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伊朗治安部隊司令艾哈邁德-禮薩·拉丹表示，美以伊戰爭爆發以來，已有超6500名間諜及通敵人員被逮捕，伊朗警方正持續追捕與敵對勢力有關人員。雖然伊朗在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后從制度層面加強了針對以色列“定點清除”行動的防御部署，但在此次戰爭中，以色列對伊朗決策層核心軍政高官的斬首行動仍給伊朗造成巨大損失。這既體現出以色列對伊朗的情報代差與技術壓制，也反映出伊朗國家指揮中樞在防御方面仍存在未從根本上修復的安全漏洞。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日戰爭”期間以色列對伊朗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指揮部司令沙德馬尼的斬首行動，展現出以方對伊朗國家指揮中樞的深度人力情報滲透。2025年6月17日，剛履職四天的沙德馬尼在自認絕對安全的掩體遭遇精準襲擊。其女事后透露稱，父親在戰時有著嚴格的安全防護習慣，包括每隔數小時更換隱蔽點、嚴格遵守保密規定、不隨身攜帶任何可能留下數字痕跡的智能通訊設備等。但在他進入新掩體后，六枚高精度導彈隨即精準封鎖了所有逃生通道。這種“單向透明”的博弈態勢，印證了伊朗前情報部長阿里·尤內西在2021年的警告——“摩薩德（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已滲透至內閣各部門”。以色列究竟如何對伊朗展開滲透？

以色列滲透伊朗的三個階段

以色列對伊朗的滲透至少有著十數年的精密布局，其演進邏輯呈現出從技術干擾到指揮中樞物理清除的階梯式進化特征。

第一階段是2007年～2018年，其核心邏輯是通過網絡戰和街頭暗殺延緩伊朗的核進程。2007年開始，由美以聯合開發的“震網”（Stuxnet）病毒被特工植入布什爾核電站與納坦茲核設施，在2010年前后導致約1000臺離心機物理報廢。緊接著，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爆發密集“暗殺潮”：2010年1月德黑蘭大學核物理學教授阿里穆罕默迪因摩托車遙控炸彈身亡；同年11月伊朗原子能組織核物理學家沙赫里亞里死于汽車貼附式磁性炸彈；2011年7月電氣工程師雷扎伊內賈德遭摩托車槍手射殺；2012年1月核科學家艾哈邁迪-羅尚死于磁性炸彈。在不到三年時間里，伊朗五名頂級科學家相繼遇害。此外，2011年11月德黑蘭省比德加納地區的莫達雷斯導彈基地發生爆炸，還導致“伊朗導彈之父”哈桑·穆加達姆等17人遇難。這一時期以色列對伊朗的滲透仍處于物理摧毀和戰術破壞階段，通過將地面特工與網絡病毒相結合，以色列在伊朗初步建立了一張能實時感知的情報網。

第二階段是2018年～2023年，以色列滲透的層次從技術人員提升到了國家戰略檔案與核心內衛體系。2018年1月，20多名摩薩德特工在德黑蘭南部秘密倉庫竊取了重達半噸的核檔案（約十萬份）并運出伊朗，這一事件讓伊朗曾經的核武器研發計劃“阿馬德工程”暴露無遺（該計劃于2003年被叫停）。2019年4月，負責保衛國家高層、擁有高級別權限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保衛局負責人阿里·納西里被傳因間諜嫌疑被捕或叛逃，引發伊朗高層安保體系的劇烈震蕩。2020年11月，伊朗國防部核計劃負責人法赫里扎德在重重護衛下被衛星遙控、人工智能增強人臉識別功能的機槍精準擊斃。2023年1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顧問的阿克巴里因間諜罪被判處死刑，而其在被捕前幾乎實際負責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可以看出，在這一階段以色列成功在伊朗決策鏈條的每一個關鍵節點安插內線，使其有能力深度干擾并戰略誤導伊朗內部決策程序。

第三階段是2023年～2026年，以色列的滲透成果在與伊朗的全面沖突中轉化為大規模的“指揮層清零”。2024年4月，以色列空襲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領事部門建筑，革命衛隊“圣城旅”高級指揮官扎赫迪因此身亡。同年7月，哈馬斯最高領導人哈尼亞在德黑蘭出席佩澤希齊揚總統就職典禮期間在居所內被以色列“定點清除”。隨后在“十二日戰爭”中，以色列在極短時間內“定點清除”了伊朗幾乎所有軍事高層。此次戰爭爆發后，以色列更是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對伊朗40多名軍政高層的“物理清除”。

伊朗的反滲透措施

針對以色列的滲透，伊朗采取了看似嚴厲但實則“越補越漏”的補救措施，其常用手段是行政層面的人員“大換血”。例如，在經歷2018年以來一系列情報安全失利后，2022年6月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任命職業軍警出身的卡齊米為革命衛隊情報機構負責人，試圖重塑反間諜體系。卡齊米長期在保密和內衛部門工作，上臺后試圖通過加強內部監控和肅反來修復安全漏洞，但三年后他在“十二日戰爭”中遭以色列空襲身亡。魯哈尼政府時期，伊朗情報部專門成立了反滲透機構。然而，頻繁的人事變動不僅導致機構內部專業人才流失，還令一些人感到不滿，這為摩薩德“趁虛而入”埋下隱患。“十二日戰爭”后，為強化國家指揮中樞系統的韌性，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并推行了戰時權力去中心化的預案，試圖通過重塑國家危機治理與防務指揮的底層邏輯，確保國家機器在指揮中樞面臨癱瘓危機時仍能維持基本運轉與反擊能力。

在技術防御上，伊朗實施了嚴格的物理隔絕策略，禁止所有核心軍事將領接觸智能手機和西方社交軟件，推行非電子化辦公。然而，以色列采取了迂回戰術：既然無法追蹤目標本人，就通過黑客技術控制目標人物身邊的保鏢、司機甚至廚師的智能設備。這些安保人員在社交媒體上的動態、照片位置或未加密的日常通話，被以色列利用大數據和衛星定位算法反向推算出目標人物的實時動向。2025年6月16日，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德黑蘭西部一棟建筑的較低樓層舉行會議時，正是因為一名保鏢的手機信號被鎖定，直接導致了包括總統佩澤希齊揚在內的多名高官遇襲受傷。此外，伊朗還加大了司法震懾力度，密集處決了多名涉嫌泄露核機密和軍事部署的人員，試圖以此截斷摩薩德的招募鏈條。但這種基于威懾的司法手段，在面臨日益嚴重的經濟滯脹時，其邊際效用恐不斷遞減。

安全漏洞難以完全修補的深層原因

首先，伊朗情報部和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機構之間長期存在難以調和的派系利益沖突。伊朗設置多重平行的情報架構原本是為了讓各機構互相制衡，結果卻導致各機構為爭奪預算和最高領袖青睞而互設障礙。情報工作的重心被嚴重偏置，安全機構更傾向于對內防御，專業的反間諜資源被大量虛耗，而在口頭上最虔誠的人往往能輕易進入核心圈層，其中不乏以此作為掩護的深度滲透者，從而在面對以色列的頂尖技術與人力滲透時留下了結構性盲區。2018年8月，伊朗情報部長阿拉維便稱：“實施深層滲透的間諜分子，在體制內往往高喊著最狂熱、最忠誠的官方政治口號，以此將自己包裝得毫無破綻。甄別這些披著激進外衣的狐貍絕非易事，因為他們往往在‘完全為國家利益考量、心系體制命運’的虛假偽裝下，拋出旨在對國民凝聚力和政權底層信任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毒化議題。”

其次，伊朗社會契約的日漸弱化與復雜的民族構成，在客觀上為外部勢力的多點滲透提供了土壤。社會契約的弱化，主要體現為國家資源分配、政治吸納能力與公眾預期之間出現結構性失衡與脫節，削弱了體制與民眾之間的傳統信任紐帶。一方面，長期的經濟衰退、通脹高企以及社會治理層面的高壓政策，給城市中產階級和年輕一代帶來挫折感，部分群體在對現有體制失去信心后，在心理或行動上表現出倒向外部情報體系的傾向。另一方面，庫爾德族、俾路支族和阿塞拜疆族等伊朗邊緣地區少數民族，因長期面臨政治代表性不足和資源分配滯后等困境，其激進組織易被外部力量視作可相互借力的地緣工具。此次戰爭初期，多家國際媒體報道稱美以曾有動員數萬名庫爾德戰斗人員從邊境向伊朗腹地實施地面推進的計劃，即是這種內外聯動風險的具象化體現。此外，來自周邊國家、處于伊朗法律保障體系邊緣、在里亞爾急劇貶值中面臨生存困境的難民群體，在摩薩德加密貨幣及美元酬金的物質誘導下，也容易成為伊朗安全防線的軟肋。

美以伊戰爭爆發后，這場長達十數年的情報暗戰已接近其邏輯終點。伊朗情報安全領域出現的系統性失利，并非由個別軍事將領的疏忽或技術防御的偶然失靈造成，而是其相對封閉的官僚體制在面對具備技術優勢且行動高效的外部對手時，受到內部職能交叉、經濟衰退以及情報功能偏置等多重結構性因素疊加影響的結果。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以的軍事行動始終未能達成顛覆伊朗政權的戰略目標，這充分印證伊朗政治體制在外部極限施壓下擁有較強持續抗壓能力。當前伊朗最核心的發展命題是統籌兼顧體制穩定與現代化改革，若能完成從“被動抗壓治理”向“主動發展治理”的模式轉型，或可逐步化解持續的危機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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