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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依太行山支脈蒙山,西臨松溪河,夏代晚期的鐘村遺址在山西省昔陽縣城區鬧市中蘇醒。因發現目前等級最高的夏晚期貴族墓葬群,鐘村遺址近期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墓葬顯示了夏時期周邊地區重要區域性中心聚落的文明發展高度,打開了夏文化研究的新格局。
大墓現世 葬俗溯源
記者驅車2個小時從山西省太原市來到晉中市昔陽縣城,鐘村遺址就位于鐘村的一片丘陵臺地上,周圍設置了圍網護欄,田野考古工作已經結束,有的墓葬已回填,有的上方搭著保護棚,從墓葬寬大的開口中能感受到夏文化的強烈脈動。
2024年至202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山西大學、晉中市博物館、昔陽縣文物所,對遺址開展了考古工作,發現6座夏晚期墓葬,其中5座大中型墓為高等級貴族墓葬,令人驚嘆的墓葬規格、獨特的喪葬習俗引起考古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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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鐘村遺址最大的夏晚期墓葬M10。(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面積大——5座夏晚期高等級貴族墓葬的形制均為近方形豎穴土坑墓,最大的墓葬M10面積達46.2平方米,是目前已知夏時期單體規模最大的墓葬,葬具為兩槨三棺,中間為一56歲以上的男性,兩側為25歲左右的女性,木槨最北部放置一長方形器物箱;4座中型墓葬的面積在18平方米至26平方米間,葬具為一槨一棺,男女兩人合葬,木槨最北部皆放置有長方形器物箱。
身涂朱砂——在6座夏晚期墓葬中,5座大中型墓葬的男性墓主身上皆滿布朱砂,女性局部涂朱,而最小墓葬的男性墓主身上則局部有朱砂,呈現出“身份越尊貴涂抹朱砂越多”的特點。有專家認為朱砂葬是古人“尚紅”觀念的體現,另外朱砂顏色鮮艷似血,具有生命不朽、期盼重生的含義。
頭覆扇貝——在4座大中型墓葬中男性墓主頭頂覆蓋著一枚扇貝。考古專家表示,這一葬俗在同時期墓葬中有零星發現,但在鐘村遺址較為普遍,而且時代較早,為探索此葬俗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這些墓葬顯示了夏時期周邊地區的文明發展高度,為衡量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的文明發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參照。”鐘村遺址考古項目現場負責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民族融合研究所副所長曹俊說。
物料溯遠 交流絡繹
研究發現,鐘村人群生業方式以粟作農業為主。6座夏晚期墓葬共出土近40件套器物,其中漆木觚、陶斝、陶爵、陶罐為常見器物組合,多置于器物箱中,可見古人精湛的手工制作技藝和遠距離獲取資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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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鐘村遺址最大墓葬M10的出土器物組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鐘村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范文謙介紹說,他們在發掘中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尤其是多樣的物料來源,反映了鐘村人同外界交流互動的活躍性,十分罕見。
曹俊說,經過多學科研究發現,最大墓葬和3座中型墓葬里男性墓主頭頂的扇貝,可能是來自黃渤海的蝦夷扇貝;6座墓葬內的朱砂,應是來自湘黔汞礦帶;最大墓葬、最小墓葬和2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綠松石制品的礦源指向東秦嶺地區。
這些物料是直接從產地來到太行山西麓,還是間接而來?對此,有專家推測,鐘村遺址可能沒有力量支撐起這么遠距離的貿易,應該是物料先匯集到夏代晚期都城二里頭遺址后,再由夏王朝調配或通過貿易等方式傳入鐘村遺址。
“奢侈品千里迢迢來到鐘村遺址,可見當時存在復雜的貿易交流活動和跨區域文化交流活動,這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體現。”范文謙說。
區域重鎮 夏風所及
現在考古學界基本上認定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后期都邑性遺址。鐘村遺址與二里頭遺址之間是何關系?
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陳小三說,夏時期太行山兩翼的文化面貌存在明顯差異,太行山東麓的冀南、豫北主要分布著下七垣文化,晉南、豫西則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地帶,而太行山西麓主要分布著東太堡文化。通過對太行山西麓昔陽縣民安、寨上遺址和平定縣移穰遺址等的調查,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刻槽足高領鬲、蛋形甕等屬于東太堡文化的典型器物,說明鐘村遺址跟東太堡文化關系密切。
“再加上發現了這么大規格的墓葬,說明鐘村遺址是一處獨立于夏王朝的區域中心,是東太堡文化的核心區域。”陳小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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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鐘村遺址最大墓葬M10里的綠松石牌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雖獨立于夏王朝,但從出土器物可以看出二里頭文化對鐘村遺址的強勢輻射。陳小三舉例說,鐘村遺址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和朱砂來源地相同,而且鐘村遺址最大墓葬出土的綠松石牌飾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獸面銅牌制作工藝接近。
鐘村墓葬雖然很大,但出土器物種類不多,尤其缺少青銅器和玉器。對此陳小三解釋說:“可能是夏王朝建立后對資源強勢控制,造成周圍區域中心沒有力量占據那么多珍貴資源。”
“鐘村遺址的發現,讓人們窺見它與夏王朝之間復雜又緊密的聯系,豐富了人們對夏時期古代中國的認識,為研究夏時期社會復雜化和文明化進程開辟了新的考古視角。”范文謙說,鐘村遺址發現的大墓,啟示人們二里頭遺址肯定有跟王相匹配的更高等級的墓葬。
目前,田野考古工作已經結束。“鐘村遺址已得到長期保護,期盼能盡快利用起來,實現從‘考古現場’到‘文明標識’的轉型,讓更多人走進神秘而燦爛的夏文化。”昔陽縣文物所所長王殿梁說。(記者王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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