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落后于西方是從明朝開始的，更確切地說，是明太祖朱元璋本人打下了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基礎。

宋朝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王朝，底層老百姓的日子跟歐洲比起來也是遙遙領先的，宋人司馬光在形容他見到的大宋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時用了“ 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這樣的語句。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描述的元朝，簡直是人間的天堂，讓歐洲人充滿了羨慕，《馬可波羅游記》對鼓勵歐洲人開啟“大航海時代”功不可沒。

宋朝和元朝都是統治比較寬松的朝代。

宋朝“不殺士大夫”，讀書人享有很高的言論自由水平，可以批評朝廷政策，對朝廷的改良提出自己的意見；宋朝民間的自由度也比較高，因此民間的創新能力較高。一個社會的創新能力總是跟這個社會的自由度正相關。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其中有三個是在宋朝被發明或者被發揚光大：火藥在宋朝被廣泛應用；宋朝開展了大規模的民間海外貿易，指南針得到普遍應用；活字印刷術是宋朝人首先發明的。需要說明的是，“活字印刷術”是典型的“墻里開花墻外香”的技術，由于漢字數量多，活字印刷并不比雕版印刷更有優勢，而歐洲人用字母，字母的數量有限，沒有漢字那么多，活字印刷術更適合用來印字母組成的文章，在歐洲反而大有用武之地。

至于元朝的寬松統治，是連造了元朝反的朱元璋也承認的。但朱元璋把元朝的寬松視為一種錯誤，他認為元朝恰恰是因為“寬仁”才失了天下。元朝雖然實行民族等級制，全國分為“四等人”，但元朝在漢地實行包稅制，只要包稅人將許諾朝廷的稅款數目繳清，朝廷不對民間多做干涉，這也造成了元朝民間的自由度較大，創新能力較高。

宋朝和元朝還都是重商的朝代。宋朝皇帝像宋高宗鼓勵民間發展海外貿易；元朝更是把“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推上了一個臺階。宋朝和元朝的商人真的會把賺錢當作人生的目標，做生意積累了資本之后，持續投入，將生意做得更大。這跟明朝的生意人、海盜形成鮮明對比：明朝的生意人，“生意”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做生意賺了錢之后的首選不是加大投入擴大生意的經營，而是買地、賄賂官府，錢權勾結，這是典型的農業社會、皇權專制社會的思維，而不是資本主義思維。

朱元璋的確將蒙古人的勢力從漢地趕走，從漢民族的角度講，漢民族從異族統治下贏得了獨立。但是，對漢民族的底層老百姓來講，他們并沒有贏得人身和政治權利上的獨立，不過是統治者從蒙古人換成了朱明皇室。

跟宋、元比，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陡然之間將皇權專制統治推到了一個高峰。

朱元璋抑制商業，歧視商人， 禁止商人穿絲綢、騎馬、坐轎，限制其子弟入儒學、應科舉。“士農工商”，商人雖未被歸入賤籍，但在正常子民中是排在最末尾的。抑制商業，造成了明朝經濟失去活力。

朱元璋剝奪了老百姓的閑暇，不干活的老百姓被認為是“逸夫”，是有罪的，地方官和鄰里要把“逸夫”舉報并捉拿問罪，否則會被連坐懲罰。老百姓也被固定在土地上，成為事實上的農奴。事實就是這樣，明朝之前的種田老百姓是農民，到了朱元璋時期，變成了農奴。

明朝時候的老百姓真正成了朱家龍子龍孫的“牛馬”，必須不停干活，朱家皇室可以隨時殺死他們而不用承擔多么嚴重的后果。朱元璋本人恢復了自秦始皇時期就已經被拋進歷史垃圾堆的“活人殉葬制度”，明孝陵中陪葬有民間搜羅來的無辜的童男童女以及朱元璋的妃嬪們。說這樣的朱元璋是在開歷史倒車，真沒冤枉他吧？

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皇帝大權獨攬，再也沒有任何約束和緩沖；同時朱元璋建立了特務制度，監視天下官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搞得人人自危，不敢亂說亂動，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有創新。

朱元璋還在思想上禁錮了國人的頭腦。明朝科舉的教材被嚴格限定，讀書人被培育成對君主“愚忠愚孝”，連說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孟子都被朱元璋斥責其言論“大逆不道”而被逐出了孔廟。

朱元璋與李世民、趙匡胤、忽必烈的根本不同在于唐宗宋祖和元世祖出身高層，都很自信，人越自信就會越寬容；而朱元璋是出身底層牛馬家庭的“泥腿子”，他個人能力確實非常強悍，他奪天下坐朝廷就是他能力的最好證明，但正因為他是“泥腿子做了皇帝”，他的內心是非常不自信的，因為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對底層泥腿子如果不加以防備，泥腿子是真有可能掀翻大明、坐上皇位”的。認為泥腿子坐了朝廷就會為泥腿子的利益服務是幼稚的，泥腿子做了朝廷只會對泥腿子更加強控制、加強剝削、嚴防死守。因為朱元璋最底層出身，所以他更了解最底層人，對付起底層人來更是得心應手。

朱元璋出身太苦，歷盡人間艱辛，閱盡人心險惡，他在未發跡的時候肯定遭到過嚴重的心理創傷，他的表現是病態的，像是遭到嚴重心理創傷后得了“被迫害妄想癥”。他得了天下建立大明是漢民族的不幸，在他心中，“總有刁民想害朕”，以他絕頂聰明的頭腦將大明的每一個人都牢牢控制、死死監控，鉗制思想，強迫勞動，本來充滿活力和創新的社會就此“一潭死水”。

大明朝的建立是華夏文明的倒退。在華夏文明倒退的同時，歐洲開始了文藝復興、宗教革新、大航海。一進一退，東方開始落后于西方。

對華夏文明來講更不幸的是，晚明時期，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剛剛沖破了明朝制度的桎梏，比漢文化落后許多的大清忽然崛起，奪取了天下。“清襲明制”，大清把大明的那一套專制統治完全照搬過來，同時由于大清是“小族臨大國”、“蠻夷入主中原”，統治者更沒有自信，于是將大明本就“陡然提升的專制程度”再次大幅加強；大清統治者甚至直接把天下看作戰利品，并且做好了“一旦在中原呆不住了就退回東北老家”的準備，所以對“把天下建設好”是既沒有信心也沒有責任感，雙重因素之下，華夏跌入更黑暗的深淵。在清朝時期，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在華夏文明更倒退更專制的情況下，同時期西方的技術和社會制度變得更發達更先進，雙方的差距進一步大幅拉開。

從明朝建立開始算，到清朝滅亡，中國經歷了五百多年的文明倒退、皇權專制加強，民眾無論從思想意識上還是社會文化基礎上都發生了適應性變化。這么長時間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過來的，所以哪怕大清滅亡，在民國時期，雖然國家制度被裝上了一個民主的殼子，但社會運行的潛規則和民眾的思想素質跟大明、大清在表象之下其實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