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高層接連訪華之后，中國經濟下一步將如何走？

這一問題恰好和當前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背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命題形成了呼應。從外部視角看，龐大的貿易順差往往會成為一些國家炒作“中國不公平競爭”“中國擠占全球市場”的借口，甚至成為推動對華貿易保護、科技脫鉤的理由。

而從內部視角來看，巨額貿易順差背后，也藏著中國經濟轉型需要面對的現實課題：如何把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優勢轉化為對全球資源配置、國內消費升級的支撐，如何在繼續穩定出口競爭力的同時，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讓世界更多分享中國市場紅利。

在這樣的節點討論中國經濟下一步，本質上就是要在“大國規模”的貿易優勢下，找到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新平衡點。對此，觀察者網連線世界經濟專家張燕生，請他系統性討論中國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背后的發展邏輯與未來方向，拆解當前中國經貿關系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九年，換了天地

觀察者網：中國經濟發展的波瀾起伏，和中美關系的變化緊密相關。從您的角度回望中美貿易戰這些年來，中美經貿關系和結構發生了怎樣的翻天覆地變化？雙方在這場貿易戰中各自取得的經驗和得失是什么？

張燕生：9年前，也就是2017年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任總統后第一次訪華。彼時美國仍抱有維護全球霸權一百年的心態；回頭來看，2017年的訪華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宣戰前奏。2017年11月特朗普訪華結束后，2018年中美貿易戰便正式打響。面對特朗普訪華后美方驟然升級的全面對抗、制裁、打壓與遏制態勢，我方當時并未做好充分準備。當時美方是蓄謀已久、有備而來，而對中國而言，那場貿易戰屬于一場大國遭遇戰。

當時美國在經貿、產業、科技、金融、軍事等領域，全面對中國實施制裁、打壓與遏制，世界各國多數選擇了追隨美國的戰略。當時美國商務部相關官員直言，“這類行為就是戰爭行為”，美國正將自身經貿、科技、產業、金融等優勢武器化，以一鍋端的打壓方式對中國實施全面、無差別打壓。

特朗普在歡迎晚宴上致辭敬酒

時隔9年，特朗普再度訪華，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有求而來，所以尋求以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國實力和領導人的態度來華對話。當前的國際形勢以及中美關系相較9年前發生了明顯轉變：從過去美國單方面制裁、打壓、阻遏中國的霸凌關系，轉變為兩國在技術、產業、經貿、金融等領域展開全方位能力競爭。

所以特朗普此次訪華的心態與訴求和9年前截然不同。白宮副新聞秘書凱利明確表示，美國希望重新平衡對華關系，優先考慮對等性與公平性，聚焦經貿、關稅、人工智能及中美關系全局等議題。

既然他提出了美國要重新平衡對華關系，優先考慮對等和公平，這就意味著特朗普這次來華是真正把中國作為強大的對手、合作的伙伴和經貿的強國來對待，要求中國能夠分擔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責任，如全球經貿、科技、產業、金融和安全責任。這和9年前是不一樣的。當下的國際環境，無論是和三四十年前，還是和過往的九年前相比，都發生了顛覆性變化。當前國際形勢與大國關系深刻重塑，且深刻影響全球治理、和平與發展、全球福祉的未來前景，我們可以從三大維度展開分析。

第一，從全球貿易與投資維度來看，如今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已陷入困境，地緣政治正將全球推向失序的邊緣，大國對抗的加劇正逐步使世界向1914-1945、1973-1991年的風險陷阱靠攏。

第二，從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維度來看，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將決定中美等大國的未來，美國正將芯片、微電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技術全面武器化，推行對華科技脫鉤政策。

第三，從全球治理與大國關系維度看，按照加拿大總理的話，就是“1945年以來的舊秩序已終結”，特朗普正推動基于交易和對等的全球新秩序。

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大國正逐步推卸其全球責任，“對等關稅”是推卸開放責任；美元美債是推卸安全資產責任；要求北約成員國防開支達到GDP的5%，則是推卸安全責任及退群。

從這個角度看，9年間中美關系發生明顯轉折：9年前美國采取一味單方面打壓、制裁、阻遏中國的政策；如今已轉向科技、產業、經貿、金融等多維度的大國實力競爭，這也讓中美關系衍生出更多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戰略機遇。其結局是什么？是中國成為西方體系的一部分還是被邊緣化，我認為第一個結局更可能是走向合作，尤其是AI競爭的結局；第二個是在全球治理上走向競爭與合作，尤其在效率、公平、責任三個問題選擇上逐步趨同；第三個是與國際社會一道推動人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帶來的思考

觀察者網：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戰伊始，不少人擔心貿易戰和關稅戰會導致中國發展勢頭被打斷。但是去年，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貿易大戰之后，中國2025年全年貿易順差達1.189萬億美元，創下全球新紀錄。您認為這樣的貿易順差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對中美未來的博弈意味著什么？

張燕生：確實，從2017年11月特朗普第一次訪華到現在，不管是在經貿、科技、產業、金融、軍事等領域，還是在重大改革、自主開放、全球治理等方方面面，中國都取得了巨大進步，表現十分突出。中國不僅在光伏組件、鋰電池、新能源汽車這類“新三樣”產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還在芯片和微電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國際競爭優勢。

目前，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首次達到63%，新產品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轉變。從過去主要出口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這類傳統消費品，不斷向出口高科技產品、綠色產品、數字產品傾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貿易戰的結果與此前西方預判完全不同，沒有打斷中國的快速發展勢頭，沒有阻礙我國貿易和投資、科技和產業、朋友圈和影響力的發展。事實證明，我國經貿在貿易戰中越戰越強。

基于此，我們也能明確對中美關系競爭未來形成基本看法：即中美兩個大國誰也打不倒誰。中國不可能在經貿、產業、科技、金融等領域徹底打倒美國，美國同樣也無法在這些領域打倒中國。所以，雙方的競爭本質，是在比拼各自刀刃向內、解決本國內部矛盾和問題的能力。

過去9年，我國在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國式現代化轉型發展、人工智能應用落地、貿易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發展成效。

鑒于我國是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個內涵可以延伸為人口規模巨大、經濟規模巨大、開放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國家，如何處理好本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我國給出的應對戰略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包含三個核心要點：

第一是做強國內大循環、做大國內大市場、完善激勵機制、改善內生增長動力，持續提升投入產出效率。這是要落實擴大內需戰略，依托龐大的人口規模，把發展根基立足于內需和國內大市場之上，這是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基點。這就必然涉及中國要率先走出東亞生產方式轉型的困境，內需立國不僅僅是體現在宏觀供求平衡、儲蓄與投資平衡、進口與出口平衡的問題，更是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大問題。

第二是做優國內國際雙循環。在逆全球化、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大國競爭升級的大背景下，如何優化雙循環發展模式，是繼續推進基于多邊規則、自上而下的全球化，還是推動構建基于包容共享、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繼續推動立足于國際工序分工的相互依存、互聯互通、開放合作的全球供應鏈網絡，還是推動立足于自立自強去風險的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供應鏈網絡；是繼續推動出口導向型外向型經濟戰略，還是推動內外貿一體化、貿易投資一體化、引進來走出去一體化的開放型經濟戰略？這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第三是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古人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國式現代化的“道”，需要探索人口規模巨大、經濟規模巨大、開放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不能追求贏者通吃、以鄰為壑、霸凌主義，而要探索有飯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新發展模式。需要構建實現本國與世界和諧發展的國內協調機制、出口協調機制、出海協調機制；形成與中國合作就能夠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目前東盟已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增速可觀，但合作背后暗藏隱患。如今美國在與東盟及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時，普遍加入毒丸條款，其核心目的是“去中國化”。在這樣的局勢下，一方面我們要持續優化雙循環發展模式，穩固與東盟的貿易投資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還要規避地緣政治帶來的風險挑戰。如采用自下而上的國際化發展思路，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驅動，依托地方合作和技術賦能，推動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同時還可以推進雙循環合作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以達到去地緣政治化的目的。

除此之外，這1.2萬億美元順差僅為貨物貿易順差，我國服務貿易目前仍存在高額逆差。

我曾問自己，服務貿易也需要形成高額順差嗎？如果貨物與服務貿易形成巨額雙順差，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更趨緊張而非融洽。進口是與其他國家分享本國市場紅利，會增進相互依存關系，出口則會占有他國市場份額，會引發貿易摩擦和貿易沖突。對大國，尤其如此。進口規模越大，和其他國家共享市場紅利的機會就越多，也更容易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反之，如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順差持續擴大，我國很容易被貿易伙伴視作競爭威脅。其他國家會擔憂自身發展空間被擠壓，由此引發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視中國為威脅的沖突。因此，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就必須堅守一條原則：大國不能搞贏者通吃、以鄰為壑、霸凌主義，而要堅持開放共享、互利共贏，做到“有飯大家吃”，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無論是企業、地方政府，還是國家層面、行業商會與主管部門，都要以對外貿易為紐帶，構建利益、責任、命運三大共同體。

這1.2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為我國外貿戰略、政策激勵以及發展模式下一步的發展提供了風險提示和挑戰提示，這意味著未來我們需要踐行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內在要求，踐行高質量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目標和理念，調整對外貿易戰略、政策激勵機制以及整體國際競爭模式。

同時面臨“去美化”和“去中化”，全球供應鏈的幾種可能

觀察者網：自疫情以來，我們就觀察到以西方發達工業國為代表，普遍出現生產效率大幅下降。這一趨勢在俄烏沖突以及今年中東地區博弈局勢中進一步凸顯。西方談論多時的能源安全以及供應鏈安全并沒有得到顯著提升，反而因為能源以及各類國內問題的沖擊，遲遲無法擺脫通脹的陰影。能源危機進一步加快全球能源結構向新能源轉型進程。這一系列問題，是否為中國新能源“新三樣”出口開辟了全新發展機遇？中企也有希望提價、創造更高附加值？在此基礎上中國新能源的產業鏈升級還有什么空間？

另外，自2026年4月1日起，光伏等產品增值稅出口退稅已正式取消，電池產品退稅率也已從9%下調至6%，并將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這些動作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應上述的這些趨勢？您覺得全球供應鏈是否將迎來新一輪深度重構，會朝著什么方向或特性重塑？

張燕生：首先，全球供應鏈開放的浪漫時期已經結束。1990年以來的超級全球化曾經是人類歷史上最開放的時期，但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拐點，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代替了之前的離岸制造、在岸制造、全球制造體系。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的新產業政策、新保護政策、大國競爭舉措大幅增加。

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教授Dani Rodrik和Nathan Lane撰寫的《產業政策新經濟學綜述》，說明歐、美、日、韓在復活產業政策。2010年全球產業政策有34項，2021年達到1594項。全球貿易預警（GTA）統計，2025年全球新產業政策較2019年增長262%，僅2025年便推出5033項。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讓以“新三樣”為代表的新興出口產業擺脫地緣政治干擾、破除貿易保護壁壘、化解外部遏制打壓，成為重要現實課題。

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塑全球供應鏈結構。1990年興起的IT革命降低了通信與運輸成本，推動了基于國際工序分工的全球綜合物流變革與現代供應鏈管理體系，催生了全球化生產模式。中國供應鏈網絡躋身全球三大生產網絡，中國貿易輻射覆蓋全球供應鏈的能力較美國高出約十個百分點，位居首位。

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基于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業展開的，比如區塊鏈的特性之一是去中心化。而且中美芯片和微電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的競爭在不同賽道上展開。美國的技術優勢是原始創新和華爾街融資能力，中國的優勢是終端、鏈接、應用場景、產業化和工程化能力。這種技術競爭在本質上是互補的、差異性的、錯位的。

未來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格局，最終會走向趨同還是分化？只要中美相互競爭不脫鉤，最終結果很可能走向合作。再次，中國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稅率，鼓勵傳統產業優化提升、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壯大，本質上是推動產業競爭力從性價比走向高質量、高增值性價比，進一步走向高技術、高增值、高品質產品和服務領域。

在墨西哥等地，有大量工廠專門服務于美國供應鏈

那么未來的世界供應鏈可能會有哪幾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是形成中美兩大平行體系的供應鏈。中國搭建的全球供應鏈，呈現去美國化特征；美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呈現“去中國化”的特點。

目前，國內許多新生代企業和企業家正面對這一困境：想要前往西方國家布局，企業就要轉型為全球性企業；若是保留中國本土身份，就會在供應鏈層面被強制去美化。

這并非本土科創人才與企業經營者的自主選擇，而是地緣環境裹挾下的被動妥協。同樣，全球跨國企業面臨同樣困境。既要合美國長臂管轄規則的規、配合“去中國化”操作，又要穩住中國市場份額，這個困難如何解決？

第二種可能性是供應鏈形成多元化格局。如部分中等經濟體試圖抱團搭建“去美化”和“去中化”的供應鏈體系。其中一種思路，是推動歐盟與CPTPP成員聯手，形成中等強國抱團結盟的格局。

這一趨勢的底層邏輯依舊是供應鏈安全考量：中等強國意識到，單純依附美國，或是單純對接中國供應鏈，都存在不小風險。于是它們索性繞開中美兩大強國，選擇中等強國之間自行結盟抱團。一旦中等強國形成陣營，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全球南方會不會形成中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同盟？關鍵資源礦產國家會不會形成類似同盟？各類圈層紛紛結盟分立，整個世界就會走向各自為政、諸侯林立的格局。在這種局面下，全球供應鏈很可能進一步走向本地化、區域化、集團化。

第三種可能性是全球供應鏈徹底失序。有可能是大規模戰爭引發的，也有可能是大規模非傳統安全沖突引發的，還有可能是金融、貨幣、技術、疾病等危機引發的。供應鏈中的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會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時把本國優勢在供應鏈中的地位與作用武器化，彼此相互要挾。全球供應鏈秩序徹底紊亂后，或將重現1914年至1945年爆發兩次世界大戰的場景，有可能重現1973年至1991年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行業沖擊，有可能發生歷史上未曾發生過的混亂。

基于這一背景，我國需要審慎評估和規劃新能源、人工智能、芯片和微電子、生物醫藥、糧食、關鍵礦物等重點領域供應鏈的未來發展路徑和布局。對中國而言，首要任務是“反內卷”，尤其是到國際市場上“內卷”。這就要求我國持續努力建立國內產業協調、出口協調以及出海協調機制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規避全球供應鏈失序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突發沖擊。

從戰略層面來看，我們要轉向以全球視野、歷史視野、大國視野，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其中較迫切的是，我國貿易激勵機制需要開展一場較為深刻的從出口導向的外向型模式，轉向中性導向的開放型模式的制度變革。貿易激勵機制改革，首先包括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外匯管制方法需要進行深刻改革。

出口退稅制度也要進行深刻改革。除此兩項改革之外，利率、稅收、貨幣、價格等名義總量相關的貿易激勵、貿易鼓勵機制，都要進行深度改革。這些改革，目的是推動外貿從順差驅動型模式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軌道，轉移到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上，轉移到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軌道上。

我用一個概念來概括，那就是“正常化機制”。什么是正常化機制？過去我國受東亞模式、東亞生產方式這類外向型發展模式的影響很大。在改革開放前期，這種外向型經濟戰略選擇是正確的。但在目前階段，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就不能繼續延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這是小經濟體開放戰略，而不是大國開放戰略。未來大國開放戰略首先要建立全球視野，立足于解決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現在世界銀行開始反思20世紀80年代向發展中國家強力推薦東亞奇跡和華盛頓共識的導向失誤。20世紀90年代，克魯格曼早年便指出，東亞經濟高速增長多依賴要素投入擴張，而非全要素生產率實質性提升。這個批評警示我們，外貿轉型必須依托新質生產力，朝著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向推進。

除此之外，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在東亞生產模式、外貿模式轉型的過程中，都伴隨貿易摩擦。20世紀50年代，日本紡織服裝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力，當時日本和美國的多種纖維貿易談判趨于白熱化；六七十年代，日本鋼鐵產業形成國際競爭力，隨即與美國產生嚴重的貿易沖突。到了20世紀80-90年代，日本的汽車、家電和半導體產業崛起，又和美國產生貿易摩擦。

可以看到，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引進了西方幾乎全部的科技成果，其供應鏈、產業鏈以及貿易競爭力大幅提升，其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就能達到50%、60%、70%甚至80%，就會引發全面摩擦與沖突。從這個角度來看，東亞生產模式帶有一定的重商主義色彩，存在重視出口、輕視進口的問題。

此外，東亞生產模式還存在一大問題，都面臨老齡少子化問題，這意味著我們東亞生產模式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非常卷。今年韓國三星、海力士盈利暴漲，利潤超萬億，高額利潤背后，實則是行業高度內卷。韓國、日本經濟體量畢竟有限，但中國是大國，所以更要保持謹慎。國內的行業內卷，對中國與世界關系造成的影響，會遠大于日韓。

所以，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規模巨大。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實現現代化，意味著國家、地方、企業和個人，都必須具備全球視野。在發展進步的過程中，要考量自身行為對貿易伙伴、對世界產生的外溢效果，判斷對第三方影響是負面、正向還是中性。對于大國而言，發展速度越快、行業內卷程度越高，越容易對其他國家形成沖擊和負外部性影響。因此，目前我國推行的匯率調整、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率、優化外貿優惠扶持機制等舉措，這都是推動貿易正常化的表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歷史上，我國曾多次調整相關政策。2007年就做過一次調整，當時我國將外貿出口退稅率從11%、13%、17%下調至3%、6%、9%，下調目的是減少貿易順差，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提高外貿附加值。

但遺憾的是，2007年這次外貿激勵機制、增長方式調整，卻因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而被迫中斷，原本下調的出口退稅率最終只能回調。結合過往經驗，本次匯率、價格、稅收、資金等外貿激勵機制的改革，切忌急于求成，應當循序漸進、穩妥推進人民幣匯率調整、出口退稅率下調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改革。

簡單類比中國和日本經濟發展模式，是有害的

觀察者網：離岸人民幣匯率目前已經進入“6.7時代”。在此之前，人民銀行曾宣布自2026年3月2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至0，意在緩和人民幣過快升值態勢，但是這并沒有改變中長期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趨勢。不少人擔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外貿，但是另一部分人則援引70年代日元升值歷史，指出在生產力相對缺失的環境中，升值有利于國家快速發展并為我國消費升級轉型提供條件。您怎么看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趨勢？對中國外貿和國內經濟發展分別有什么影響，我們應該怎樣更為全面平衡地來認識這個問題？

張燕生：與其討論日本匯率升值沖擊，不如討論日本發展的經驗教訓。首先，剛才你講到人民幣匯率進入“6.7時代”，這是回到了2021年的水平。用這個匯率來算中美名義GDP的之比，會發現仍然比2021年的比值明顯要低將近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即便你的匯率升值到6.8，回到了2021年的匯率水平，但中國名義GDP占美國名義GDP的比例仍然遠低于2021年。這是由于一般價格水平上，美國是通脹，中國是通縮，這使得中國名義GDP相對于美國名義GDP的比例，仍明顯低于2021年好幾個百分點。

所以，人民幣匯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是一個正常化的回歸，而并不是像日本那樣大幅度升值。日本大幅度升值是什么概念？從70年代初期的1美元兌360日元，1985年初期1美元兌250日元。然后在1995年4月，日元升值到最高點是1美元兌79日元。

1971年以來，美元兌日元匯率走勢

所以我們不要把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和今天中國人民幣匯率水平回到疫情前的過程進行類比。這個類比是非常有害的。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5倍，現在日本的人均GDP可能只有美國的40%。日本的問題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1985年9月西方五國關于美元危機的協調機制中，日本自己內部也有一個觀點，希望能夠借助日元升值來改變日本對外需依賴太大的問題，希望能夠轉移到依靠內需立國的戰略上來。

日本把西方五國的匯率協調，變成了一個促進日本立國戰略調整的契機。因此，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到1987年的日本前川報告，提出日本需將經濟模式由原來的出口導向型轉變為內需導向型。日本擴大內需、實現內需立國戰略的轉型失敗了。

當然，不是80年代失敗的，也不是1987年前川報告那個時期失敗的，而是在整個90年代，日本擴大內需戰略的轉型失敗了。日本的房地產泡沫也破滅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從1985年至今，日本一直都是雄心壯志地想調結構、轉方式，但是每次都用機會主義的方式，始終缺乏堅定落地的結構性改革舉措，最后失敗了，一直到今天。因此，日本矛盾的累積，是從1985年到今天40年累積下來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不要簡單地拿日本1985年到1995年升值所帶來的影響，和今天人民幣匯率僅僅是從現在回歸到2021年進行類比，然后就認為會形成那么大的問題，形勢遠遠不是那樣。

我們去年的外貿順差1.2萬億美元有點太大了，如果不對貿易激勵機制做出重大調整，巨額外貿順差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到供應鏈頭部企業去調研會發現，這些企業的國際化率大多超過了50%。

企業出海的速率遠高于內需增長的速率，內外卷是一個原因，內外貿激勵機制不平衡是另一個因素。亟需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相配套的內外制度協同系統性改革。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是不錯的，那么人民幣匯率就會有持續升值的趨勢。人民幣持續升值并保持穩定，才能夠對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穩定錨的作用；才能夠增進信心和預期；才能夠推動外貿的轉型升級和國內的高質量發展；才能夠增強我們貨幣的購買力，使老百姓的經濟福利、社會福利增加。

所以我們講回歸常識、回歸規律、回歸邏輯，也就是回歸事物本身的面貌。也就是走出新冠疫情的干擾，走出中美貿易戰的干擾，走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干擾，回到中國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去，繼續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