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持續的埃博拉疫情迅速升級，已被列為歷史上第三大規模的疫情暴發——專家表示，美國衛生政策的削弱加劇了這場危機。當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請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派遣志愿者在機場進行埃博拉病毒篩查時，他們突顯了專家所指出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特朗普政府從公共衛生領域的撤退正在全球范圍內產生連鎖反應，而這些影響并不僅僅涉及海外。

周三，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向其工作人員發布“緊急請求”，要求協助在美國機場進行埃博拉病毒篩查。這一請求是在該機構本月早些時候因疫情惡化而限制從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和南蘇丹出發的旅行之后提出的。截至目前，已報告超過1000例病例，其中223人死亡，但由于剛果民主共和國持續沖突影響了準確的數據收集，僅有約125例確診病例和17例確認死亡。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約為50%，遠高于流感或新冠病毒。目前針對這種特定毒株——本迪布焦病毒——尚無治愈方法或疫苗。

這一情況也發生在美國政府大幅削減公共衛生投資的背景下。例如，在其第二任期之初，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的協助下，解散了美國國際開發署——這個機構曾在此前多次埃博拉疫情中領導國際應對行動。

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埃博拉幸存者克雷格·斯賓塞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任政府對埃博拉疫情的反應與2024年（當時盧旺達暴發了類似疾病馬爾堡病毒疫情）相比已大相徑庭。

“有一次（2024年）疫情爆發時，我的一個朋友正在現場。她在官方報告之前就給我打了電話。我得以聯系到我在美國政府全球衛生領域的一位熟人，他幫我聯系到白宮全球衛生團隊的人，”斯賓塞說，“在我與盧旺達的朋友通話后不到一小時，我就和他們取得了聯系，而八天內，實驗性治療方法和疫苗就已抵達當地，這一切都是由美國、白宮和美國國際開發署推動的。”

這一情況也發生在美國政府大幅削減公共衛生投資（尤其是在對外援助相關領域）的背景下。

斯賓塞表示，在不到一周多的時間里，來自美國的疫苗和治療方法就在盧旺達投入使用，他認為正是這種快速反應遏制了疫情，并成功中斷了病毒傳播。

“盧旺達最終以有記錄以來埃博拉或馬爾堡應對中最低的死亡率之一結束了那次疫情，”斯賓塞說。

斯賓塞將這一情況與2025年初烏干達發生的另一次埃博拉疫情進行了對比，后者沒有得到美國的響應，他認為，與2024年馬爾堡疫情相比，烏干達的疫情因此受到更大影響，盡管在他看來，其他全球衛生組織的干預確實幫助遏制了傳播。當前的埃博拉疫情已遠遠超過2025年那次（確診病例不到100例），而2026年的疫情確診病例已接近1000例。

達爾豪斯大學舒立克法學院法律與醫學教授馬修·赫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由于美國缺乏對該地區應對行動的支持，當前疫情很可能更為嚴重，而且由于國內外公共衛生投資削減，未來暴發的疫情也可能難以控制。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全球針對傳染病及其他公共衛生威脅的生物醫學研究最大的資助方，”赫德說，“當你實質上迫使該機構削減所有那些在美國境內開展、同時適用于國外和國內的研究項目時，你就是在削弱我們星球上最大的防備研究資助方。”

赫德解釋說，美國不僅在應對這些疫情的緊急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還在建立監測系統（有助于更早發現這些問題）以及培訓當地工作人員（以便更好地監測和應對暴發的疫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赫德表示，盡管美國從公共衛生領域的撤退正在使當前埃博拉疫情的應對變得更糟（盡管影響難以量化），但削減公共和全球衛生投資可能會在暴發傳播更快的呼吸道病毒（如新冠病毒或流感）疫情時產生更廣泛的后果。

赫德以H5N1為例——這是一種自2022年以來在美國等地野鳥中傳播的流感病毒，隨后傳播到哺乳動物，從熊到家貓、鯨魚以及少數人類——他指出，如果在美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處于當前衰退狀態時，這種傳染病開始廣泛感染人類，就可能演變成一場災難。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他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這是他第一任期也曾試圖采取的行動。退出世衛組織的法律程序于2026年1月完成。

“那項命令的措辭不僅僅是關于退出，還涉及停止與世界衛生組織共享信息。而世界上追蹤流感的最大中心就設在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赫德說，“因此，當這種病毒在美國各地的牲畜、家禽和鯨魚中傳播時，該信息中心卻被指示不再與世界其他國家共享信息。”

赫德強調，削減公共衛生投資還包括政府停止對mRNA疫苗研發的財政支持，而mRNA平臺是開發流感病毒新疫苗最具適應性的平臺之一。赫德表示，這可能會減緩新疫苗的研發和部署。

“目前，美國仍然是一個極其強大的經濟行為體，”赫德說，“因此，如果有人未來研發出針對那種病毒的疫苗，他們或許可以利用自己的購買力獲取所需劑量來應對——但他們將不會處于防備和監測的前沿，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確保自己擁有滿足國內需求的疫苗劑量。”

卡多佐法學院助理教授海云·戴蒙-馮強調，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等機構工作的持續政治化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應對國內公共衛生威脅的能力。

“例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要不是一個監管機構。它們主要承擔一種知識性功能：收集、監測數據并進行綜合分析，而且歷史上它們雇傭了大量公共衛生專家和科學家來做這項工作，”戴蒙-馮說，“我們在本屆政府上任之初就看到了對這種基礎設施的削減。”

這種削減，再加上對像美國國際開發署這樣的對外援助項目的削減，使美國在應對國內和全球公共衛生威脅方面處于尤其脆弱的境地。戴蒙-馮也指出，這使得公眾更難追究公共衛生官員的責任。

“如果我們對什么被認為是真實的、我們接觸到哪些事實、甚至哪些事實被允許公之于眾進行政治化控制，你可以想象那種據報道來自各聯邦機構的審查，這將對我們就民選官員和任命官員進行問責的能力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