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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格蕾絲·施溫特有一只叫Mimi的小狗。在上海布展的日子里,她一直都很想念它。
她住在泰晤士河南岸,每天早上,她都會和Mimi一起去它最喜歡的公園散步。她曾向Mimi承諾,每一天都會是美好的一天。這個承諾并不容易履行,不順利的事情總會發生。“但這個想法會讓我更注意關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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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難過時,Mimi會變得緊張;當她試圖調節自己的情緒時,也希望能安撫它的狀態。在與小狗的共同生活中,她逐漸理解了“關懷”(Care)與“休息”(Resting)的意義。這兩者,也成為她藝術實踐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們是毛茸茸的、具體的,關乎停頓、觀察、同理心以及允許脆弱發生。
在三月末一個細雨朦朧的午后,我們來到上海油罐藝術中心,周邊廣告燈屏被籠罩在淡灰色的霧氣之中,柔軟而模糊。NOWNESS #私人觀點系列 最新短片記錄了屬于格蕾絲·施溫特的《拳擊手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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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ing》(2026)
水彩的畫作掛在墻上,仔細看能找到遺留在畫布上的鉛筆線條。拳擊臺被黑色的麻繩圍起。在對角兩側的投影畫面中,兩位女孩在上海濕地公園里唱歌,周遭的草木還是枯黃的,拍攝時春天尚未到來。
“這里所有的作品都真實地袒露著創傷和脆弱。”施溫特這樣對NOWNESS說道:“這也是我理解的關懷。它是日常中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照料,同時它也是一種激進的姿態,抵抗著那些以進步為名、卻建立在排斥與暴力之上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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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Modernity)曾被視為是一種病癥。轟隆的工業革命帶來效率的提升,在重塑人類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無止盡的焦慮。在施溫特看來,這也體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追逐成功,把人變成齒輪,于是創造更多資本。
無休止的進步什么都不會帶來。在施溫特的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與形象都呈現出一種“滿足”(Content)的狀態。它們是平靜的,不追求更強壯、健康或者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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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空間里,繪畫、雕塑與影像圍繞著中央的拳擊臺展開。約50件作品在這里展出,作品與觀者之間沒有任何阻攔。
“在某種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嘗試創造一種相遇。”施溫特想要脫離出這個充滿著等級差異的社會,制造一個所有人與物可以“平等地相遇”的地方。那或許是一種近乎烏托邦的設想,關系不再以功能或意義為前提,而只是為了純粹的靠近。
她選擇“夢”作為展覽的線索。“做夢是從現實到想象的轉變,在那里,現有的系統消失,我想知道能否在那里能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的親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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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Hold You》(2024)
展館入口右側懸掛著施溫特的畫作《When I Hold You》(2024),一具身體托起另一具,彼此交融,畫面邊緣是她標志性的黑色水彩,像夢境的取景框,將暴力與關照同時包裹其中,一切是靜謐的。鉛筆勾勒的樹葉被踩在腳下,你需要湊得近些才能看到。
植物、昆蟲和鳥類的小型雕塑成群地擺放。《Resting》是一只在休憩的老鷹,翅膀如一床被子般柔軟地垂落。由某種柔韌的材料制成的巨大花朵,點綴在拳擊臺的黑色圍繩上。整個拳擊臺也被看作是一件雕塑,它呼應著周圍畫作中的黑色、青銅作品的深色釉面以及入口上方的紅藍色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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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ing》(2024)
當人們俯身去辨認畫中樹葉的鉛筆線條時,拳擊臺上的花朵提供了另一種觸感的經驗。入口處陳列的黑色服裝,也在墻面的畫作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施溫特說:“每件作品在這個展覽都同等重要。”它們在這個空間中彼此鏈接,編織著同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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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擊是一項古老的運動,它起源于人類古時的生存技巧,也因此始終與暴力相連。施溫特對拳擊的興趣來源于她的祖父。在二戰的戰俘營中,他曾與同伴秘密組織拳擊與舞蹈。在那樣極端的處境中,拳擊成為一種重新奪回身體的方式。
施溫特關注著拳擊比賽的間隙——賽前準備、中場休息以及在結束的哨聲吹響后的互相扶持。這些瞬間是比賽的一部分,卻脫離了暴力的意象。在社會學語境中,休息是拒絕以被期望的方式在社會中發揮作用。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非運作性”(inoperosità),指出真正的解放往往發生在行動的暫停之中。只有在這樣的解放中,人們才能真的與他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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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開幕的表演中,兩位女性扮演著拳擊手,她們身披黑色斗篷,在臺上如同夢游般互相靠近,又分開,倒下或者站起。歌劇式的高音,腳狠狠踏擊樓梯,空靈的吟唱,各式各樣的聲音回蕩在空間之中。
這里沒有暴力。相反,當一位表演者將圍繩重重甩起,甚至帶起風聲的時候,另一位表演者在一旁恬靜地入睡。我們曾在彩排的時候撞見過她們,兩人坐在桌子的同一側吃著盒飯聊天,像是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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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們是因為這個項目才相識。張越從小開始學唱古典歌劇,另一位“拳擊手”李梓桐則一直創作著實驗音樂。“我們確實非常不一樣。”李梓桐非常坦誠地對NOWNESS說道。“但我們都是歌手,通過聲音來交流,聲音是一種強大的、直觀的甚至是親密的身體接觸。”
她們在排練時,需要共同唱出一個持續5到10分鐘的音,那時,兩人的聲音交疊在一起,直至難以區分彼此。施溫特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瞬間是,當張越用圍繩將李梓桐困住,這個時刻看似危險,但這樣的“圍困”也可以是正在為對方創造容納的空間。施溫特說:“當親密被允許發生時,那一刻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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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棄戒備的接觸是認識彼此的最直接的方式。去看見、聽見他者,去允許停頓發生,并在其中建立信任與親密。也正是在這樣的接觸中,我們得以暫時脫離效率、等級和偏見的束縛。
抵抗并不總是通過對抗發生,它也存在于休憩與靠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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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曾提出,通過與具體的人接觸或許是理解一種文化的更好的方式。借用這個概念,在“拳擊手之夢”中,施溫特引入本地的表演者,一起拍攝影像、現場表演,她和張越、李梓桐,三個完全陌生、文化背景各異的人,在極短的時間內互相熟悉,完成了一次“必須完全信任對方才能辦到”的創作。
一切從聆聽開始。三人初見的第二天,她們前往上海濕地公園拍攝,進行由美國知名作曲家Pauline Oliveros所提出的“深度聆聽”(Deep Listening)的練習。在這樣的聆聽中,你需要將所有的聲音視為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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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習慣在室內訓練的張越來說,這是一種新奇的體驗。她在樹林之中,被施溫特引導著去感知周遭的一切,風聲、落葉、呼吸、遠處的噪音與她自己的歌聲彼此交織,萬事萬物在此刻變成了“交響樂團”。人與人,人與環境,在聆聽與歌唱之中互相觸碰。
這樣的聯系也延續到了展覽現場的表演中。表演者的身體,動線,還有聲音在空間中與雕塑和畫作彼此呼應。張越回憶第一次進入空曠的展館時,連回聲都是“空洞的”,但在她與李梓桐建立起默契,環繞在施溫特的作品中后,她感到了放松。聲音是隱秘的語言,透露著歌唱者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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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溫特始終試圖建立一種非等級的關系。表演、雕塑與影像在此不再區分媒介,共同構成一種平靜的、溫柔的“在場”。在這個臨時的環境中,兩位迥異的表演者可以丟掉一切偏見,暴露自己的創傷與脆弱,互相擁抱,互相關心,成為朋友。
“拳擊手之夢”因此更像一場實驗,它探索著如何通過接觸建立關系、又如何在關系中生成關懷。它是不安的、緊張的“拳擊手”的中場休息,是一場夢。在這個夢中,萬物只需成為自己,沒有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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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xer's Dream》 2026
離開展館后,雨一直綿延不斷地在下。工作并沒有做完,還需要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站。雨中的西岸是安靜的,水滴落在草地上,遠處有人在搬運物件,鞋底踩過鵝卵石路的觸感,還有空氣里潮濕的泥土氣息,這些被忽略的感受突然一一浮現出來。
在這個短暫的停頓中,世界重新變得真切。雨絲是線,連接起天空、大地與雨中的人。施溫特的“拳擊手之夢”沒有提出問題,也并不打算給出答案,它只是牽引著人停了下來,在分秒必爭的忙碌中,讓人感受到了這場雨。這一場,柔軟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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