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生信息被倒賣,連同家長的信息也被倒賣。究其實,還是人們的信息安全意識不強,甚至有的學校專門倒賣學生信息。倒賣學生信息是制度的漏洞,必須堵上。可是在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很多學校都在肆意倒賣學生信息,根本無法堵上這樣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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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入學之后,就要填報個人信息,小學就已經造了學籍,也就是學生的個人信息會被錄入計算機系統,包括家庭住址、家長姓名和電話。有的甚至連家長的職業和身份信息都錄入了,簡直事無巨細。即便電子學籍系統不要求錄入家長職業和身份信息,學校方面也會統計,主要還是老師和校長想看看哪個孩子是權貴家的,一旦有事,就可以求權貴幫忙。甚至老師要區別對待一些孩子,對權貴家的孩子就要照顧有加,而對于普通人家的孩子就要嚴格管理。有了這樣的信息,學校就可以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甚至知道孩子是否是單親家庭的孩子,跟著誰生活,平時由誰來輔導作業等等。這樣的信息一旦完善起來,就會用于倒賣,因為專門有人來買這些信息。并不能怪老師功利心很強,而是制度有這方面的漏洞。為了發展經濟,權力系統會引入資本,當然會創造寬松的法律環境和社會環境,讓資本搞無底線運作。電信巨頭會倒賣個人信息,而且成批量倒賣。哪怕每一條信息只有幾分錢,也會讓倒賣信息的人賺得盆滿缽滿。并非電信詐騙不可杜絕,而是電信巨頭不想杜絕而已。因為電信詐騙者都是實名購買的電話卡,只要把這些電話卡直接封禁就可以了。在外國打擊電信詐騙的同時,國內的電信巨頭不得不出臺一些屏蔽詐騙電話的軟件。
其實最大的倒賣個人信息的是那些電信巨頭,一旦出了事,就會讓臨時工頂罪,而真正倒賣信息的領導卻不用負責。在某些地區,學校也和電信巨頭一樣,在教育層面具有壟斷地位,因為這些地方學校數量不多,形不成良性競爭,學校當然就會收集很多不該收集的信息。家長并不問為什么收集這些信息,而是學校統計信息就直接往上報,似乎學校層面具有無上的權威。有的家長求著學校,捧著學校,敬的學校,怕自己不配合,孩子受欺負。一旦學校要求統計個人信息,很多家長就忙不迭地上報,卻不會問為什么。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某種觀念。就是上級要求辦的事就去辦,不要問為什么。問為什么的都是刺兒頭,很有可能會被領導忌憚,甚至被領導穿小鞋,有榮譽的時候得不到,有錢的時候也得不到,也就被邊緣化了。誰也不愿意問為什么,以至于大多數人都渾渾噩噩,讓干啥就干啥。學校統計了很多不該統計的信息,就有可能倒賣這些信息。尤其是孩子升學的時候,會把這些信息賣給私立學校。私立學校招生的時候需要大量學生信息,而且要看學生平時的成績,看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而這些數據公辦學校都有,會賣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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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掌握了學生信息之后,就可以精準出擊,專門收買那些成績好的學生,承諾給他們最優惠的條件,就是給他們減免學費。還要每年發給他們可觀的獎學金,當然就會掐尖兒,致使周圍公辦學校的學生沒有幾個成績好的,因為成績好的都進了私立學校。尤其是中學生的信息,很容易被倒賣。中專技校每年都招生,招生規則比較靈活,不但中專或技校的老師可以招生,而且讓當地的老百姓招生。招收一個學生可以提成幾百,甚至上千塊錢。甚至超市的老板都可以掛條幅招生,幫助某些中專或技校招生,每招收一個學生,有可觀的提成。如此一來,很多學校的學生信息就泄露了,泄露給中專或技校的招生老師。中專和技校的招生老師會專門購買這些信息,而且購買的錢并不多,有時候請某些學校的領導吃一頓飯就算完事,還有的送上一些禮品,還許諾給領導招生的回扣。有中專或技校的招生老師直接到中學演講,鼓動學生報他們學校,許諾給校長和班主任提成,讓他們幫著做工作。私立大學管招生的老師也這樣操作,不但會購買學生的信息,而且會直接給學生做工作,有的甚至找到學生家里去做工作。校領導和老師負責做學生的工作,每招收一個學生都有可觀的提成。
當招生成了一種買賣,那么所有參與招生的人都在獲取學生信息,而且根據這樣的信息去招生,主要還是為了獲得招生的提成。很多家長比較煩的是,一些中專技校或私立大學招生辦的人把電話直接打到他們家里,而這個家長從來不知道這樣的學校,也沒有聯系過這樣的學校。毫無疑問,家長和學生的信息被倒賣了。主要還是一些老師或校長不負責任,把學生的信息倒賣出去之后,謀求了一點利益,而被電話騷擾的家長覺得被侮辱了,實際上還真的被侮辱了。為這點事不值得去告,真的去告,也沒有什么證據。似乎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暗地里的交易。中專、技校或私立大學管招生的老師給中學的老師或校長行賄,同時獲得學生的信息。這樣的事做的神不知鬼不覺,即便家長有意見,也沒辦法申訴,或者根本不能告學校。雖然大的層面提倡信息安全,但真到了事兒上,就沒人重視信息安全了。就像人們手中的手機一樣,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竊聽器,里面都內置了竊聽軟件,而且是獨立于系統之外的第三方植入,即便手機息屏狀態下,也仍然在竊取聲音和畫面,傳遞給網絡平臺,其實倒賣了個人的私密信息,對個人進行信息的精準推送。這樣的事照樣做的神不知鬼不覺,利用了信息安全的漏洞。沒人去告,即便有人告,也告不下來,畢竟手機廠商財大氣粗,而且善于毀滅證據。就像那些泄露學生數據的老師或學校領導一樣,有的還是教育局的領導,泄露之后就銷毀了證據,家長根本無從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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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很多人的安全意識比較差,總是利用聊天軟件或其他軟件互傳文件,有的居然傳機關內部的紅頭文件,傳一些人員的考核數據,傳一些人員的基本信息等等。實際上早已經造成了信息的泄露。而這些信息只要傳到聊天軟件或其他軟件上,就會自動備份三份,上傳到服務器上,以備隨時調用。用戶量越大的軟件,掌握人們的私人信息越多,而且分析起來毫不費力。由此來看,倒賣學生信息的事還是太低端了,比互聯網倒賣個人信息要低級得多。這個漏洞始終存在,根本無法堵上,于是很多人都去倒賣信息,連同老師和學校領導都倒賣學生信息,教育局領導也倒賣學生信息。只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就沒什么問題。即便有家長有意見,也沒什么問題,因為他們根本無法告發,告發了,也查不出來。不僅倒賣信息的證據已經消失,而且行政官僚的官官相護,會讓這些事件消弭于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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