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作為中華文明的瑰寶，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中具有獨特優勢。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是件大事。當前，中醫藥市場需求很大，但在服務供給、產業發展、文化傳承等方面仍面臨挑戰。“十五五”規劃綱要圍繞“推進中醫藥傳承創新”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為推動中醫藥振興發展指明了方向。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提供優質高效的中醫藥健康管理服務

我國中醫藥服務體系建設現狀與可及性如何？“看中醫”難在何處？

石學峰（北京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貢獻，對世界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中醫藥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醫藥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績。

服務網絡不斷完善。2020年至2024年，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總數從7.2萬個增至10.4萬個。其中，中醫類醫院從5482個增至6397個；縣級中醫醫院占政府辦中醫醫院的比例從72.92%升至96%以上，設置中醫科的縣級綜合醫院比例從87.43%升至90%以上；基層中醫館從3.63萬個增至4.2萬個。超過99%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能夠提供中醫藥服務。“十四五”期間，推動優質高效中醫藥服務體系建設，國家中醫疫病防治基地、中西醫協同“旗艦”醫院、中醫特色重點醫院等4個專項中已有225個單位啟動建設，占入庫單位總量的90%；3個中醫類國家醫學中心、27個中醫類國家區域醫療中心全部啟動；超40%的縣級中醫醫院牽頭組建縣域醫共體。

人才隊伍持續壯大。2020年至2024年，全國中醫藥衛生人員總數從82.9萬人增至115.9萬人，中醫類別執業（助理）醫師從68.3萬人增至97.1萬人。人才培養格局由單一渠道拓展為“院校教育+師承教育+西學中培訓+基層定向培養”多元模式，隊伍結構和發展可持續性全面提升。

服務可及性持續提升。2020年至2024年，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從10.6億增至16.8億，占總診療量比重從16.8%增至19.3%；出院人數從3504.2萬增至5311.7萬，凈增約1807.5萬。中醫藥在醫療服務格局中的分量持續加重，承載能力不斷增強。

盡管我國中醫藥服務體系不斷健全，但區域、城鄉間資源配置仍存在較大差異，優質高效供給與群眾需求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存在看好中醫難、有方無藥、醫保報銷難等問題。究其根源，一是基層中醫館服務能力不強，特色優勢發揮不充分。一些中醫館服務項目單一，離優質、可及、高效等目標仍有差距，且服務多局限于傳統項目，特色技術推廣不足，中藥飲片種類缺乏，適宜技術推廣體系不健全。二是基層中醫藥人才總量不足，結構失衡突出。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醫醫師占比不到25%，“引不進、留不住、用不好”問題普遍存在，隊伍老齡化嚴重，高水平骨干缺乏。三是基礎設施薄弱制約服務供給能力。部分中醫館建筑面積偏小、科室布局不合理、設備陳舊，治療及康復護理床位不足。四是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醫保支付和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有待完善。按病組和病種分值等支付方式與中醫藥服務適配性不強，按中醫優勢病種支付尚處探索階段，對治未病、康復護理等長期價值體現不足，部分服務項目未納入醫保。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健全中醫藥服務體系，提升基層中醫藥服務能力，加強中醫優勢專科建設，發展中西醫協同服務”。針對當前存在的西醫化傾向及看中醫難等問題，需從人才培養、診療模式、支付與監管政策等方面著力，促進中醫優勢專科真正突出中醫藥特色，切實把中醫藥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

第一，建強人才隊伍，培養守正創新的中西醫貫通人才。加強中西醫結合基礎理論研究，形成優效互補、循證可驗的臨床診療方案與指南。開展“西學中”培訓，提升西醫對中醫的認同與協同能力。在中醫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增加中西醫協同實踐模塊，強化醫師中醫臨床思維。在部分高水平醫院探索設立中西醫協同專科醫師崗位，負責聯合診療、多學科協作及中醫優勢病種方案制定。

第二，創新協同模式，建立中醫主導的中西醫協同專科機制。探索建立中西醫協同多學科診療制度，推動中醫優勢專科與相關西醫科室建立固定協作機制，將中醫參與度納入醫院績效考核。遴選基礎較好的專科開展中西醫協同“旗艦”科室試點，建立聯合門診、聯合病房。明確中醫優勢病種目錄，推行“中醫主陣地”策略。對中醫優勢明顯、西醫療效有限的病種，要以中醫診療方案為主，突破醫保支付及績效考核限制，突出中醫技術應用和患者功能恢復。鼓勵中醫優勢專科嵌入西醫急診、重癥、圍手術期、康復護理等領域，在績效分配等方面給予適當傾斜。

第三，優化支付與監管，推進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在中醫優勢專科中推廣按療效價值付費模式，實現“同病、同效、同價”。適當上調中醫非藥物療法的技術勞務定價。對開展中西醫協同聯合門診、聯合病房的機構，允許收取多學科協作診療費并納入醫保。將中西醫協同水平納入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及院長考核，增設中醫優勢專科中西醫協同開展情況等指標，考核結果與財政補助、評優評先等掛鉤。同時，建立信息監測平臺，動態監測中藥飲片處方占比、非藥物療法使用率等指標，防止指標下降或過度使用西醫檢查、手術、抗生素等問題。

完善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醫保支付方式

中醫藥特點對醫保支付方式有什么要求？如何讓中醫藥服務更好惠及廣大參保群眾？

曾燕（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長期以來，中醫辨證施治的個性化診療特點，與基于西醫標準化治療的醫保支付體系存在天然適配難題。這就需要醫保支付方式既體現中醫診療的技術勞務價值與預防保健特色，也需適應中藥產品的個體化用藥與質量標準多樣性。

就中醫診療而言，中醫診療強調整體觀和辨證論治，要求醫保支付方式體現技術勞務價值。中醫診療高度依賴醫生的綜合判斷與技術操作，如望聞問切和針灸推拿，醫保支付方式應讓這些服務獲得與其實際成本相匹配的經濟回報。中醫治未病理念強調預防保健和慢病早期干預，要求醫保支付方式向前端延伸，從保已病轉向保健康，需將體質辨識、慢病調理等預防性服務逐步納入支付范圍。中醫服務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要求醫保支付方式在控費與激勵之間找到平衡，避免優質廉價服務被邊緣化。

就中藥產品而言，一方面，中藥強調道地藥材和個體化用藥，要求醫保支付方式具備足夠的包容性與彈性。同一病名在不同患者身上可能方劑迥異，中藥飲片、顆粒、制劑等形態多樣、質量標準難以統一，需建立符合中藥特點的定價與支付機制。同時，支持院內制劑流通，以合理報銷政策鼓勵傳統工藝制劑的研發應用。另一方面，中藥講究復方配伍與多味藥材協同作用，要求醫保支付方式適應處方靈活多變的特點，并建立質量分層支付體系。中藥療效并非單一成分的線性疊加，無法套用西藥單方管理邏輯，需針對中藥建立優質優價的支付體系，引導中藥質量持續提升。

在實踐中，醫保支付方式在應用于體現中醫藥特點的診療服務時，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標準化分組與中醫個性化診療之間的矛盾。目前醫保支付方式主要基于西醫診斷編碼構建，而中醫的同病異治往往導致同一病癥的診療路徑差異較大，難以歸入標準化的西醫組別。二是治未病服務多數為自費項目?，不涉及醫保基金支付。體質辨識、膏方調理等預防性服務不屬于基本醫療保險保障范圍。雖然各地已將部分針灸、推拿項目納入醫保目錄，但支付范圍多限于治療場景，且報銷比例受限。三是中藥支付標準與辨證論治要求脫節。中藥產品的定價多參照化學成分含量或重量，難以體現道地藥材的質量差異和個體化配伍價值。大量院內中藥制劑因缺乏統一的醫保編碼和定價標準，難以納入支付范圍，制約了中藥特色產品的臨床應用。

對此，各地圍繞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醫保支付方式進行了積極探索。江西、山東等地通過日間病房模式緩解中醫住院難與醫保支付難，讓白天治療、晚上回家的日間病房患者享受住院報銷待遇。廣東、江蘇等地通過特例單議機制為中醫疑難重癥和高新技術應用保留合理支付空間，讓難以歸入常規分組的復雜病例得到合理的醫保補償。河南、安徽等地通過按療效價值付費實現同病同效同價，即不論采用何種治療手段，只要療效達標，醫保就按同樣的標準支付。

推進符合中醫藥特點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需在厘清中醫藥服務規律的基礎上，找準制度接口與政策發力點。

一是建立中西醫兼容的編碼與評價體系。應組織中醫藥和醫保信息化專家，系統梳理中醫優勢病種與西醫疾病診斷的對應關系，打通編碼壁壘。療效評價不能僅依賴化驗指標，需開發包含疼痛程度、活動能力、生活質量等維度的患者主觀感受評價工具，使中醫治療的綜合效果獲得客觀衡量。

二是完善推廣按療效價值付費機制。目前多地已開展中西醫同病同效同價試點，但不同地區在病種選擇、療效判定標準和支付倍數上差異較大。需制定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療效評價細則，統一主要病種的療效判定閾值和支付等級，確保中醫優勢病種在按療效價值付費中獲得穩定合理的補償。

三是優化特例評議機制的運行效率與覆蓋范圍。探索基于大數據自動篩選特例病例的輔助機制，讓真正需要退出打包付費的疑難重癥中醫病例便捷獲得合理支付，避免因程序繁冗而抑制醫療機構的申請積極性。

四是分步推進治未病服務納入支付范圍。短期內可將部分成熟的中醫預防保健項目納入門診慢特病管理，長期則需研究建立獨立的健康管理支付單元，對中醫體質辨識、膳食指導、情志調理等服務探索按人頭打包付費，激勵醫療機構從治已病轉向治未病。

五是加強試點成效的動態監測與基金監管。圍繞病種覆蓋范圍、費用結構變化、患者自付比例、中醫技術使用率等指標建立監測體系，定期評估改革效果。針對治未病和非治療性中醫服務可能出現的風險，需建立適應中醫藥特點的基金監管機制，明確治療性項目與非治療性項目的支付邊界，防止醫保基金被用于純粹的養生保健或套取補貼。依據評估結果和監管反饋，及時調整病種目錄、支付標準和管理規則，形成試點、評估、調整、推廣的良性循環。

加強中藥源頭及生產過程質量控制

如何加強中藥資源保護利用與道地藥材基地建設，推動我國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

胡軍（山東中醫藥大學衛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近年來，我國中醫藥產業發展在多重政策利好與市場需求釋放的雙重牽引下駛入快車道。

產業規模持續擴大。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覆蓋2702個縣，摸清了18817種中藥資源本底，為產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中藥產業具有獨特優勢和廣闊市場前景，2024年我國中醫藥產業總規模達1.05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其中，中成藥市場規模達5129.1億元，中藥飲片規模2457億元，中藥材種植面積約5690萬畝，成交額達2110億元。

政策體系密集落地。2025年3月，國辦印發《關于提升中藥質量促進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圍繞中藥全產業鏈提出8個方面21項重點任務。國家藥監局發布《中藥標準管理專門規定》《中藥注冊管理專門規定》等配套文件，構建符合中藥特點的審評審批體系。中醫藥理論、人用經驗和臨床試驗相結合的中藥注冊審評證據體系初步建立，為中藥新藥研發提供科學指引。2022年至2025年共批準中藥新藥63個，其中經典名方32首，河北累計7個經典名方新藥獲批上市，居全國首位。

科技創新加速突破。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智技術逐步融入中藥全產業鏈。同仁堂推進道地中藥材種植養殖和溯源體系建設，建立八大標準體系推進“零缺陷”質量管理。廣藥集團在全國建立近90個中藥材規范化種植基地，依托區塊鏈構建全要素可追溯閉環。云南白藥、華潤三九等企業圍繞產品創新、劑型開發、數字化轉型多線并進。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正視制約中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

其一，中藥源頭質量不穩，種質資源保護亟待加強。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發現，我國有近3000種植物處于瀕危狀態，其中60%至70%具有藥用價值。刺五加、川貝母等野生資源日趨枯竭。人工栽培同樣面臨種質退化問題，地黃、山藥等大宗藥材因連年種植和近親繁殖，優良性狀顯著下降。個別種植戶為追求產量濫用化肥農藥，影響中藥材品質。

其二，中藥制劑生產體系薄弱，質量控制能力不足。生產設備自動化程度低，工藝參數控制粗放，導致批次間品質波動大。質量標準體系不完善，傳統炮制工藝多依賴“師傅帶徒弟”的經驗傳承，缺乏統一標準化流程。中藥飲片抽檢質量整體合格率雖提升至97%，但仍有部分品種存在重金屬超標等問題。

其三，經典名方轉化不暢，研發創新活力不足。我國已發布324首古代經典名方，但獲批上市數量有限。原因在于療效評價標準難以統一，質量控制規范缺失，企業研發投入不足。中藥上市企業平均研發投入強度僅3%至4%，遠低于化學藥品和生物制品的8%至11%。以嶺藥業、同仁堂等頭部企業雖有高額投入，但難以帶動全行業發展。

其四，產業組織形式分散，標準化、規模化水平偏低。中藥材種植以分散農戶個體經營為主，缺乏科學管理和統一規劃，通過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認證的基地數量有限。中藥飲片生產企業中，小微企業占比偏高，行業集中度低。此外，中藥專利失效占比較高，主要因創造性不足、維護成本高，反映出專利質量與轉化效率的雙重矛盾。

針對上述瓶頸，應從資源保護與基地建設、質量追溯與監管、智能化改造、經典名方轉化等方面綜合施策。

一是推進種質資源保護與道地藥材生態化基地建設。以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數據為基礎，擴大種質資源收集覆蓋面，加強種質資源庫統籌管理。對大宗品種開展提純復壯和良種選育，建立繁育基地，對瀕危品種集中攻關人工繁育和替代品研制，可推廣“林藥間作”“擬境栽培”等生態種植模式。

二是完善全鏈條質量追溯體系并強化基層監管。全面落實中藥生產監督管理規定關于追溯制度的要求，推廣區塊鏈、物聯網在種植、加工、質檢、交易等環節的應用。加大對縣級藥品檢驗機構投入，提升抽檢覆蓋面，對農殘、重金屬超標等違法行為依法從嚴查處，形成“企業有責任、農戶有意識、監管有力度、市場有信任”的質量共治格局。

三是加快中藥制劑技術智能化改造和標準化升級。采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貫穿種植、加工、溯源全鏈條，推動炮制溫度、時間等關鍵參數的數字化建模與智能裝備研發，逐步提升不同批次產品品質的均一性、穩定性和安全性。聚焦傳統制劑飲片等重點領域，率先實現質量標準的量化突破。

四是優化經典名方轉化機制，打通產學研用融合堵點。完善“關鍵信息表”和“人用經驗數據鏈”審評證據體系，促進經典名方高效轉化。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打通從古籍到制劑的全鏈條。鼓勵企業構建“古籍研究—藥材溯源—工藝創新—臨床驗證”研發體系，加速從名方到名藥的市場進程。

推動中醫藥文化更廣泛融入生產生活

我國中醫藥文化傳承創新實踐情況如何？怎樣進一步推動中醫藥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周尚成（浙江中醫藥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學術院長）：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是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支撐。當前我國中醫藥文化傳承創新呈現政策引領、多方協同、守正創新的良好態勢，逐步形成“保護—研究—傳承—轉化”全鏈條發展格局。

一是傳承保護與基礎建設穩步推進。近年來，國家層面出臺一系列中醫藥文化傳承創新相關政策，推動中醫藥文化貫穿國民教育、融入生產生活。全國建成中醫藥文化宣傳教育基地80余個、非遺工坊1.29萬家，“中醫中藥中國行”覆蓋31個省區市，年均活動超500場。經典古籍保護取得實效，啟動中醫藥古籍數字化工程，完成《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500余部經典醫籍整理校勘與數字化。全國基層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建設持續開展，師帶徒模式培育大批中青年骨干。

二是轉化應用與產業服務提質增效。各地以多元融合模式打破傳統發展邊界，將中醫藥文化價值轉化為發展動能。中醫藥文化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北京、四川等地依托VR、數字孿生建成一批沉浸式中醫藥文化體驗館，通過可互動的實景場景，讓大眾近距離、全方位感受中醫藥的獨特魅力。同時，中醫藥與文旅融合發展持續提速，河南南陽打造的中醫藥文化產業園，整合文化展示、康養體驗、非遺傳承、產業孵化等多元業態，年接待游客超100萬人次，實現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雙向賦能。

三是國內普及與國際傳播雙向拓展。國內傳播形成矩陣，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助力科普，抖音中醫藥相關話題播放量超50億次，公眾認知度持續提升。國際合作不斷深化，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簽訂近百個中醫藥合作協議，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達30個。《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青蒿素研發應用成為中醫藥服務全球健康的典范，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

中醫藥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醫藥事業的根基，以《黃帝內經》等典籍為理論基礎，汲取《易經》哲學精髓，蘊含天人合一、調和致平等哲學思想。當前，我國在中醫藥經典古籍保護、研究與傳承方面還存在瓶頸，大力發展中醫藥文化成為中醫藥事業發展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在經典保護方面，資源損毀與體系短板并存。中醫藥古籍存世約1.3萬種，30%以上存在紙張老化、字跡模糊等問題，10%散落民間缺乏專業修復；基層館藏設施不足，每年損毀古籍超千冊。少數民族醫藥多為口頭傳承，眾多民間偏方隨傳承人離世失傳。古籍數字化可檢索識別率不足40%，資源共享與長效保護機制尚不健全。

在科學研究方面，現代闡釋與轉化能力薄弱。經典理論現代闡釋不足，“陰陽平衡”等理念難以用現代科學語言精準解讀，易引發認知偏差。研究多停留在文獻整理，與臨床結合不緊密，全國經典名方轉化為新藥的比例僅5%，《傷寒雜病論》300余首方劑中已轉化的不足20首，臨床價值未充分釋放。

在傳承方面，人才斷層與傳播乏力制約發展。院校教育重理論輕實操，青年醫師經典運用能力不足；民間師承受限于秘傳模式，難以規模化傳承。當下年輕群體對傳統診療方式存在疏離感，普遍將中藥等同于膳食補充劑，臨床應用場景受限；加之優質科普內容供給不足、傳播形式單一，進一步導致中醫藥認可度偏低。

中醫藥文化傳承創新是中醫藥振興發展的重要抓手。唯有堅守經典根基、破解瓶頸短板、堅持守正創新，推動傳統智慧與現代發展同頻共振，才能讓中醫藥文化煥發新生機，為健康中國建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貢獻更大力量。

第一，強化系統性保護，筑牢經典傳承根基。推進古籍搶救性保護，建立國家—省級保護數據庫，實行“一物一碼”全流程管理。推廣“古籍修復+數字化”模式，加快珍貴古籍修復與上線。系統挖掘民間散落古籍與口頭傳承智慧，重點搶救少數民族醫藥資源，防止“人走技失”。完善館藏條件，健全分級分類保護機制，提升中醫藥古籍原生性、再生性保護能力。

第二，深化研究轉化，激發經典的現代價值。組建跨學科團隊，運用分子生物學、大數據等技術解讀經典內涵，為中醫藥理論提供科學支撐。推廣“經典名方+臨床驗證”模式，遴選100首方劑加快轉化，推動納入醫保目錄，提升臨床可及性。加強循證評價與標準制定，促進經典智慧與現代醫學融合，拓寬應用場景。

第三，完善人才培養體系，破解傳承斷層難題。構建“院校+師承+繼續教育”三位一體培養模式，強化高校經典教學與臨床實操。健全名老中醫帶徒制度，給予專項補貼，擴大傳承規模。開設“中醫藥+科技”“中醫藥+傳播”等交叉專業，培育多領域復合型人才，打造結構合理、技藝精湛的傳承隊伍。

第四，創新傳播模式，提升文化普及效能。打造融媒體傳播矩陣，用年輕化語態普及中醫藥知識，破除認知誤區。推動中醫藥與文創、康養、旅游等融合，開發特色產品，推廣八段錦等傳統功法。深化國際合作，參與傳統醫學規則制定，推進中醫藥標準國際化，講好中醫藥故事。（本文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