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錢的時候四個兒子爭得臉紅脖子粗，輪到給我養老，一個個卻像腳底抹了油，那天下午我蹲在老屋門口，手機攥得掌心都是汗，猶豫了老半天，還是把那個十幾年沒主動打過的號碼撥了出去。

我叫王桂蘭，六十七了，土生土長的浙南人，這輩子沒出過什么大遠門，山前山后、田里灶間，就是我的一生。年輕那會兒，總覺得日子再苦，只要一家人擰成一股繩，總能熬過去。誰知道人老了老了，最先散的不是家底，是人心。

拆遷的消息傳來那天，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去年的一個傍晚，天邊一層橘紅，雞剛上架，我正在院子里掰豆角，村支書老周騎著電動車沖到門口，一嗓子差點把我魂給喊掉了：“桂蘭嬸子，你家要發了！旅游開發，老宅和后山那片地都算上，賠償款不少咧！”

我愣了半天，手里的豆角掉了一地。要說高興，也不是沒有，可那種高興就跟踩在棉花上似的，不踏實。因為這房子不是一般的房子，這是我跟趙德厚一磚一瓦熬出來的家。堂屋的橫梁是他跟木匠一塊抬上去的，院墻是我倆挑著石頭一塊塊壘起來的，門口那棵桂花樹，是建國五歲那年，我們從山上挖回來的小樹苗。那會兒他還尿在樹坑里，說這樣長得快，笑得趙德厚前仰后合。

德厚走了十年了。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可我現在晚上翻個身，還是會下意識摸一摸身邊，摸到一床空被子，心里就跟漏了風似的。那年冬天他查出來肺癌，快得很，從住院到咽氣，不過四十來天。臨走的時候，他瘦得不像樣，手像枯樹枝，拉著我說：“桂蘭，別太苦著自己，孩子大了，該享福了。”我哭得一句完整話都說不出來，只顧點頭。誰能想到，他前腳剛閉眼，后腳這個家就一點點散了形。

消息傳出去沒兩天，四個兒子就跟約好了一樣，輪著回來了。

先回來的是老大建國。建國在縣城開五金店，平時架子不小，回村也總愛穿件夾克，把車停在門口，像怕人不知道他混得還行。那天他帶著媳婦秀蘭，拎了牛奶水果，進門嘴上叫著“媽”，眼睛卻沒閑著，從堂屋看到廚房，從院子看到后山，像在心里拿尺子量。

“媽，咱家這宅子可不小啊，”他坐下沒兩分鐘就開始盤算，“光這一塊，加后面的山場，怎么也得好幾百萬吧。”

秀蘭跟著接話：“就是，媽你這位置好，補償肯定高。到時候怎么分，可得事先說清楚，不然兄弟幾個容易傷感情。”

我聽著這話，心里就有點發涼。錢還沒見著影子，感情先拿出來當擋箭牌了。

建國走后沒兩天，老二建軍也回來了。建軍這些年在溫州打工，嘴皮子比以前滑，身上金鏈子戒指掛一堆，看著倒像有錢人，可我知道他那日子外強中干，前些年還背了賭債，逢年過節回來，不是借這個就是拿那個。

他一進屋就壓低嗓門跟我說：“媽，你可別讓大哥騙了，他心眼多。錢要是真下來了，你交給我保管，我在外面見得多，知道怎么弄安全。”

我正往鍋里添水，聽得火都冒起來了，回頭問他：“你自己在外頭的錢管明白了嗎？”

他臉上一僵，干笑兩聲：“我這不也是為你好嘛。”

第三個來的是建民。建民在鎮上開飯館，人最會來事，進門先幫我提水，又把桌子擦一遍，弄得跟真孝順似的。結果屁股一坐穩，就開始訴苦：“媽，我那飯館最近周轉不開，你要是拿了拆遷款，先借我點救救急。現在生意不好做，壓貨壓得我喘不過氣。”

我問他之前不是說挺好的嗎，他嘆著氣說外頭競爭大，房租貴，人工貴，哪哪都貴，反正最后歸結成一句話：媽，你得幫我。

小兒子建新來得最勤，畢竟就在村里開小賣部，路近。可他心里那點疙瘩，我一直知道。早些年分家時，輪到他的時候，家里剩下的好東西確實不多，他總說我們偏心，說大的早成家就多給，小的反倒吃虧。話他沒少說，氣也沒少慪。

那天他端來一鍋排骨湯，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坐在我旁邊慢慢開口：“媽，這回你可不能再偏心了。以前我吃的虧，這回總該補上吧。”

你看，一個個說來說去，都不是問我老了以后怎么過，都是問錢怎么分。

其實這些年，我跟趙德厚真不是偏心哪一個，是真窮。窮到什么地步？大兒子結婚那年，家里為了彩禮，把攢了幾年的錢全掏空了，還借了一屁股債。老二結婚那會兒，德厚在磚瓦廠加班加到腰都直不起來，我把自己陪嫁的銀鐲子都賣了。輪到老三老四，家里早就像被刮過一遍，能拿出來的越來越少。說到底，不是誰多誰少，是那時候命里就那么點家底。

可兒子們不這么想。他們記得的，總是自己沒拿到的那一份，至于爹娘咬著牙給出去多少，早忘干凈了。

補償款前前后后跑了幾個月，最后定下來，八百零三萬。

數字一落地，整個家就像被人捅了馬蜂窩。

建國說按老規矩分，兒子是根，得多占。建軍說誰以后養老誰多拿。建民說誰現在難誰先用。建新更直接，說自己最小，小時候吃虧最多，這次不能再少。

他們圍在堂屋里吵，吵得我腦仁都疼。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德厚剛走那會兒，他們也是這樣，為了家里的幾間老屋和一點薄田，吵得臉紅脖子粗，差點打起來。那時候我還勸自己，兒子嘛，年輕氣盛，過后就好了。可十年過去了，他們不但沒好，反倒更會算了。

我還有個女兒，趙麗華。

說起來，真正欠得最多的，其實是她。

麗華是我頭一個孩子，從小就懂事。別人家閨女還在撒嬌的時候，她已經會燒火、洗衣、帶弟弟。那時候家里窮得叮當響，我和德厚忙得腳不沾地，四個小子吃喝拉撒，幾乎都是她在幫襯。她念書也好，腦子活，可初中一畢業就死活不肯讀了，說想學手藝。其實我明白，她不是不想讀，是舍不得家里再掏錢。

十四歲，她就去了鎮上裁縫鋪當學徒，一個月掙不了幾個錢，還總往家寄。老大老二的學費，老三老四的書本費，里頭都有她的血汗錢。

后來她嫁人，嫁到隔壁縣一個條件一般的人家。女婿張建國是個老實人，在工地做水電，不會說漂亮話，但手腳勤快，對麗華也真心。我那時候還偷偷掉過眼淚，覺得閨女命苦，沒能嫁個寬裕人家。可現在回頭看，窮不窮真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的是人心正不正。

分錢的時候，四個兒子口風倒是出奇一致。

建國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哪有回來分錢的理？”

建軍說：“村里誰家不是兒子分？給姐姐開了口子，別人怎么看？”

建民也點頭，說規矩不能破。

建新跟著附和，話說得更難聽：“她都嫁人多少年了，娘家的錢還惦記什么。”

我坐在一邊，聽得心口發堵。麗華這些年吃的苦、受的累、為這個家擔的事，他們提都不提。好像她不是這個家里長大的孩子，好像她當年替這個家扛下的那些，風一吹就沒了。

最后，這錢還是分了。

我留了五十萬養老，其余的基本給四個兒子分了，一人一百八十八萬多，零頭我自己收著。說句實在話，當時我還想著，兒子們拿了大頭，日后總歸會念著點我的好，不至于太過分。

我真是高估了他們。

錢一到手，建國先有意見，說我留五十萬太多，一個老太太花什么錢。建軍說活期定期都不用存，交給兒子最穩妥。建民說我吃穿能要幾個錢，留個十萬八萬足夠。建新也勸，說他離得近，以后我跟他過，錢放他那兒方便。

這哪是商量，這就是盯上了我最后那點傍身錢。

我那天也不知道哪來的火，直接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五十萬我留定了，誰再惦記，這一百八十八萬也別拿。”

他們這才消停，可臉色都難看得很。

從那以后，怪事就來了。分錢頭一個月，兒子們來得那叫一個勤。今天這個送早餐，明天那個送水果，后天又有人打電話問冷暖。我心里門清，知道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人老了，多少還是會犯糊涂，哪怕知道是假熱鬧，也忍不住想抓住那點熱乎氣。

可裝也裝不了太久。

第二個月開始，建國來得少了，建軍電話淡了，建民的飯也不送了，建新嘴上還熱絡，話里話外卻總繞著那五十萬打轉，問存哪家銀行，幾年期，到期準備怎么處理。

我有時候坐在院子里，盯著那棵桂花樹發呆，腦子里就反復一個念頭：難道我養大的不是四個兒子，是四個討債鬼？

真正讓我死心的，是那次住院。

那天早上，我腰疼得直不起身，像有人拿鐵錐往骨頭縫里戳。我先給建新打電話，他說小賣部忙，讓我等等。等了半天沒人影，我又打給建國，建國說在外面進貨。建軍不接電話，建民接了，嘴上答應得好，結果一句“店里實在走不開”，就把我打發了。

我從床上挪下來想喝口水，腳下一軟，整個人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那種疼倒還在其次，最扎心的是那股絕望——我明明有四個兒子，可摔在地上的時候，連個扶我一把的人都沒有。

最后還是隔壁李嬸過來，看見我趴在地上，趕緊喊她兒子大勇把我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