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生產力對學者職業發展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當前學術界，許多研究機構將此作為科研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指標，關于論文發表數量與質量之間關系的討論也從未停止。眾所周知，論文發表的數量與質量決定了學者能否在特定領域成為學術明星，或是在學術生涯的邊緣掙扎求存。瑞典跨國和平與未來研究基金會聯合創始人揚·奧伯格（Jan Oberg）教授長期致力于和平與沖突研究。他曾在多個國家擔任客座教授，并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表演講。近期，他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圍繞科研生產力進行深入解讀。談及何為優質科研生產力，奧伯格認為，當以數量為主的評價方式被過度使用時，研究的原始意義便會衰退，科研機構也將淪為“流水線式”的論文工廠。

量化生產導向破壞原始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學術界存在過度追求數量的傾向，導致部分低質量論文涌現，對個人聲譽及整個學術界產生負面影響。如何實現論文發表的數量與質量的平衡，您怎么看？我們應如何定義優質、卓越的科研生產力？其評判標準是什么？

奧伯格：僅僅強調論文發表數量是非常危險的。事實上，科研生產力就像一些哲學家所稱的“本質上存在爭議的概念”。它應當注重品質而非數量指標，過度量化無疑會產生負面影響。高質量的學術研究需要長時間、不間斷的深度思考過程；而工業化的學術生產模式會分散注意力，并降低思考深度、削弱研究深度。人類發展進程中，許多重大突破源于多次試錯，而非快速產出，量化生產導向會破壞原始創新。

當把生產力作為學術生產的衡量標準時，它就會變成一種起反作用的“毒藥”。就像當前的學術產出，往往以量化指標進行衡量——這種現象對學術質量而言是災難性的。我對此的擔憂主要在于：它將限制研究視野、扼殺求知欲。而學術研究與探索本質上源于求知欲，需多方探尋、反復鉆研，有時漫無目標甚至完全不拘泥于既定規劃。

從某種程度而言，學術研究是一門藝術或技藝，而非“流水線式”的生產。精湛的技藝需要不斷斟酌、打磨、反思，而這一切在外人看來顯得“效率低下”。缺乏持續的閱讀、思考與寫作，任何學術成果都無從積累。因此，每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都應當格外謹慎，切勿將外部量化指標作為唯一標準，否則，只會降低學者探索真理的動力。目前，量化評估體系優先考慮諸如積分、排名、發表數量、引文索引、項目資助計劃以及出版指標等外在激勵因素。根據我的經驗，當研究機構受到過多的行政監管或干預時，且出于經濟市場需求的功用主義占據主導地位時，以上特征會變得更為明顯。

當學者的價值以產出數量作為評價標準時，他們傾向于規避高風險的長周期項目，且容易放棄對未知領域的探索。當前，有一種趨勢，許多學者回避那些需要冒風險或有待新開發的未知研究領域，轉而選擇一些安全系數較高、相對穩妥的研究領域。造成這種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鼓勵“安全”“穩妥”的研究。同時，在研究領域，以數量為導向意味著那些能夠在市場上產生可量化成果的研究才有更大的概率獲得資助；而其他類型的研究，如一些富有創意的研究將被忽視。

如今，許多研究重數量、輕質量，也因數量便于橫向排序，更利于各類評比。如評選全球最幸福國家這類研究皆是如此。重數量的做法也讓考評工作變得簡單：無論是評審考核還是選聘新任教授時，都能輕易對學者甲乙二人作出高下評判。

在此，我想借用一個揭示現代社會中某種弊病的概念——古德哈特定律，來進一步說明。該定律指出，越是量化考評產出成果，人們就越會刻意去制造可量化的成果，而非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成果。這一觀點出自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古德哈特指出，一旦政策制定者緊盯某個指標（如通貨膨脹率、貨幣供應量、科研產出率等），人們便會轉而單純圍繞該指標本身進行優化決策，而非著眼于該指標原本要反映的初心。

在此舉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期刊排名本是用來評判學術質量標準，但一旦淪為追逐的目標，學者從事研究便不再圍繞學術問題本身，而是一味迎合期刊發表要求。科研基金資助原本旨在為學術研究提供支持，但一旦成為爭奪焦點，學者耗費在申請經費上的時間遠超潛心科研的時間。

這還會帶來另一個嚴重后果：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可能會逐漸消失，而其中大部分最終淪為定向委托式研究成果。但如果我們放眼藝術領域，譬如繪畫，我們該如何對達·芬奇、倫勃朗、畢加索或勞森伯格的藝術作品劃分高下、量化評價？倘若以可量化的產出效率作為首要評判標準，我不禁思索，東西方是否還能孕育出那些偉大的古典思想家？又何以涌現出愛因斯坦這類巨匠，以及其他頂尖的文化藝術大家？

營造良性而平衡的學術氛圍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研究人員的工作熱情飽滿，是激發科研創造力與自驅力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在當今快節奏的學術環境中，永葆熱情的特質卻難以培養。心浮氣躁的學術氛圍使得一些杰出學者難以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缺乏長期投入研究的意愿與動力。對此您如何看待？

奧伯格：注重熱情與興趣的研究，對于營造一種良性而平衡的學術氛圍至關重要。遺憾的是，在一些科研機構，學術氛圍已每況愈下。見證新事物和新視角涌現帶來的巨大喜悅，成為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想對部分學者說：如果感到壓力巨大，甚至陷入自我封閉的狀態，或無法感受到身為學者這一職業帶來的日常快樂，也無法成為更幸福的人，那就離開學術界吧！慶幸的是，在某些科研機構中，創新型人才得到激勵，但這類機構更多存在于自然科學領域，而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哲學家、文學家或藝術家應當與芯片發明家或核物理學家同樣重要，并受到同等的尊敬。

幾十年來，我最出色的學生們都是對某一領域懷有深厚熱忱、立志為改變世界作出貢獻的年輕人。他們涉獵廣泛，閱讀大量書籍，并反復思考那些能夠幫助理解復雜世界的深刻論述——對于這些學生而言，學習并非單純為了通過考試、積累更多分數，或追求數量指標，或進入就業市場尋找工作。他們的求知動機源于好奇心和個人深層的驅動力——最為重要的是，始終保持基礎研究的自由性，不完全受“社會需求”影響。外在的束縛往往會割裂甚至摧毀基礎研究本身，侵蝕自由探索的精神以及終身學習的動力。

研究者的自驅力與創造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個人特質。眾所周知，有些杰出學者一生著作數量算不上多，卻因其作出的開創性貢獻，以及撰寫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之作而備受尊崇；而另一些學者，比如和平與未來研究專家、我的前同事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則著述等身，他曾撰寫了160余部專著和數千篇論文，在全球各地發表演講，并創立了多個學術機構和期刊。他作出的這些成就對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和平與沖突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藝術與政治領域，同樣存在低生產力與高生產力的不同類型。高生產力與低生產力以及高質量與低質量之間的相互組合，構成了判斷學者科研成果的四類劃分維度。具體某一位學者應歸入哪一類別，需根據個案具體情況來確定。

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四類學者群體的分類體系。其中一部分學者既才華橫溢又富有創新精神，且成果豐碩；另一部分學者既無才華也缺乏建樹，其余大多數學者處于另外兩類區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特質的問題，但同時也與學術界的整體氛圍息息相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其他科研機構的管理模式十分重要——管理層致力于在科研人員中培養和激發何種特質，科研人員所處的學術環境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治學風氣與精神也是重要因素。

優秀的學者不會局限于競爭范疇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些學者也指出，當前學術界競爭過于激烈，激勵機制不完善，學術氛圍不夠寬松。對此您如何解讀？

奧伯格：這類現象的確存在。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學術領域存在“彎道超車”式競賽——在這種環境中，追求產出比創造力更為重要。真正的競爭，應當是與自我而非他人之間的較量。在我看來，那些永葆好奇心、不斷改進既有研究成果、樂于嘗試新方法，去探索新思想與新領域的學者，遠比那些局限于既定競爭框架內的學者更值得鼓勵。因為與他人的競爭，本質上是與競爭對手展開的攀比式較量，而非真正專注于內心的自我成長。

充滿競爭性的角逐，意味著要受許多智力之外的不可控因素的干擾。這只會催生出一種單一維度的競爭能力，該能力僅限于由參賽者共同劃定的領域或議題范圍——而這些范疇，未必契合真正重要的科研能力。一位真正優秀的學者不應局限于這些范疇，應當對世界以及研究的本質持有一種更為開放、充滿好奇心的態度。

新想法往往出現于不經意時刻

《中國社會科學報》：科研生產力要求不斷取得新發現、新突破。這不僅需要出色的學術能力與研究潛力，更需要非凡的毅力與耐心。科研之路很漫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與心血。常言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您對此有何看法？

奧伯格：坐在“冷板凳”上固然不錯，但或許躺在沙發上、散步、跑步，或寫詩、彈鋼琴、聽音樂也同樣有益——這些活動都能夠激發靈感。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與同事共進美味佳肴、共享美酒，暢談心事、任思緒自然流淌，同樣能帶來啟發。

眾所周知，新想法往往出現于不經意的地方和時刻——有時甚至是在與研究完全無關的活動中。因此，有必要隨身攜帶筆記本和筆，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新穎的想法何時會閃現。

避免學術研究過度功利化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報》：之前提到學術研究市場化的情況，以及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過度功利化的現象，您作何評價？

奧伯格：現實生活中，過度市場化，會使學術研究淪為對成果的排名排序，以及由此帶來的比拼排名的功利表現，與發自本心、深耕求索的學術初衷漸行漸遠。過去幾十年間，一些西方學術機構逐步淘汰了那些基礎性不足、無法適應市場需求的大學課程與項目。在與自然科學、技術創新的競爭中，人文學科遭受了嚴重沖擊。如今，許多社區正逐漸淪為科技園區，而非具備文化及其他非量化特質的社會共同體。

今天，藝術的本真同樣受到市場的沖擊。藝術在很多時候已淪為一種商品。不少藝術家開始為市場而創作，以銷售和盈利為目標，而非純粹為了藝術本身。華爾街的億萬富翁們在拍賣會上競相出價；大型企業為一幅油畫支付天價；曾經出于個人愛好熱衷收藏藝術品的人已屬于少數群體。人們評判一幅畫作的標準已不再是其內在品質，而是其價格——如果價格昂貴，那它就被視為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同時也能提升擁有者的社會地位。在我看來，這種市場化傾向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文明的衰退。事實上，無論是科學還是藝術，均無法被納入可量化的市場公式之中。

如果“市場化”的科研生產模式繼續沿襲當前軌跡，科研將喪失其價值，淪為一種商品。這必將埋沒真正優秀的科研人才。這種現象正在西方國家顯現：大量新知識與創新成果誕生于大學之外。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科研機構已“蛻變”為商業型科技園，而真正的學術發展則發生在規模較小的社群中——在這些社群里，志同道合的人士匯聚一堂，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協同創新。

負責科研撥款的政府應當更加關注學術領域存在的這些長期趨勢與潛在風險，決策者也應當主動去了解古德哈特等學者的觀點，并在實踐中加以對照。否則，我們將陷入一個極度失衡的社會：人類福祉與幸福感蕩然無存，淪為一片缺乏文明的高科技荒漠。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白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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