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號小編 首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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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親人產品，正站在技術創新與倫理爭議的風口。

如今，這類產品不僅在中東阿布扎比等地出現，在國內市場上也已有類似嘗試。

一邊是“科技撫慰傷痛”的商業敘事，一邊卻是“讓哀悼失去出口”的倫理質疑。

尤其在美國，部分州已經率先出手，通過立法為這種新興產品劃定邊界。

伊利諾伊州簽署HB4875法案，強調未經授權不得制作個人數字復制品；加州SB243法案則要求AI伴侶必須明確提醒用戶“自己并非人類”，同時增加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條款。

法律的介入說明，這已經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消費產品問題，而是一個涉及人格權、情感依賴、心理健康乃至社會倫理秩序的復雜命題。

從更深層的心理機制看，數字親人之所以危險，在于它可能干擾人類正常的哀悼過程。

按照世界模型理論，人腦并不是被動接收現實，而是在不斷預測現實、修正誤差。

一個人失去親人之后，最初往往難以接受現實：回到家時會下意識覺得那個人還坐在沙發上，吃飯時會本能地多拿一副碗筷，聽到門響時會誤以為對方回來了。

可當現實一次次證明“他已經不在了”，這種預測與現實之間的偏差，就會不斷沖擊個體，痛苦也由此產生。

雖然殘酷，但正是這種反復的預測失敗，迫使人逐步修正內在認知，最終承認失去、穿越悲傷，完成哀悼。

也就是說，悲痛并非純粹無意義的折磨，它本身就是心理自我修復的一部分。

而數字親人產品的問題在于，它有可能人為延遲甚至打斷這一修正過程。

當用戶一次次打開設備，都能看到親人的面容、聽到熟悉的聲音、得到仿佛“還活著”的回應，大腦原本應當完成的認知更新就會被不斷拖住。

現實明明在告訴你“這個人已經離開”，虛擬系統卻在持續制造一種“他仍然可以回應你”的錯覺。

于是，失去沒有被真正接納，悲傷也沒有真正流動出去，而是被困在一種半真半假的情感循環中。

用戶表面上獲得了安慰，實際上卻可能陷入更深的依賴：不是走出哀悼，而是反復返回哀悼最初的現場。

這樣一種“被技術維持的在場感”，看似溫柔，實則可能是一種更隱蔽的心理消耗。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產品并非只是單純“保存記憶”，而是在主動塑造關系。

也就是說，用戶面對的并不是記憶本身，而是一個被算法加工過、持續生成內容的“擬態人格”。

當這個“人格”以親人的口吻安慰你、勸導你、陪伴你時，情感邊界會被極大模糊。

用戶可能明知它是AI，卻仍在長期互動中形成真實依戀。

而一旦系統回答失真、語氣突變、設定崩塌，用戶所遭受的打擊，可能并不亞于“再次失去”一次親人。

美國就曾有作家嘗試借助ChatGPT模擬與已故父親對話，開始時感到被安慰，但當AI突然出現不符合父親風格的表達時，這種安慰迅速轉化為強烈的失落與二次傷害。

它提醒我們，AI能夠模仿語言，卻未必能承載人類情感中最脆弱、最復雜的部分。

從倫理層面看，數字親人還觸碰了多個敏感問題。首先是誰有權“復活”逝者？

逝者生前是否同意自己的聲音、形象、性格被訓練成可供后人調用的數字復制品？

如果沒有明確授權，家屬的懷念是否足以構成正當理由？

誰來決定這個“數字親人”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企業可以通過算法設計，讓它更溫柔、更依戀用戶、更能延長使用時長，那么這種商業邏輯是否會把最私密的悲傷也變成可被收割的數據和利潤？

再進一步，如果未成年人、心理脆弱者、長期孤獨者深度依賴這類產品，平臺是否應承擔額外責任？

這些問題都說明，數字親人絕不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它會介入最深的親情關系，也會重塑生者與逝者之間本應莊重而有限的邊界。

因此，圍繞數字親人的真正爭議，不在于技術能不能做到，而在于人類應不應該放任它進入哀悼領域。

技術當然可以提供短暫慰藉，也可以幫助保存記憶、留住聲音、緩解驟然失去的空洞感，但如果這種慰藉以阻礙現實接納為代價，以放大依賴和延緩哀悼為結果，那么它就可能從“情感陪伴”滑向“情感陷阱”。

美國部分州推動立法，正是在嘗試為這條邊界提前設防：既不完全否定技術創新，也不允許企業借“治愈”之名，繞過人格權保護和心理健康風險，把用戶最深的傷口變成新的商業入口。

歸根到底，人類紀念逝者的方式可以被技術改變，但哀悼本身不應被技術綁架。

真正的尊重，不是讓逝去的人永遠以算法形式停留在我們面前，而是幫助活著的人，在記住愛的同時，慢慢接受失去，重新回到現實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