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花兒”：從傳統到時代風的思路

作者：郝蘇民

作者簡介

郝蘇民（1935-），回族，寧夏銀川市人，筆名蘇民。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導，曾為《西北民族研究》主編、西北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寧夏大學回族文化研究院、內蒙古師范大學等兼職教授。主要從事民俗學、民族學、蒙古文字研究。著有《金蛋》、《布里亞特蒙古民間故事集》、《東鄉族民間故事集》、《東鄉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間故事選》等。

一

2000年7月份，我參加了“2000年青海‘花兒’發展前景與西部民俗文化資源開發學術討論會”，并赴土族自治縣的丹麻“花兒會”和西寧市采風。我在這個時刻到西部一個民族鄉村的現場再次觀察、感受傳統“花兒”的民俗活動，同時也在西寧市與“花兒”歌手、“花兒”群眾相交往，參與并感受在今天生活中他們對傳統民俗文化活動的享用、開發、消費與吃不準的忐忑心緒等等。往常采風必是“田野作業”，尤其對民歌而言。而此次卻在城市舉行，夠新鮮的。會議主題中有“花兒”前景的預測，又有“民俗文化資源開發”。有這些前提，結合西部大開發的背景，對當前民俗學、人類學、民族社會學等學者經常面臨和思考的問題，民族傳統與現代化；傳統文化資源保護、開發和利用等等，頗有所思，亦有所悟。我琢磨，談談底層活生生的現狀，再聽聽遠離邊疆僻壤的大師們的評論，無論對個人或學術，益處匪淺興許是八九不離十的。就這樣試著侃一侃。

二

“花兒”是個什么？往日文化界人士大致有個概念，是流行在西北的一種民歌，如同陜北信天游、內蒙古河套的爬山歌，是民間文學中歌謠的一種。這種說法大致沒錯。所以共和國初時，都是文藝、宣傳工作者做“花兒”搜集工作，多定位在當時文藝的性質與功能上。經過近20多年的研究，專業學者們有了一個較符合其全貌與實質的看法：所謂“花兒”就是西北，主要是甘、青、寧、新毗連一帶地區內漢、回、東鄉、保安、撒拉、土、裕固，藏、蒙古（部分）九個各具母語的民族群眾，唯一共用漢語廣泛傳唱的一種以情歌為其核心的民歌。進一步描述，還可加上這樣的補充：“花兒”的演唱者、喜好者是九個民族農民、牧人、馬幫（當地稱腳戶哥）、船客（當地稱筏子客）、伐木工、藝人、工匠、小商小販等，屬下層民眾。其傳唱地點與方式，以往一是在山間地頭、趕腳、水運、勞作間隙之間；二是以浪山、朝山為依托集中進行群體性自娛與表演的歌唱活動。這種以廟會、浪山為載體的“花兒”演出活動，現稱“花兒會”，并非一年僅一度之舉，如含納各類型的全部“花兒會”，只在甘、青二省一年內的不完全統計，大小也有90余次之多，其他零星形式尚不計內。這種“花兒會”大都位于較偏僻而又風景秀美的山區。會期從每年一月直到十月左右，多集中于農歷五、六月間農閑季節。廟會上的“花兒”活動，又總是在形態上有人相伴著祈愿、祝福、求子、信仰等深含心理與精神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則僅是以自娛與消閑、會友、逛集市等去唱、聽“花兒”為目的的，是一種行為過程。這些廟會所在地，還有不少是與“花兒”產生有關、或與當地景觀有關、或與人、或與神、或與事有關的種種美麗故事、傳說。“花兒”的演唱，也有加伴奏的。從舊有的零星報道與口碑得知，以前“花兒會”的參與者不僅男女有一定服飾打扮，同時常備的還有雨傘、帳篷、折扇以及墨鏡、食品及酒等等，有實用性也有道具性。廟會“花兒會”，其結果又往往涌現出各具特色、各具個性而又備受擁戴的唱把式（歌手)來。在那時，他（她）們或語出驚人；或歌喉超眾而一夜聲名四揚，成為最“酷”，最受喜愛敬重的“帥哥”、“帥姐”、“帥嫂”們，“發燒友”們或地方權勢者要給他們披紅掛綠，以表愛慕。奇妙的是，這些“花兒會”參與者，既有佛、道教信徒，亦有穆斯林群眾。“花兒”竟然穿透了不同信仰間的壁壘，把他們的精神關系給一下子拉近了。

“花兒”型的山歌“野曲”，由于涉及操九個民族語言的廣闊地區，在它的歌詞語言部分就形成了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它不僅涉及漢藏、阿爾泰二語系各語族語言和漢語方言土語詞匯，還形成了一種遠遠不同于漢語北方語言語法規律的特有結構程式，反映出非漢語的表述方式。是“花兒”流行區內各族群眾可共同理解的“地際語”。其詩律又具有一整套格式。它的曲調——“令”，其豐富程度也是全國各地民歌中所罕見的。包括各族共用和單一民族特有的“令”可達上百種，且新“令”還在不斷產生。著名“令”的產生來歷，常伴著津津樂道的口碑和故事。這種既可見景生情即興創作的抒情性單篇作品，又可連續演唱大致有同一主題并程式化的長篇敘事作品的“花兒”，培育了不少“花兒”歌星，也陶冶著眾多“花兒”的享用者(好家)；更為不少文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鑒、靈感和滋養。往昔，有好事者、地方文人從詩律、文學形態、旋律等模仿“花兒”者，截用其精華者，以“創作”面市是司空見慣的。

可以說這是一種融多民族語言，相互影響而形成別具特點的漢語及其詩律，并插上自古來絲路各族民間音樂共同釀造、形成的多彩曲調的翅膀；滲透在甘、青高原，并輻射擴散于寧、新等地即絲綢古道這一文化帶底層百姓物質生產與精神生活尤其是愛情、婚姻、家庭與社會中方方面面的具有傳統、并不斷創新的民間文化形態。是他們獨特人文地緣、生態環境里全景生活的一扇窗戶。

“花兒”這種民歌及其活動，有群體、有場地，有儀禮，有定時、有程式、有約定俗成的規范、有歷史傳承、有即興創作，有歌手的自娛，有社會群眾個人心理釋放；其詞有文學形態、其詩律曲調的調式、旋律、節奏、曲式都形成區域文化的強烈特色和久遠歷史淵源的蹤跡；其活動牽動著相當一部分地區內各族百姓個人、家庭、社會、信仰與人際關系和族際關系的各種問題。這樣，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認為——西北“花兒”體民歌活動，是當地一宗重大的民間文藝活動，也是一種群眾廣泛參與的社區民俗文化活動。站在時代的今天看其內涵、其傳承、其外延，其社會功能，其歷史軌跡，都表明它更是一個完整的、已形成了一套內在程式機制的、體現了中華多元一體文化特征的民俗文化網絡。具體點說，“花兒”是牽動相當一部分非主流文化的少數民族用主流文化語言工具，在相當廣闊的社會生活空間內的一種“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一種人際、族際交往的生活方式。既然民俗文化是中國整體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作為民俗的“花兒”軌跡為我們傳遞了些什么信息呢?

三

“花兒”是地道的民間寵兒。最早的文字記錄見于200年前青海《循化志》中。而關于“花兒”的歷史評論也僅見于明、清當地文人詩中。當代學者們對“花兒”淵源研究，無論詞、曲都沿蛛絲馬跡而推得很遠，對涉及面如此廣泛的一項重大民俗文化活動，近、現代上層及“正統”文化的代表者們的態度，我們未見到文獻上的具體反映。可以想到，她原非可登大雅之堂的正宗。不過“花兒”本身卻為我們提供了它傳播、傳承過程中的信息。一首著名的經常被各方引用的“花兒”道：“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子拿來者頭割下，/不死是就這個唱法。”這顯然是因唱“花兒”與權勢者鬧到你死我活的尖銳狀態的寫照。我們更多地聽到的是：“花椒樹上不要上，/上了時刺丫兒扎哩；/到了莊子里不要唱，/胡唱是老漢們罵哩。”這是百姓內部出于“正統”觀點的代溝矛盾。上層禁“花兒”的記述倒是記憶猶新。既有40年代青海平安縣的村規：“有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打柳鞭一百二十下。”又有49年前臨洮賀家山一帶，唱“花兒”“罰羊一只”；臨夏永靖縣有“發現唱花兒者，重者逐出莊村”的莊規村約。

這次考察丹麻“花兒會”，據悉此地當初風景如畫，是土族“花兒”會中場面最大者。當時有土司欲禁“花兒”，以扶“民風”，以正“體統”，便砍樹毀林，荒斷會場。結果三年不雨，顆粒不收，僅為荒石沙灘。某年六月，一對青年懷念往昔“花兒”的紅火，便在石灘唱起“花兒”，突然大雨傾盆。眾人驚喜，趕來與二人共同開懷大唱。待雨后天晴，二青年悄然不見，卻出現遮天蔽目的兩棵楊柳，眾人皆認此樹即是青年，只要年年此時此地聚會唱“花兒”，即可甘霖普降，五谷豐登。此乃丹麻“花兒會”始形成云云。

美麗傳說表達了當地民眾對口頭傳統的“花兒”需求，確信禁歌是天怒人怨的事；堅信百姓們在青春期只要有了“花兒”可唱，就能讓大自然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花兒”在普通老百姓生活、心理、精神領域的功能，顯而易見。

當代人親歷最慘重的禁“花兒”事件，莫過于六七十年代動亂時期所釀成的人命案。“四人幫”文化專政，視民歌為“恨死了”的“下流的東西”。禁絕“花兒”發展到對歌者的殘酷迫害；70年代后期甘肅某地就訂有“花兒十大罪狀”的“禁令”。那時“山封了會占了，/歌手打者不見了，/花兒遭了大難了”。“過去有口不能唱，/怪是只怪“四人幫”，/朵朵花兒遭黑霜”。這些“花兒”即為當時的寫照。1975年，在蓮花山花兒會附近某地，當群眾上山唱、聽“花兒”時，不料基層書記竟帶領民兵把參與歌會的楊姓農民活活打死。之后，還不斷打傷多人……

這些回顧給我們提供了兩方面的情況，一是在這塊黃土高原農牧業交接毗鄰地帶，漢回等八個民族群眾，除生存必需的經濟、政治關系外，大自然與人的共性也凝集了他們之間精神生活的獨特方式與交往關系。這一條各具個性最終又具共性、會心的文化山道，看來愉悅又曲折、磨礪又漫長。“花兒”成為這個多民族民間文化果實的形態。她是這里的各族百姓自育的果實。從封建時代至“文革”時的專制，禁歌手法盡管各異，而“花兒”卻依然故我地傳承至今。她是百姓生活之需且又是喜聞樂見的，故而也是任何勢力所不能壓制的。二是她目前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豐富多彩而又復雜的內在程式，她的文化、藝術結構，其完整與成熟令今人贊嘆不已，然而她的即興創作，她的新“令”的不斷出現，她的歌手素質、表演形式的出新，她的被享用的形式與最新媒體的結合等等，又都讓我們有老友新貌、似曾相見不相識的感覺。這就驗證了一個觀點，其實所謂“傳統”既是因循守舊的，又是在變遷中傳承的；傳承之始既是傳統中的精粹，又是在與時俱進地即興創作。我們可不可以說，傳承為我們接力到了前傳統；而后接力又在新條件下創造了前傳統。所以事實是，誰也未能輕易地破掉傳統，而傳統又活在全新的今天。這道理很簡單，構成“花兒”的“民俗質”（material）、“民俗素”(elements)是經過了歷史時日的千錘百煉過的“精品”，她是在特有的文化植被中生長出的“花兒”，她僅僅是在按自然生態、文化生態環境變遷軌跡，依其載體——人群及其生活、精神需求而被修剪、而被嫁接、而被鮮活地存在。可惜的是，至今對她還未出現真正人類學的全景式研究成果。

四

我在西寧市的“花兒”采風，采到了什么呢？

原來早于80年代中后期，西寧市的濱河一公園內自發形成了一個“花兒場”，由于它的出現，街頭上冒出了城、鄉“花兒”喜好者們的匯聚地，名家常來會歌友，好家常來欣賞、參與，結果不僅僅涌現出了新歌手，還形成了城市一道新的群眾文化生活的風景線。(蘭州市在廣場、公園、老干部活動中心，也先后出現了“花兒”的演唱集會。）“花兒”從農村底層文化的基座上爬到了中層社會——城市的街頭巷尾。

借城市公園“花兒場”的悄然出現，立即掀起了“花兒”在城鎮群眾文化生活中的一股新浪花。相繼出現了好幾處“花兒”茶社，而且似乎越辦越起勁。這次對平安縣花兒茶社做了重點考察。我們看到茶社有簡易前臺，有盲琴師以電子琴伴奏；有“花兒”歌手。每當歌手上臺唱完“花兒”或茶社老板、或某一喜好者上前從備好的彩綢架上取一綢帶掛在歌手身上，并當場給歌手獎（酬）金，多為5-10元（以示欣賞或支持)。茶客一面品茶、談天，一面欣賞“花兒”，投入時也有上臺參與者或點歌者。有時歌手們臺上對歌形成高潮，便會出現茶社臺上臺下歌手與茶客共融共娛的熱烈場面。這時，笑聲四溢，掌聲不斷，呼應聲此起彼伏，十分熱鬧。

經了解，西寧市出現“花兒”演唱的各種形式與場合，雖系突現，實際是有一個來頭的：1.“花兒”這種民歌本來在西北城鎮居民中就有一定群眾基礎。2.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鄉村農民、手藝人進城打工經商者絡繹不絕。3.新中國伊始，民間文藝總體上登上大雅之堂，名“花兒手”引人注目。譽為“花兒王”的青海朱仲祿、“花兒皇后”的甘肅蘇平及之后的馬駿等等新秀們，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已走上了專業道路，其演唱的作品相繼出現在各類媒體上不算，還有了唱片、磁帶及至目前的光盤出售。這就促進了“花兒”從“花兒會”上走進了城市和更廣的天地。4.文化部門的及時推動。

1981年，西寧市首次在西寧城郊舉辦踩青“花兒會”，一炮打響，常辦不衰，促進了“花兒”的入城與“搶攤”。媒體上的“花兒”都是名家所唱，又都配以樂器伴奏，同時也出現了無任何伴奏的“花兒”、擂臺對歌現場式的“花兒”，歌手聽眾烘為一體場面的情景磁帶。這樣又為“花兒”進入城鎮、家庭與歌廳準備了物質條件。而所謂“花兒”藝術團的產生，更是直接將民歌原型引入市場經濟的一例。城市音樂大餐里出現了地方特有的“野菜”被視為“山珍”，本在規律之中。可以看出，往昔“花兒”以那個時代的社會條件隆重展示出了她的風姿，給那一帶人們打上了民間文化特有的印象；而她又一路風光地進入了當代，用今日的社會條件和手段、工具、材料打造了她今日的時尚風貌。

凡此都給我們一個啟示：新技術的出現只改善了口頭傳統“花兒”的傳播手段、工具和條件。只要人與社會，人際、族際之間交往方式的需求繼續存在，傳統在新條件下的適應與傳承就不會消失。文化的新花是在傳統文化的深根上嫁接培植出的，絕沒無根之木的天女散花能永葆色香地存活。對今天“花兒”的不順眼和憂慮，無異于“沒病買藥——自討苦吃”；而憂其前途的唉聲嘆氣，也不啻是“洋鬼子看戲哭鼻子——替古（后）人擔憂”。問題只在于今天如何給 Oral Tradition定位（不能忽視其載體的百姓已不全是文盲）。自然法則是傳統與現代兩種價值觀念之間的碰撞、適應與平衡；不要對任何一個傳統形態，都以過高的期望值去要求她在今天發揮超前、超負荷的功能。某些“花兒”研究者，一提起“花兒”，必以拔高其“全能”功能而顯示其非凡；也是為了銷售專家自己的權威。其實，這是方法論上的一種片面。

“城市花兒”的出現，讓我們看出了她承擔甘、青兩省某些市民文化消費服務的事實。既是“服務”就有個市場法則、價格因素和自由競爭等機制的調節。花兒歌手有職業化、商品化的趨向。但消費者也有選擇的自由。加上我們的市場經濟是有定語的“社會主義”。在這里，社會、文化、市場經濟之間的協調關系應起相應的作用。文化工作者、民俗學者/民間文藝學家們的“開發”，首先要尊重文化變遷的規律，一味地遷就文化商人僅僅出自盲目發財目的的需求，往往會干出對任何文化資源都“拔苗助長”的可笑庸事。這是不可取的。

有首“花兒”唱到，“河里的魚娃離不開水，/沒水時它咋能活哩；/花兒是阿哥的護心油，/不唱時阿門著過哩。”今天的阿哥們如果一旦用膩了昔日的“護心油”，舊“花兒”將在失寵的同時，也會出現以另一幅尊容或另一芳名來充當新阿哥們“護心油”的新“花兒”來。

君不見，牛仔褲與對襟的便衣都是當代中國“阿哥們”所喜愛的衣著，均被視為“棒”；麥當勞與豆漿油條的買賣同樣火爆，都有回頭客。

原載于中國民俗學會編《中國民俗學年刊》2000-2001合刊，學苑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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