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06年，美國記者兼小說家阿爾弗雷德·亨利·劉易斯說：“人類距離無政府狀態只有九餐之隔。”

120年后，在這個高度一體化的時代，2026年2月28日爆發的美以伊戰爭，不僅令中東多國身陷戰火，也產生了從迪拜奢華商業區一路震蕩到首爾街邊咖啡館的全球性供應鏈沖擊。

當霍爾木茲海峽被緊緊扼住，世界多國的飲食就會受到牽連。這場戰爭印證并強調了一種流行的地緣政治理論：在當今全球化經濟中，“咽喉要道”至關重要。

牛津大學教授保羅·貝倫斯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提出：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將再度促使我們思考農業能源自主和飲食結構的改革。

新的旅行地理也在形成。耗費多年打造的迪拜等中東航空中轉中心，由于空域關閉和油價飆升，游客流量暴跌“八九成”。另一些擁有“航線靈活性”的亞洲城市意外暫時獲利。

曾象征奢華與繁榮的帆船酒店在導彈襲擊引發火災后關閉，計劃進行18個月的翻修。與此同時，海灣國家正面臨漫長的等待——等待“安全信心”的回歸。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Z世代共和黨支持者卡森為給特朗普拉票曾挨家挨戶敲了3000扇門，現在他告訴我們，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已成經濟負擔：汽油價格上漲似乎比伊朗核計劃的影響更直接。

這種情緒進一步加深了跨大西洋裂痕。波蘭右翼人士大衛向我們抱怨，“美國優先”意味著美國從高油價中獲利，而歐洲人卻承擔飆升的能源賬單。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綁定，正在歐洲變成一種“有毒的政治負債”。

第一次海灣戰爭曾因電視直播被戲稱為“視頻游戲戰爭”，而美以伊戰爭作為AI時代全球爆發的第一場重大戰事，已在互聯網上發展出“梗文化競賽”，進一步消解了戰爭的嚴肅性。當AI被用于混淆真相，對現實世界的傷害更將難以追責。

戰場殘酷的另一面是對殺傷力成本的計算。一名工程師僅需10小時就能組裝12架“沙赫德-136”無人機。一架這樣的無人機成本僅為2萬-5萬美元，但用于攔截它的導彈，每次發射成本卻高達數百萬美元。

當對手只需買一輛豪車的錢就能發動一輪無人機蜂群攻擊時，他們施加的就不只是物理壓力，更是一種經濟消耗戰——持續掏空世界最先進軍隊的財政與導彈庫存。這將從根本上顛覆現代軍事戰略的邏輯。

3個月過去了，美以伊戰爭是否改變了世界，或只是集中凸顯了這個世界所發生的改變？我們尚無法輕易得出結論。貝倫斯歷數了人類在遭遇危機后即將推動結構性改革，又因為渡過危機而回到原狀的例子，提醒我們：“改變并非必然”。

但我們希望記錄這場戰爭帶來的一些改變及其啟示。

制圖 彭玉潔

曾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助選的卡森，如今正在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

2020年美國大選，15歲的卡森·卡彭特曾幫特朗普拉票。進入大學后，他建立校園共和黨人組織，影響力迅速擴大，這一成績甚至得到了特朗普的親自背書。但在今年2月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后，卡森猶豫了。

“我認為本屆政府過于專注外交政策，而非國內議程。很多我的同齡人希望看到經濟轉好，政府真正為此制定計劃。不幸的是，這場戰爭拖延的時間比許多美國人希望的要長。”自稱“美國優先”主義者的卡森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戰爭爆發以來，房價、能源價格都在不斷上漲，這只會導致美國民眾收緊自己的經濟產出，從而抑制美國經濟的增長。

裂痕并不僅僅存在于美國。自稱“親歐右翼人士”的波蘭人大衛·皮奧特羅夫斯基向澎湃新聞抱怨，開戰后歐洲能源價格上漲尤為明顯。他認為這符合右翼民粹主義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一貫做法，即“美國優先”導致擠占他國利益。

20歲的卡森和28歲的大衛背后，是美以伊戰爭對美歐右翼陣營風向的擾動。他們并非個例，以美國右翼播客主持人塔克·卡爾森為例的MAGA運動支持者已選擇和特朗普“割席”。在歐洲，越來越多的極右翼政黨把和MAGA結盟當作負擔，選擇與之保持距離。4月12日，特朗普的盟友歐爾班在匈牙利大選中落敗，進一步加強了這種觀點。

有分析認為，當出現社會問題時，西方國家往往會尋求更保守的解決方案。對美國來說，本世紀初的金融危機和恐怖襲擊事件，滋生了當下的右翼情緒。在歐洲，2015年移民危機帶來的文化、經濟后果延續至今，演變成政治格局版圖的變化。

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左翼領先雜志《異議》的名譽聯合主編邁克爾·卡辛對澎湃新聞分析稱，美歐右翼都通過反進步觀點贏得支持。但如今，從自身利益出發，這些歐洲人不愿在伊朗問題上協助美國，同時也在順應“特朗普在歐洲不受歡迎”的民意。

極右翼問題專家、巴黎左傾智庫讓·饒勒斯基金會激進政治觀察所主任讓-伊夫·加繆則對澎湃新聞表示，美歐右翼的起源并不相同，前者更多富有宗教含義，后者則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黨派有關聯。未來，歐洲的極右翼仍將因移民問題、社會階層之間的隔閡而活躍，這些因素與特朗普無關。

右翼勢力跨大西洋滋長

卡森成長于亞利桑那州人口約4萬人的小鎮普雷斯科特（Prescott），全家人都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我爸爸是特技演員，我媽媽在一所私立大學工作。我想和他們不一樣。”卡森認為，15歲時幫特朗普拉票是他能介入政治的最快方法。在2020年大選期間，為了拉票，他敲了3000扇門、打了15萬個電話。

自那時起，卡森開始和政治人物近距離保持合作。他曾為一位國會議員候選人工作，也為參議院候選人籌款，高中時就在美國眾議院實習。

卡森·卡彭特少年起就立志從政。

進入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習政治學后，卡森在校園內組織了共和黨運動，擔任大學的共和黨人協會主席。6個月內該協會的成員發展到超過250人。2024年大選前，特朗普前往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舉行競選集會，并公開表揚了卡森的做法。

卡森提到，正是因為像自己這樣的Z世代參與了政治，才助推特朗普贏得那屆大選。當時，Z世代對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率相比以往高出了18%。

卡辛指出，MAGA運動源于特朗普2016年的首次競選活動，主要由對特朗普及其言行忠誠的人士組成，也是對小布什政府及此前“建制派”共和黨人失敗的回應。和MAGA相比，早期的右翼運動在不依附于任何特定政客的情況下自發形成并運作。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社會危機引發的不安全感會導致出現一些更右翼、更保守的政治解決方案。一戰和二戰前夕，這種右轉的傾向曾導致納粹主義興起。在美國，進入21世紀后，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民眾對政治和商業精英產生不信任感、2011年“9·11”恐怖襲擊等多重因素，滋生了反移民、反精英的右翼思想。

加繆表示，右翼民粹主義認為，民眾作為一個整體群體（即沒有階級、性別、年齡或宗教特定利益的群體），天生就懂得什么對他們有益。因此，其政治主要是關于“傾聽民眾的意愿”并將其作為政策來實施。

卡辛進一步定義稱，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往往把自己定位在政治、文化精英階層與以非白人移民為主的底層群體之間。這些人往往聲稱，移民正在密謀損害這個龐大中間群體的利益和價值觀。

右翼運動并非美國特有的現象。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歐洲，英、法、德等大國的極右翼政黨勢力明顯擴大。在5月7日的地方選舉中，英國改革黨在英格蘭獲得1400余席，在10多個地方議會取得絕對多數，沖擊執政黨工黨、最大反對黨保守黨的多個傳統票倉。

但加繆提到，美歐的右翼思想根源并不相同。“在美國，民族主義與宗教的相互交織程度遠大于歐洲。美國宣稱（自己是）‘上帝庇佑下的一個國家’，且這種信仰至今仍很普遍。人們仍堅信美國肩負著某種使命。但歐洲并非如此，歐洲的民族主義仍與20世紀20年代至1945年間存在的法西斯主義流派相關聯。”

歐洲右翼勢力增長的催化劑是2015年的移民危機。當時，共有超過130萬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移民申請庇護，結果導致文化和經濟焦慮，改變了歐洲的政治格局。

28歲的大衛來自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因工作原因移居至比利時布魯塞爾。他自稱支持傳統右翼理念，包括反對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具有社會保守主義傾向，支持市場經濟和務實的外交政策，而非理想主義、人權倡議。

大衛·皮奧特羅夫斯基自稱支持傳統右翼理念。

但和傳統歐洲右翼有所差別的是，大衛形容自己秉持“親歐右翼主義”，希望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專注于地緣政治和經濟，讓成員國處理各自的社會政策。

“本質上，我認為政治身份包含三個層面：地域、國家以及文明。每一個歐洲人都首先是所屬地域的一員，然后是所屬國家的一員，最后是歐洲（文明）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超越了傳統的右翼政治，因為這些人忽視了他們置身的地區、民族和文明。”大衛說。

MAGA“內戰”

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本·安塞爾認為，雖然民粹主義政黨自稱反對現狀和主流，但許多成員持有多元且分歧的觀點。

隨著地緣政治局勢變化，本就不穩固的右翼陣營對特朗普和MAGA的看法開始改變。

5月11日，路透社/益普索的民調數據顯示，約66%的受訪者，包括三分之一的共和黨人和幾乎所有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沒有“清楚地解釋美國在伊朗軍事介入的目標”。5月19日，該機構的民調數據顯示，52%的受訪者認為這場軍事行動“不值得”。

一些MAGA陣營中的知名人士開始選擇與特朗普保持距離。曾在2024年大選期間為特朗普助選，曾盛贊特朗普為“全國領袖”的右翼播客主持人卡爾森4月公開稱，后悔支持特朗普，也為“誤導別人感到抱歉”。

美國右翼播客主持人塔克·卡爾森（左）曾堅定支持特朗普。

加繆認為，卡爾森對自己的言論深信不疑，因為他和保守派中最極端派別的觀點一致，包括相信所謂“猶太游說集團”具有異常大的影響力。如今，部分MAGA派堅信，美以伊戰爭、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支持，不利于美國的政治理性和經濟利益。

“特朗普的問題在于，他不聽從軍方高層的建議，而是錯誤地認為伊朗是一個尚未充分發展、一夜之間可能會崩潰的國家。另一個問題是這場戰爭有多個戰場，即伊朗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黎巴嫩。就連美國國內那些真正支持以色列的人現在也批評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的盲目支持。”加繆說。

在卡森看來，卡爾森等知名MAGA意見人士的態度轉變，可能受到其他因素驅使。但卡森自己也因這場延宕至今的戰爭，改變了對特朗普的看法。

早在戰爭爆發前，卡森就預測到美以會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對此一直持堅決反對介入的態度。他希望美國政府能更多關心內政和經濟增長，而非外交政策，也不滿意政府不經民眾同意就卷入戰爭的做法。

“我認為，這場戰爭在很多Z世代中不受歡迎。很多我的同齡人都希望看到我們的經濟轉好、可負擔性更持久、醫療保健擴大，且（政府）真正為此制定一個計劃。否則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選民將投票支持替代方案。”卡森說。

由于全球能源運輸要道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汽油價格飆升。美國汽車協會5月26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普通汽油當天平均零售價為每加侖（1加侖約合3.78升）4.49美元，較戰爭爆發前高出50%以上。

路透社/益普索5月19日公布的民調顯示，73%的受訪者對特朗普處理生活成本問題的方式表示不滿意。這個數字創下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反映出油價暴漲對日常開銷的“漣漪效應”已經讓選民極度焦慮。受此拖累，5月的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暴跌至44.8，刷新了歷史最低紀錄。

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5月26日最新發布的民調，由于美伊戰爭引發的能源通脹，目前全美已有三分之二（約66.7%）的消費者報告他們已經開始全面削減家庭整體開支。

“商品越來越昂貴，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出犧牲。如果你買不起東西，你就不得不欠下信用卡債務，被迫做出不負責任的財務決策。人們正在收緊自己的經濟產出，減緩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卡森說。

當地時間2026年5月2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爾巴尼，殼牌加油站的標識牌顯示汽油價格。視覺中國 圖

但一些跡象表明，特朗普仍然擁有堅實的支持者基本盤。路透社記者近日前往美國科羅拉多州東北部擁有1400名居民的農業小鎮威金斯及其周邊地區探訪。在沿著52號公路進行的20多次采訪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們都呼應了他的戰爭邏輯。

特朗普曾表示：“我不會考慮美國人的經濟狀況。我談到伊朗時，唯一重要的就是他們不能擁有核武器。”在摩根縣和韋爾德縣，受訪選民們表示，如果能消除伊朗核威脅的可能性，他們愿意支付更高的汽油價格。許多人還指出，在前總統拜登執政期間，能源價格也曾飆升。

65歲的退休人員米勒回憶起二戰期間美國人展現出的韌性，當時物資實行配給制，家家戶戶生活拮據。“我和其他人一樣，也會遇到困難，但我愿意做出一些犧牲。在這個國家，人們的這種犧牲精神已經完全消失了。”他說。

在美國右翼意見領袖群體中，包括播客主持人馬克·萊文、本·夏皮羅和勞拉·盧默在內的親以色列人士，仍然對特朗普保持著堅定的忠誠，稱贊這場戰爭是為了保護美國和全球的安全。

加繆認為，MAGA陣營內部的分裂正在加劇。若伊朗局勢進一步升級，裂痕會越來越大。卡辛則認為，目前難以判斷MAGA中的批評者到底能產生多大影響。

“如果戰爭很快結束，且伊朗同意大幅縮減其核計劃，特朗普將宣稱這場戰爭取得了成功，雖然無論結果如何他都會這么說。”卡辛表示，“只要他仍獲得大多數共和黨選民（以及幾乎所有共和黨公職人員）的支持， MAGA陣營難以產生足夠的實質影響以示反對。”

而正在競選佛羅里達州州長的31歲共和黨人詹姆斯·菲什巴克指出：“共和黨內部現在正發生一場真正的內戰。有人說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與‘美國優先’運動之間的對立。”他曾是特朗普的鐵桿粉絲，如今卻給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打“C+或B-”。

歐洲同樣面臨這場戰爭帶來的沖擊。4月底，按照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的說法，“僅在60天的沖突中，我們進口化石燃料的費用就增加了超過270億歐元，卻并未增加任何額外的能源供應。”

即使大衛是右翼人士，但“親歐右翼主義”中親歐的那一面，讓他一直對MAGA和特朗普持負面看法。

在大衛看來，MAGA中“美國優先”的核心理念，等同于美國會在地緣政治局勢變化之時把自身利益置于歐洲之前。“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之一，歐洲則是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之一。從某種意義上看，美國從高油價中獲益，忽視了歐洲的利益。”他說。

歐洲新聞網此前報道稱，歐洲親MAGA、親以色列、反伊斯蘭的極右翼政治力量，不能公開支持一場可能對歐洲公民產生負面影響的戰爭。雖然這些政黨對伊朗表現強硬，其中一些仍在努力平衡對特朗普的支持，但歐洲的這些民族主義者顯然處于兩難的境地。

歐美右翼漸行漸遠？

一些歐洲人認為，和MAGA結盟已成為一種負擔。

盡管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和特朗普陣營在移民、加強邊界控制、擔憂歐洲文化遭到侵蝕等關鍵理念上觀點相似，特朗普陣營還曾為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等背書，但最近的匈牙利大選卻令人察覺到了一股風向。

在4月12日的匈牙利大選中，特朗普的盟友歐爾班敗選，結束了16年的執政。而4月7日，美國副總統萬斯曾高調訪問布達佩斯為歐爾班助選。

即便卡森轉變了對特朗普的看法，他也不相信全球范圍內的特朗普主義開始失敗，而是堅持認為，在許多歐洲和以白人為主的國家，右翼勢力將繼續崛起。歐爾班面對的是一場“獨特的失利”。

“人們這么說，是因為特朗普支持維克托（歐爾班），且與他關系非常密切。我認為，歐洲正面臨意識形態的搖擺，選民對匈牙利一直孤立于歐盟感到厭倦，且匈牙利人認為本國經濟沒有充分發揮潛力。”卡森表示，“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特朗普主義的失敗，特朗普對這類選舉也沒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特朗普開創的許多右翼理念正繼續在其他歐洲國家蓬勃發展。”

大衛不這么想，他認為特朗普對歐洲愈發不敬，不論是歐洲領導人訪問白宮時像孩子們一樣坐在他面前，還是美國揚言要奪取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停止援助烏克蘭、美國企業試圖在歐洲逃稅，都讓他心存芥蒂。更重要的是，在伊朗問題上，美國人做決定時根本不和歐洲人商量。

白宮去年8月發布的這張照片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與歐洲主要領導人會面。

大衛同時承認，歐洲一些普通民眾、保守派人士、二戰后的嬰兒潮一代仍傾向于支持美國，無法一概而論。

但即使是在美以伊戰爭爆發前，根據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在2025年12月進行的一項民調，特朗普就在歐洲選民中不受歡迎，包括極右翼選民。像法國國民聯盟主席巴爾德拉這樣的領導人意識到，為華盛頓搖旗吶喊可能會損害他們的政治前景。

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歐洲高級研究員莉安娜·菲克斯和凱南研究所所長邁克爾·金梅奇撰文稱，歷史上，歐洲極右翼政黨一直將美國視為對其主權和文化認同的威脅。德國選擇黨歷來將美國在歐洲扮演的角色視為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所說的“外來權力 ”（raumfremde Macht ），即不應干涉歐洲事務的異己力量。

“在像德國、法國這樣的國家，50%的右翼選民對美國持負面看法。即便是我的祖國、歐洲最親美的波蘭，你可以稱之為美國的‘第51個州’，大多數民眾也不認為美國是可靠的盟友。因此，歐洲的右翼勢力至少應該避免讓人覺得他們與外國結盟。”大衛說，匈牙利大選表明，過度依賴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糟糕的選舉策略，因為選民認為這是“外國干涉行為”。

越來越多的右翼領導人正在牢記這一教訓。被譽為“特朗普低語者”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伊朗問題上和英國、法國等中間派歐洲領導人一樣，阻止美軍利用其空軍基地對伊朗發動進攻性打擊。

德國選擇黨的聯合領導人蒂諾·克魯帕拉公開稱贊西班牙左翼政府拒絕美軍使用其軍事基地打擊伊朗的決定。該黨還呼吁美國從德國撤軍。3月，德國選擇黨的另一位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批評美國在伊朗的“冒險主義”，并敦促該黨領導人限制與MAGA共和黨人的高調會面。

即便是海湖莊園的常客、一直以“特朗普在英國最堅定的盟友和摯友”自居的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自美以伊戰爭導致全球能源價格飆升、英國選民對特朗普的厭惡感達到新高后，公開態度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他4月接受采訪時承認，已經“幾個月沒和特朗普說過話”。英國媒體諷刺稱，法拉奇和特朗普從“知心好友”變成了“偶遇的熟人”。

卡辛認為，包括梅洛尼在內的歐洲右翼陣營通過捍衛他們界定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反移民、反墮胎等進步觀點來贏得支持。如果選擇派軍協助美國，對一個不威脅歐洲、卻會阻礙石油及其他重要物資自由運輸的國家發動戰爭，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外交事務》雜志發表于4月29日的文章寫道，美以伊戰爭揭示了當代跨大西洋關系的兩個真相。其一，歐洲極右翼政黨并非特朗普在歐洲的戰時盟友，意識形態上的契合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政治上的忠誠。其二，美國政府公開支持歐洲右翼政黨和候選人，損害了華盛頓與非極右翼歐洲領導人的關系。如果華盛頓更重視尊重和維護這些關系，許多歐洲領導人或許會象征性地支持這場戰爭，或者至少會緩和公開批評的語氣。然而，如今整個歐洲都彌漫著對華盛頓的不信任。

在大衛看來，跨大西洋關系出現很大變化，唯一的應對辦法是，歐洲有足夠實力和規模抗衡美國。與此同時，歐洲的保守派人士正逐漸接受與第三方力量（比如中國）合作的想法，以對抗美國極端且魯莽的政策。

“毫無疑問，整個極右翼群體都曾因特朗普當選感到高興，但這非常短暫。梅洛尼和特朗普漸行漸遠，法國國民聯盟在美國強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后，公開反對這一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加繆指出。

“但即便歐爾班落敗，歐洲的極右翼仍會作為一種動態存在，和特朗普無關。原因在于本土文化和移民價值觀的沖突、恐怖主義威脅、人口結構老化、社會底層群體和主流進步價值觀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