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退休前，有些話真是不吐不快。這幾天，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舉辦了一場主題為“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加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高級別會議。

我們的用意很明確，要對當前動蕩的國際局勢進行集中診斷，重申中國對多邊主義的明確主張，探索全球治理的突圍路徑。

會議期間，即將退休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有些話可謂不吐不快。他結合自己的履職實踐表示，國際法正在遭受侵蝕，主權平等、領土完整等核心原則受到公然挑戰，或者是被選擇性地無視，有罪不罰的現象也在蔓延。這既是他的心里話，也是對聯合國當前系統性困境的高度概括。

相對應的，王毅外長則提出了五點主張，即重振聯合國憲章、重振安理會權威、重振國際發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臺、重振聯合國系統效能，旨在聯合國陷入停擺邊緣之前，凝聚新的共識，形成新的動力來源。

中方提出的五點主張，與古特雷斯擔憂的“聯合國困境”高度對應。困境的形成，單靠一句“行政效率低下”無法解釋，更多是涉及法理根基、安全機制與發展失衡的深層動搖。

首先，所謂“國際法在遭受侵蝕”，在于個別國家在對待《聯合國憲章》時采用的“例外主義”與“雙重標準”。當符合其地緣利益時，聯合國規則便被高高舉起；當被限制時，則通過“合規話術”將其邊緣化。

正是這種長期的侵蝕導致了國際法理權威的退化。而在近幾年的多場地區沖突中，尤其是巴以問題，針對平民或非軍事目標的打擊屢見不鮮，但惡性事件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譴責或懲戒，這都將國際政治拖入了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困境。

作為戰后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安理會在聯合國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但過去的經驗表明，在出現重大熱點問題時，安理會往往因為個別國家濫用“一票否決”權陷入僵局。

很顯然，這是陣營對抗現象加劇的投射，否決權已經被美國當作掩護盟友的工具，以至于在巴以問題上，安理會無法提供及時的危機干預，連停火協議都難以順利達成。

長此以往，安理會在重大熱點問題上不斷缺位，西方也傾向于繞過聯合國，轉向區域性軍事同盟和“小圈子”，導致安理會的權威從根本上遭到削弱。

最后，聯合國的三大支柱包括和平與安全、發展、人權，然而安全危機已經占據聯合國絕大部分精力，以至于資源出現結構性的錯配，讓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執行面臨嚴重滯后甚至倒退。

面對聯合國的系統性失能，中國拋出的“五點主張”，是在承認現實危機的基礎上，對現行聯合國治理機制進行一次“對癥下藥”。聯合國憲章并不是過時了，而是其確立的國際秩序未能得到維護。而中方認可的國際秩序，從來不是西方口中所謂“基于規則”的版本，始終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

針對安理會缺位和效率低下的痛點，中國主張“重振安理會權威，展現更強行動力”。這需要其他常任理事國從更高視角出發，避免在議事規則中強推爭議明顯的提案。反面教材仍然是美國，從巴以問題再到美伊沖突，美方提出的決議，摻雜了大量私貨。

不過重點還是擴大全球南方代表性，如此才能有效稀釋美歐與俄之間兩極對抗，為停火談判和危機斡旋創造更具包容性的緩沖空間。

順帶一提，王毅外長與古特雷斯會面時，后者提到，發展與和平相互促進，一體兩面，這與中方主張高度重合。可見中國主張重振國際發展合作，既是中國發展觀在多邊舞臺的投射，也是在實踐印證后得到充分認可，對解決聯合國困境有幫助的長期方案，總比不斷開展“救火式”的外交斡旋強。

重振全球治理平臺，則是要以更大范圍的多邊互動，消解西方“小圈子”的對抗屬性，阻止全球治理的“部落化”“陣營化”，凸顯聯合國作為全球事務唯一合法協調平臺的唯一性和重要性。這不等于否定非聯合國機制的存在，而是確保全球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最后的主張是“重振聯合國系統效能”，瞄準的是聯合國自身的組織架構。聯合國長期存在機構重疊、人浮于事、資源重安全輕發展的毛病。

中國希望能以行動確保改革平衡推進三大支柱，就是為了防止資源過度向安全或意識形態領域傾斜，以至于忽略其他重要命題，并按部就班地推進內部改革，提升各方面效率。

就當前的國際形勢而言，離了中國的引導與推動，聯合國想要正常推進議事，恐怕還要多費一番周折。中國既不落入大國對立的言語陷阱，也一貫嚴格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有助于聯合國重拾合法性基礎。

古特雷斯在會議上的表態也說明，國際秩序如今最稀缺的是對基本原則的堅持。中國運用自身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緣分量和輪值主席國的議程設置權，始終強調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主張回歸初心，也是在為運轉多年的戰后國際秩序尋求確定性的支點。

實事求是地說，中方提出的倡議，只是搭建了解決問題的平臺，而能否真正阻止單邊主義對聯合國體系的侵蝕，仍然取決于幾個關鍵變量，一是大國博弈的零和思維能否逆轉，二是全球南方利益廣泛，各有各的關切，整合難度不低，再有就是聯合國系統自身的改革阻力。但變數越是艱難，越證明了中國此時發聲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