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自建房不只是一棟房子，更成為漂泊者連接故土、安放記憶的寄托

文｜《財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王延春

今年以來，在安徽安慶望江縣做外墻漆生意的徐仙琴越來越忙碌了，她和員工們每天奔波在縣城的各個村莊里，找客戶、談單、簽合同。近年來，望江縣農村建自建房的村民越來越多，徐仙琴瞅準了這波熱潮，從去年開始做外墻漆生意，如今生意比較紅火。

張強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蘇農村人，他說，每隔一段時間回到家鄉，總能看到幾棟新起的自建房，有些在建，有些已經建好了。

前幾年，張強在上海買了房，也定居下來。這兩年，他的父親開始催促“趕緊攢錢回家蓋新房”。父親直言：“村里人都蓋了新房，就我們沒蓋、多沒面子，蓋了新房也說明咱們在大城市混得好。”每當這時，張強感到一些壓力，因為他上海房子的房貸每月也有不少。

近年來，回鄉建房正在成為農村的熱潮，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者選擇把掙來的錢投回老家的宅基地上。

數據顯示，2024年農村自建房申請量同比增長23.7%，2025年全國農村自建房投資同比增長15%，其中高品質鄉墅占比首次突破30%。

市場的嗅覺最為敏銳。當城市房地產行業步入深度調整期，而農村自建房市場興起之際，諸多房企為尋求生存與轉型，開始將目光投向鄉村建筑市場。2025年，老牌房企南通六建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南通六建好房子科技有限公司專門從事鄉村別墅建造。南通六建曾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負責過迪拜哈利法塔的建造工作。企業負責人表示：“雖然現在農村自建房的標的額比不上以前動輒幾億的項目，但如果按100萬元一套、一年做20套算，一年下來也有2000萬的業績。”

《財經》記者調查了解到，在農村自建房熱潮背后，不僅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環境的改善，更受到鄉土文化、熟人社會的面子文化乃至宗族文化的影響，更深入的原因背景則是，這股熱潮也映照出農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這一現實困境——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讓許多農民在兩頭都找不到扎實的落腳點，或許農村一棟房子可以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

農民傾盡多年積蓄建好房子后，還是要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一年難得歸來幾次。畢竟農村人口流失越來越大，農村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

如何讓鄉村煥發生機與活力，讓鄉村自建房真正成為村民長期安居樂業的居所，甚至帶來更多增收與變現的可能——無疑是一項復雜而緊迫的社會課題。

鄉土情結和面子文化

從去年開始，林麗花一家決定在云南農村老家蓋自建房。林麗花和兒子、女兒在江蘇打工，丈夫身體不好留在了農村，便由丈夫來主管老家的建房事宜。

這兩年，林麗花老家各個村建自建房的村民越來越多。林麗花說，農民們在外打工賺了些錢，最大的念想之一就是把農村的老房子拆掉蓋起新房。一方面是因為以前建起的幾十年的老房子確實破舊了；另一方面，常年在外奔波，老家是他們最后的退路。“哪一天在外面沒有工作了，還可以回到老家，種地養雞也不至于挨餓。”

除了將農村老家視為最后的“托底”，在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際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林發勤看來，這股自建房熱潮更折射出城市漂泊農民的情感寄托。越來越多的人返鄉建房，表面是改善居住，實則是深受中國式“葉落歸根”的鄉土情結的影響。正如《鄉土中國》作者費孝通所言“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讓農村自建房不只是一棟房子，更成為漂泊者連接故土、安放記憶的寄托。

林麗花說，“在外面買不起房、買不起墓地、買不了地基，老家畢竟是自己的根，落葉歸根，老了終歸要回到農村。”

現實的經濟算盤同樣是推動村民返鄉建房的重要動力。林發勤向《財經》記者介紹，當前，宅基地確權政策正在加速落地，這也意味著自建房經確權登記后，就具備了資產的屬性，可以傳承。相關政策規定，若農村房屋長期無人維護、坍塌一定時間，宅基地可能將被村集體依法收回，后代便不可繼承。因此，很多已經在外定居的年輕人基于這種考慮和擔心選擇回鄉翻蓋新房，守住這份可承襲的根基。

經濟算盤之外，自建房熱潮還有另一重鄉土社會文化的推動——那就是農村特有的熟人社會結構、面子文化和“鄰里效應”。“當你看到隔壁蓋起了小樓，對門修起了別墅，那種‘鄰居有，我也要有’的攀比心便會生長出來。”林發勤說。

農村的房子不僅僅是一個居所，更是一張無形的“臉面名片”，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圈子里，誰家的房子氣派，誰家便添了幾分榮耀。此外，很多地方的宗族文化也比較盛行，氣派的房子似乎成了宗族地位的宣告。“正因此，農村建房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消費，更成為一整套鄉土倫理下的社會儀式。”

張志國是安徽安慶農村承包自建房建筑隊的負責人，明顯感覺到這兩年老家新蓋的自建房越來越多，今年以來，他的建筑隊已經承包了好幾家的蓋房任務。常年在農村建房，張志國對這種面子文化感受頗深。

張志國觀察到，很多村民其實是跟風建設的自建房，看著旁邊的鄰居蓋起新房了，自己也想蓋。有些村民覺得如果村里都蓋起新房了，就自己家沒蓋很沒面子，會被認為是“混得不好”。“說真的，我自己也感覺到，蓋了一個好房子，裝修也更美觀，在村民面前說話都更神氣了。”

張志國介紹，他的一個朋友看到村里都蓋了新房，為了給家人爭取面子，建了一棟三層的房子。“但實際上他自己很缺錢，為了建房借了100多萬元。”在張志國看來，在農村這種攀比心理其實是無法避免的。

當前，林麗花家的房子只建了三分之二，已經花費了20多萬元，預計再花費10多萬元才能蓋起毛坯房，建好后還要花20萬元進行裝修。林麗花算下來，至少要花四五十萬元，這對她的家庭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巨大開銷。

對于大多數農村家庭而言，返鄉建房屋，是一筆數額巨大的開銷，是農民人生和家庭發展中最大的支出之一，不少農戶為了建好新房，還需要四處借款湊齊費用。

林麗花家蓋房子的錢都來自她和兒子在外打工的收入，過去一年來，林麗花每月發了工資都寄回老家，用于蓋房子買各種材料。當下，蓋房子的進度先停下了，因為錢不夠用了。林麗花說：“等我再打幾個月工攢了錢再寄回去。”

相比于云南，安徽的整體經濟水平相對好些。張志國介紹，安徽農村蓋一座房子加上裝修，隨便花費一下就快上百萬元。對于絕大多數村民來說，直接拿出一百萬元是很困難的事情，大部分村民蓋房時需要借錢。

近期，安徽農村徐輝家的房子正在建設。徐輝預估，40多萬元建起毛坯房，再加上裝修，預計最終花費八九十萬元。徐輝直言很有壓力，需要向親朋好友借一些錢。對于絕大多數農民來說，返鄉建房往往傾盡全家多年積蓄。

在長三角省份、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也有不少老板在外面做生意賺了錢，回村蓋起豪華的別墅。徐仙琴經常為這些建房客戶供應外墻漆。

背井離鄉的農民，空置率高的新房

一個通常的現象是，農村的自建房越來越多，可農村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了。

張志國在各個村帶著建筑隊建房，他觀察到，走在村里的大街上，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輕人都在外謀生，或者定居城市了。也因此，農村房屋空置的也不少。

有研究團隊對浙江省寧波市四明山區域進行的調研顯示，2025年，四明山大嵐鎮閑置農戶房產3700多間，面積超13萬平方米，全鎮平均農戶住房空置率達到32.61%；鹿亭鄉有五個村農房閑置率超過30%，其中，上莊村農房閑置率高達60%。山區人口老齡化加速導致閑置房產數量不斷上升。

2024年調研報告顯示，福建漳州市薌城區浦南鎮東坑村現有房屋696間，其中有305間房屋處于空置狀態或村民較少居住狀態，空置率達43.8%。寧夏賀蘭縣農村房屋空置率達30%以上，青銅峽市大壩鎮三棵樹村房屋空置率達80%。

村民花了大幾十萬元將農村的房子建好，一年只能節假日回來住幾天的情況十分普遍，甚至有的村民由于在外打工無法趕回，直接將建房子的事宜全權委托給建筑隊了。張志國說：“村民蓋好了房子還是要外出打工的，不然怎么還債，怎么生存？”

林麗花在云南的農村老家也是這種情況，年輕人幾乎都外出工作，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了。雖然對老家的新房蓋好很是期待，但林麗花表示：“即使我家的房子蓋好了，我也無福享受，還是要繼續和孩子們在蘇州打工賺錢。老家那里太落后了，沒有產業，沒有就業崗位。”“如果能夠在家附近實現就業，哪怕少賺點錢，誰又愿意背井離鄉呢？”

一邊是對新房的期待，一邊林麗花卻也很糾結發愁，兒子還沒結婚，就算結婚了也肯定是在大城市謀生不會回到農村，可是林麗花和兒子這幾年在外打工攢下的錢都花費在老家蓋房子上了，短時間內肯定沒有給兒子結婚買房的錢。

林麗花和兒子、女兒常年在外打工，2026年春節時，為了省錢，林麗花和兒子、女兒甚至沒有回老家過年。

當前，林麗花和女兒一起在蘇州租房住。林麗花感嘆：“我常年在外打工租房，卻把辛苦打工賺下的錢拿回去蓋房，房子蓋好了我也不能享受，依舊得在大城市打工。”

長期研究農村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曾對進城農民工“流而不定”現象進行分析。劉守英表示，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率接近70%，但3億農民工中在城市扎根的比例偏低，進城農民工在城市購房比例不足三分之一，農民落戶意愿持續較低。

劉守英認為，“進得了城、扎不下根”的現象背后，反映出城市權利開放不足與鄉土社會黏度強的雙重制約，這種制約在不同代際間呈現顯著分化，老一代農民工因鄉土黏度制約而不愿外遷落戶，新生代農民工雖有融入城市的強烈意愿，卻在大城市面臨城市權利保障不足的現實問題。

林發勤也認為，農村這股返鄉建房熱潮，表面看是個人選擇，實際上也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農民進城后因戶口、社保等限制難以享受醫療、養老等城市福利，子女上學問題也很難解決，農民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返鄉蓋房成了一種寄托和確定感的追求。

如何讓農村房屋“活”起來？

如何讓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再閑置，真正成為能夠長期居住、承載溫情與尊嚴的家？

“關鍵就在于打破城鄉二元壁壘，促進城鄉融合，推動人才、資本、技術實現城鄉間的雙向良性流動。”林發勤表示，必須賦予鄉村平等的發展權利，補齊公共基礎設施短板，讓產業能夠扎根、人口愿意回流。只有當人們真正回到村里生活、工作，那些自建房才能被用起來，不再空置。

《財經》記者在地方調查中發現，東部部分發達地區已率先駛入城鄉融合的快車道，城鄉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往來愈發活躍，還有很多村民實現了“家門口就業”，不必再背井離鄉。

在浙江臺州市東埭村的一家小型繡衣廠內，工人們正忙著縫制即將交貨的睡衣，這些工人們大部分是本村以及附近村鎮的村民。睡衣是東埭村的核心產業，走在東埭村的大街上，有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也有幾十人的小型工廠，都在經營睡衣生意。因為睡衣產業的存在，東埭村和附近的村民實現了就近就業。

像東埭村這樣的農村，在浙江還有很多，浙江很多地區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鎮一業”的產業形態。當產業與鄉村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自建房便有了日常居住的溫度。

林發勤表示，留住人關鍵是要靠產業來“撐腰”，沒有人、沒有產業的支撐，再多的農村自建房也只是空殼。

的確，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僅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條件，還使得農村面貌大大改變，鄉村整體環境優化，甚至鄉村治理的效能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部分地方農村自建房的新建或翻建帶來了資本回流和產業發展等多重效益，為農村帶來了發展機會。

據悉，在貴州省貴安新區湖潮鄉，政府以4000萬元省級財政資金撬動約3000萬元社會資本，引入專業旅游發展公司，在車田村和廣興村共投資350萬元改造閑置農房10棟，并帶動村民自行改造20棟。村民以房屋入股，每個房間第一年可獲得1200元保底分紅，往后每年增至2000元，運營權達20年。

在此基礎上，當地還涌現出“博士咖啡”“精釀茶啤”、非遺文創工坊等一批小微業態，預計新增社會投資2000萬元。

大量宅基地空置，也是資源的浪費。近年來，政策層面一方面嚴防資本下鄉擠占農民利益，另一方面也在支持和推進很多靈活的探索和改革，盤活大量沉睡的宅基地和農房資源

各地的探索路徑各有不同。廣東珠海斗門區創新建立閑置宅基地有償退出和指標流轉機制，探索“多戶聯建2.0”模式，系統破解農村建房用地難、籌資難、審批難等問題。

2023年，湖南郴州啟動“喚醒老屋”行動，探索農村宅基地改革，將閑置老宅改造成民宿。在房地一體宅基地確權登記頒證基礎上，嘗試通過流轉租賃的方式，對閑置的老宅子進行盤活利用。

以高水平農房改造提升為支點撬動富農強村的案例，在杭州也非常多。例如，杭州富陽區以設計改變鄉村，引入高端設計團隊，嚴格落實“一戶一宅、拆舊建新、帶圖審批、帶圖驗收”16字方針，打破陳列式農居點布局，精心打造浙派、杭派特色民居村落；同時全面摸排農村閑置土地和農房資源，精準識別年用電量50度以下的農房，引入或組建多種模式強村公司，讓“資源變資產”。

當前，不少地方對農村自建房發展給予了各項支持。例如，浙江通過多種措施幫助村民翻修房屋。比如在太湖源鎮青云村，村民選定民居風格，只需要出材料和人工費，在規劃、設計、基礎設施、監理方面都不用花錢。在青云農房集聚區，數十戶農民靠著數年積蓄或低息貸款蓋起了“大別墅”。也正是在各項政策支持下，浙江諸多農房火出圈。

無論如何，讓一棟棟農村自建房不再空置、真正發揮作用，最終離不開城鄉深度融合與平等發展，實現城鄉之間相互流動。只有鄉村更有活力、有就業崗位、有完善的公共服務，才能讓村民不再背井離鄉，使自建房成為村民能夠長期居住的真正居所，甚至帶來更多增收和變現的機會。

（應受訪者請求，文中張強、林麗花、張志國、徐輝為化名）

責編 | 王祎

題圖來源 |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