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成功的臥底，我們不能不提唐生明和郭汝瑰——他們跟龍潭三杰相比如何不好評說，但這二位有個共同特點卻很有意思：唐生明有個親哥哥叫唐生智，唐生智是1935年銓敘的一級上將；郭汝瑰有個跟親哥哥一樣親的堂兄叫郭汝棟，有資料說郭汝棟于1946年7月31日晉升陸軍上將并退役。

郭汝瑰備受蔣家王朝兩任參謀總長陳誠顧祝同器重，老蔣對他也十分信任，這還真不完全因為郭汝瑰有個“好哥哥”，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郭汝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老蔣在日本軍校的“半個學弟”——他們雖然不在一個軍校受訓，但都是留日學生，也都當過日本“軍官候補生”。

我們細看《郭汝瑰回憶錄》就會發現，他的哥哥郭汝棟是個聰明人，把弟弟郭汝瑰送去日本學軍事也是聰明之舉，郭汝瑰去日本軍校也是不虛此行——他當“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的時候，制定的戰略規劃都很合老蔣的胃口，跟他們受過同樣的培訓也有很大關系。

晚清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清末民初我國派遣大量青年赴美、日、法、德留學并不算錯，郭汝瑰在留日期間，確實學到了一些真東西，當年基本軍校的訓練、教學內容，確實也很值得研究——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只有深入了解日軍作戰特點，才能制定有效的應對之策。

郭汝瑰留學歸來，又考入國內的“陸軍大學”第十期，系統學習了戰術、戰史、參謀業務、鄰邦軍備、兵要地志、軍制、軍隊人事法規、軍隊教育、兵器、野戰筑城、永久筑城、地形、諜報勤務等課程，其中的戰術課包括大軍統帥、海軍戰術、空軍戰術、化學戰、裝甲兵戰術、炮兵戰術，參謀業務課包括軍隊編制、裝備、輜重、動員，當時的教官除了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中國將領就是德國專家，經常搞“現地戰術”演練（一搞就是一個月）、“現地參謀旅行”和“紅藍對抗軍事演習”——當年陸大的軍事演習，也是分紅藍兩方，與現在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們以藍色代表自己。

郭汝瑰后來能入主“國防部第三廳”，而且是兩次擔任中將廳長，不能不說是跟他受過系統訓練有莫大關系。

陸大的課程，有一部分也是由日本教官講述的——郭汝瑰入陸大的時候，開學日期因“一二八抗戰”爆發而延期到1932年3月1日（原定第十期開學日期為1931年12月1日），但德國教官并沒有撤走，郭汝瑰的軍事素養，可以說是兼備了中、日、德三家之長。

郭汝瑰和老蔣算“校友”之說，并非沒有史料依據：蔣志清于1908年春被陸軍學堂選送日本留學，進入日本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軍事預備學校振武學校第十一期學習，后來又在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郭汝瑰1931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并在第三師團工兵大隊第二連當了六個月士官候補生，其中兩個月當上等兵、兩個月當伍長（下士）、兩個月當軍曹（中士）。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日軍十惡不赦，但他們的學習和訓練，卻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尤其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我們不得不向他們學習，郭汝瑰之所以能去日本留學，也可以說是陰差陽錯歪打正著——他的地下黨身份幾乎已經暴露，堂兄郭汝棟急中生智想出了一個辦法：“老弟，你們兩人（另一人為傅秉勛，很復雜的一個人人物，就不詳細介紹了）色彩（紅色）太重了，叫你們登報聲明（脫黨），你們又不愿意，我也有難處。這樣吧，我干脆送你們到日本的士官學校讀書。讀兩年多，加上來去時間共三年，三年之后回來時，如果紅色失敗了，你們的色彩也淡了，我可以掩護你們！如果紅色勝利了，你們又干就是嘛！（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郭汝瑰回憶錄》，個別名詞有修改）”

郭汝棟如何幫助及掩護郭汝瑰，我們有時間再聊，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跟著郭汝瑰的目光，來看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軍校，然后琢磨一下如何應對和消滅那些魔窟一樣的軍校都培養出了怎樣的魔鬼，以及如何有效消滅他們。

很多牧羊犬都是日美“沒有人情世故”，但不管什么時間，他們的人情世故都無處不在，如果真公平考試，蔣志清可能考上，郭汝瑰卻考不上——蔣進的是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軍事預備學校振武學校，五分之二時間學日語，五分之一時間學軍事，其他時間學數學、物理、博物、史地，而郭汝瑰考士官學校，第一張卷子就是考日語，日語不過關就會被刷掉。

郭汝瑰出國前學了半年日語，進入日本又學了半年，但也只會一些日常對話（有些人其他方面很優秀，但在語言方面沒有天賦，這一點學英語費勁的同學們估計都有同感），書面考試根本不靈：“第一關是考日語，雖然我專修了一年目語，但會話仍很困難，考試時首先是聽寫，記得第一句考官念完‘彈丸雨飛（原文是日語，就不復制過來了，筆者也不會寫）’四個字后，我搔首弄筆預索枯腸，意義仍不得而知。第一句話都聽不懂，寫不出，心里越發緊張，后面越做越糊涂，簡直等于交白卷出考場。”

考試交白卷并不要緊，因為日軍也是可以走后門的，當時負責招收士官候補生的叫加藤，加藤收下郭汝瑰送上的一百日元（當時相當于四十九美元，也相當于一個工科畢業生月薪，能買二百斤大米）后，就領著郭汝瑰去見了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大隊長金子定一大佐，得知郭汝瑰打過仗之后，不但特批其入學，還在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這個仗（指郭在四川與楊森作戰）不好，打內仗不好。‘戰勝異國為榮，殘殺同胞為辱’。”

金子定一還說了一些很反動的話，這里就不引用了，咱們還是言歸正傳，跟著郭汝瑰去看日本軍隊和軍校。

郭汝瑰進的是士官學校第二十四期，進入士官學校的學生，叫士官候補生（即候補軍官的學生之意)，按學校的規定，首先要下聯隊學習六個月，即交給聯隊代訓六個月，學習士兵動作、了解聯隊生活。

當年日本對中國留學生的防范也是很嚴格的，郭汝瑰所在的工兵大隊奉命到松浜的飛行聯隊協助演習架橋，教官假裝好意對郭汝瑰等五個中國留學生講辛苦，意思是讓大家別參加，郭汝瑰等人堅持要去，結果到了演習現場，又被教官以“涉及機密”為由毫不客氣地趕了回去。

為了不讓中國留學生學到真技術，日本教官可謂絞盡腦汁，要么是讓副大隊長帶留學生游山玩水，要么只允許隔一條山溝遠觀。

雖然備受歧視，但郭汝瑰還是忍辱負重，一邊學習一邊觀察，掌握了很多日軍特點，首先是他們“教育士兵生活簡樸，紀律嚴明，練習軍事技術嚴格認真，作業力的養成一絲不茍”——這里的紀律嚴明只是指他們軍隊內部的絕對服從，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并不受約束。

當年的日軍士兵只發一套新軍裝、再發一套退伍士兵穿過并修補好的舊軍裝、舊皮鞋，中國來的士官候補生則有兩套新呢子軍裝、一件新呢子大衣、兩套布軍裝、兩雙新皮鞋。

士官候補生在軍官食堂吃飯，早上是一碗醬湯、一碗干飯、兩塊泡蘿卜；中午一大碗飯（約半斤）、一大碗菜，菜一般是馬鈴薯、紅蘿卜，里面有點肉丁，必須吃完不能倒掉。

晚上吃什么郭汝瑰沒寫，估計是跟中午差不多。日本軍官吃的遠不及美軍士兵，日本士兵就更不用說了，所以他們入侵中國，就像瘋狗餓狼一樣見啥搶啥。

雖然吃的不怎么樣，但他們的訓練卻很刻苦：“每次行軍，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吃飯，飯后背上槍和背包，共約四十斤重，然后出發。路上每走四公里，休息十分鐘，一個上午要走六個小時二十四公里。行軍途中，盡管步伐不一定整齊，可以小聲說話，但仍很肅靜，沒有一點喧嘩之聲。到達目的地后，休息一二個小時，下午就做各種工兵作業。做得最多的是土工作業。第一次上午行軍二十四公里以后，我已筋疲力盡，全身骨頭像散了架一樣，下午掘土時劃定每人一平方米面積的尋常土（指不硬不松軟的土）向下掘，越深越好，班長喊一聲‘作業開始！’士兵們一言不發，掄起鐵鎬就挖，一干就是四個鐘頭。日本兵有的人挖了四五公尺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挖了半公尺深。”

日軍士兵的堅忍兇頑，郭汝瑰是親眼目睹的：教官一看郭汝瑰實在干不動了，就領著他到處巡視，一個日本兵把臨近的士兵手鏟傷了，當時鮮血直流，但受傷的士兵默默地看了對方一眼，用嘴把傷口上的鮮血吃掉，又掄起鍬鎬繼續鏟土，直到班長見他血流得太多了，這才報告排長并命令該士兵包扎，該士兵包扎回來，依然沉默著繼續鏟土。

據郭汝瑰回憶，當年日軍的訓練能把人變成戰爭機器：“各種工兵軍事技術訓練如爆破、坑道、架橋等等，也要求嚴格。應用架橋必須用繩子捆木材，也有一定的程序和辦法。繩子捆好打結、每個結怎樣打才能既省時，又牢固都有講究，誰先打好結就喊一聲‘完了’。伍長檢查質量合格，他就該受到表揚。然后解開又重新捆。如此反復練習，直到熟練而又準確才停止。釘兩爪釘，也是這樣，釘了又拔出來，拔出來又釘，每次作業四小時，一天八小時，就是這樣反復訓練。”

郭汝瑰家境較好，體力也很不錯，但是跟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兵比起來，一開始的劣勢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工兵訓練的最初幾個星期，我每天練下來，全身每塊肌肉都在疼痛，好似遍體挨了一頓毒打一般，只能趴著睡覺，鍛煉了一段時間，也就漸漸習慣了。”

郭汝瑰不愧為優秀的中國軍人，他經過刻苦訓練，不但在體能上趕了上來，還對很多日軍訓練細節牢記于心，尤其是日本教官的幾句話讓他對日軍戰術特點有了更深了解和警惕：“筑城不是工兵的專業，各種掩體的構筑是步、炮、坦各兵種自己的事，工兵主要是指導陣地構筑及完成陣地的有技術性的部分。現代筑城應深向下挖，不能高出地面，以減少敵火殺傷，工事的偽裝隱蔽重于堅固，發揚火力重于掩蔽身體，陣地無側防不能堅固……攻擊是最好的防御。”

“攻擊是最好的防御”，這句話后來也應驗在珍珠港，郭汝瑰評價：“這與日本軍國主義以武力搞侵略擴張的主張是一脈相傳的。”

郭汝瑰沒完成學業就因戰爭爆發而中途退學，他回國時，不但弄到了全套的士官學校教材，還買了整整五大箱軍事書籍帶了回來——當年的日軍是我們的死敵，學習研究他們的戰略戰術和軍隊訓練方式，也是極有必要的，讀者諸君看了郭汝瑰回憶錄記載的日軍訓練內容，是不是也有很多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