工作的一部分，他發起了一場覆蓋10座城市的“捍衛自由”巡回活動。活動中有被稱為“美國最愛國搖滾樂隊”的“崛起的麥迪遜”演出，也有獲得勛章的軍人英雄及其家屬發表演講。

正是在這次巡回活動中，赫格塞思結識了卡倫·沃恩。她是一位“金星母親”，兒子亞倫曾是海豹六隊成員，后在阿富汗陣亡。沃恩對我說，她支持赫格塞思，主要是因為他愿意傾聽那些真正近距離經歷過戰爭的人。她說：“他的朋友，是那些打過這些戰爭的人。不是那些坐在鋪著白色桌布的餐桌旁、端著酒杯討論戰爭的人。”

后來，沃恩把赫格塞思介紹給了埃迪·加拉格爾。加拉格爾是一名海豹突擊隊員，曾因被指控殺害平民并刺死一名受傷俘虜，而引發軍方交戰規則爭議。赫格塞思借加拉格爾以及另外兩名被控對平民犯下嚴重戰爭罪士兵的案件，試圖推動社會對“何為可接受的戰時交戰規則”的容忍邊界。

他強硬地說：“這些人去的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肩負著保衛我們的任務，并在轉瞬之間作出艱難決定。他們不是戰犯，他們是戰士。”最終，特朗普總統認同了他的看法。在加拉格爾最嚴重的指控被判無罪后，特朗普撤銷了對其降級處分，同時還赦免了其他被判戰爭罪成立的軍人。

正是通過這些工作，赫格塞思在那群以強悍著稱的作戰人員中贏得了相當高的信譽，并最終成為這一時刻典型“特朗普式士兵”形象的化身：白人、男性、敬畏上帝。

根據2019年美國國防部的數據，現役軍人中約有70%是基督徒。而且在唐納德·特朗普時代，這一情況無疑并未改變。看起來，最容易接受反對女性擔任戰斗崗位、也最支持帶有伊斯蘭恐懼色彩戰爭言論的人，恰恰是那些在外貌、說話方式和祈禱方式上都像赫格塞思的人。

赫格塞思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我們要把男孩子送上戰場——而且就應該是男孩子——那我們就必須放開他們去贏。美國需要他們成為最無情的人。”但美國此前已經把太多男孩送上了那些災難性的戰場，民眾也越來越厭倦沖突。到2013年，正值赫格塞思聲勢上升之際，已有53%的受訪美國人認為伊拉克戰爭是個錯誤。

對赫格塞思來說，這正是一個能夠滿足他在阿拉伯世界中實現軍事支配欲望的國家。與美國總試圖為戰爭尋找技術官僚式理由不同，以色列的優勢在于，它可以把一切都放進《圣經》敘事中去理解。赫格塞思最后寫道：“我發現自己羨慕以色列人所承擔任務的分量與實質。”

此后多年，他多次前往以色列。這些訪問在某種程度上重新點燃了他對上帝和戰爭的信念。在以色列，赫格塞思與保守派政治人物和以色列國防軍士兵交流，參觀該國北部邊境的軍事掩體，還到訪了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希伯倫——以色列曾在那里發動襲擊并推進定居點建設。

他還為福克斯新聞流媒體服務制作了一系列親赴現場、支持以色列的紀錄片，包括《圣地之戰》《伯利恒之戰》和《耶穌的一生》。在拍攝其中一個項目時，他第一次注意到耶路撒冷十字——這一符號曾被中世紀十字軍使用——隨后把它紋在胸口，理由是“要表明我的宗教在我的生命中處于最核心的位置”。

赫格塞思身上的紋身，后來幾乎成了他那種高度攻擊性基督教男性氣質的完整注腳。如今，他身上的紋身拼貼包括美國國旗、一支突擊步槍，以及“天意如此”這句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口號。這句口號后來被白人至上主義者采用，并曾出現在2017年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那場致命游行中。

赫格塞思還在自己的右上臂紋了“卡菲爾”一詞，意為“異教徒”或“不信者”。到2016年時，他已開始把以色列的成功視為與美國的成功不可分割。那年1月，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批準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伊朗核協議，赫格塞思則將其視為對伊朗的懦弱屈服。他當時聲稱，伊朗“如果有能力，會把以色列和美國一起從地圖上抹掉”。

當然，這些都不過是再次把美國士兵送入險境時極其脆弱、又極度自戀的借口。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特朗普政府前官員中已經出現了一系列公開反對和退出的情況，他們對與伊朗的沖突感到不滿。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喬·肯特。這位曾在特朗普政府擔任反恐官員的人已經辭職，并表示伊朗“并未對我們的國家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也以較為含蓄的方式承認，對伊朗開戰并非基于真實的威脅指數。

從赫格塞思的言行來看，這場最新的美國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由情緒因素驅動的，此外，報道還顯示，以色列方面施加了強大壓力。如今他掌管五角大樓，又重新獲得了打擊中東的機會，于是徹底丟掉了制度層面上對同情與謹慎的偽裝。

他顯然寄望于僅憑信仰和男性化姿態就能贏得勝利。在缺乏切實情報支撐的情況下，他借鑒了以色列的做法，把宗教色彩注入軍隊內部。他最近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中表示：“全能上帝的眷顧正在保護那些部隊，而我們致力于完成這項任務。”當被直接問及他是否將這場沖突視為宗教沖突時，赫格塞思回答說：“顯然，我們面對的是一群宗教狂熱分子，他們尋求獲得核能力，是為了某種宗教意義上的世界末日。”

赫格塞思將力量、宗教與暴力熔于一爐的風格，最近甚至被濃縮在一張據稱張貼于美國軍事設施內的海報上：海報中的耶穌基督正發射一枚迫擊炮彈。赫格塞思2024年出版的《向戰士開戰》一書，則進一步勾勒了他如何重振軍隊男性氣質的理論，其中充斥著不少粗糙的警句，仿佛隨手就能印在福特F－350皮卡的保險杠上。

書中還穿插著一些近乎神話化的故事，而故事中心大多是赫格塞思本人，或者另一個憤憤不平的白人男性。他寫道，軍隊已經被扭曲和“覺醒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邊降低標準讓女性進入戰斗崗位，一邊又把“那些因為手臂上紋了女性而被清退的好士兵”趕出軍隊。在赫格塞思眼里，女人當然只有作為紋身圖案出現時，才適合出現在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