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費西亞克：這是我第一次將我父親、母親以及家族的回憶錄付諸文字。我這樣做并非為了復仇，也不是出于憤怒，而是為了紀念那些在那個時期逝去的親人。

1944年至1947年間，波蘭與烏克蘭現(xiàn)今邊界沿線被稱為“外寇松”的整個地區(qū)陷入了動蕩。該地區(qū)從波蘭東南部的別斯恰迪山脈一直延伸至普熱梅希爾，以及盧布林以東、與烏克蘭西北部接壤的海烏姆和波德拉謝地區(qū)。納粹的撤退造成了權力真空，隨后蘇聯(lián)和波蘭布爾什維克力量進駐并強加了新的行政管理。1944年至1946年間，布爾什維克當局將境內(nèi)的烏克蘭人驅(qū)逐至蘇維埃烏克蘭，并將蘇維埃烏克蘭境內(nèi)的波蘭人遷往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波蘭人民共和國。來自利沃夫的波蘭人則被迫移居至原德國城市布雷斯勞（此后改稱弗羅茨瓦夫）。

除了蘇聯(lián)和波蘭布爾什維克軍隊外，該地區(qū)還有其他參戰(zhàn)方。其中包括烏克蘭反抗軍，該組織于1944年較晚時候開始在該地區(qū)組建，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合計數(shù)目在3000至4000人之間；此外還有波蘭游擊隊：波蘭家鄉(xiāng)軍、波蘭民族武裝部隊以及農(nóng)民大隊。在許多情況下，波蘭和烏克蘭平民為了復仇或在掠奪戰(zhàn)利品的誘惑下，參與了東部邊境地區(qū)的屠殺。令人痛心的是，我的家族也未能幸免。

斯蒂芬·拉帕維寫道，波蘭軍隊“給烏克蘭人造成了極其慘重的傷亡”。1945年發(fā)生了最嚴重的暴行，例如波蘭家鄉(xiāng)軍在帕夫洛科馬（365名烏克蘭人遇害）和皮斯科羅維采（358人遇害）的屠殺，以及國民軍事組織在維爾霍維納（197人遇害，其中包括65名11歲以下兒童）、多布拉和迪布查的屠殺。拉斐爾·萊姆金是“種族滅絕”一詞的創(chuàng)造者，他當時提出的這一概念基礎，正是基于1942年納粹在捷克利迪策村的屠殺以及1946年波蘭-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武裝在烏克蘭扎瓦德卡村的罪行。波蘭各武裝派系（家鄉(xiāng)軍、民族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所報告的“UPA土匪損失”遠超外寇松地區(qū)的實際UPA兵力，這意味著其中許多被殺者必然是平民。

在沃里尼亞（現(xiàn)沃倫州和羅夫諾州），波蘭少數(shù)族裔處于劣勢，遭受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不成比例的殺戮。但在外寇松地區(qū)，情況則恰恰相反。烏克蘭、北美以及部分波蘭歷史學家提供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在外寇松地區(qū)被殺害的烏克蘭人人數(shù)眾多，而波蘭人死亡人數(shù)較少。蒂莫西·斯奈德估計，外寇松地區(qū)有6000至7000名烏克蘭平民和1000名波蘭平民被殺，海烏姆-波德拉謝地區(qū)有4000名烏克蘭平民被殺，即在現(xiàn)今波蘭-烏克蘭邊境地區(qū)總共有10000至11000名烏克蘭平民遇難。我的家人也在其中。

外寇松地區(qū)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殺戮地帶，吞噬了我的父親、母親以及他們的家人。烏克蘭農(nóng)民們寄希望于烏克蘭反抗軍的保護，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寄希望于蘇聯(lián)士兵保護他們免受波蘭游擊隊的傷害。很多情況下，烏克蘭村民傾向于社會主義，他們的身份認同并非單純的烏克蘭人，而是具有區(qū)域性（如魯塞尼亞人、萊姆科人等），有些人甚至親俄；盡管如此，他們?nèi)愿械絼e無選擇，只能尋求UPA的保護。

烏克蘭村民與UPA之間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一點從1945年至1946年戰(zhàn)斗的頑強程度以及波蘭布爾什維克軍隊無法擊敗烏克蘭民族主義游擊隊中可見一斑——盡管波蘭布爾什維克軍隊在面對UPA和OUN時擁有壓倒性的兵力優(yōu)勢。當時仍居住在外寇松地區(qū)的烏克蘭人，是1944年至1946年間未被新當局驅(qū)逐至蘇維埃烏克蘭的那48.2萬人中的一部分。我的母親安娜·格列特卡是一位來自波蘭與斯洛伐克邊境拉多齊納村的東正教萊姆科人，她曾被驅(qū)逐到蘇維埃烏克蘭的基洛夫格勒，但由于當時饑荒肆虐，他們最終選擇返回布爾什維克波蘭。

不幸的是，1947年春，他們被納入了“維斯瓦河行動”。在那次行動中，15萬名烏克蘭人、萊姆科人及跨族裔家庭被實施了種族清洗，并被強行分散安置到“收復領土”各處。我母親一家被分配到綠山城以南烏茹圖村的一棟原德國人家居所，該房屋損毀嚴重。斯奈德寫道：“‘維斯瓦河行動’是波蘭布爾什維克政權對其自身公民所采取的最血腥的單一行動。”

在穿行于外寇松地區(qū)時，我發(fā)現(xiàn)了許多1944年至1946年間死亡的村民的墳墓，但墓碑上卻極少說明他們的死因。遺憾的是，沒有為他們立碑紀念。在我父親的家鄉(xiāng)多布拉村（位于謝尼亞瓦以東6公里、雅羅斯瓦夫正北20公里處），我注意到墓碑上完全沒有列出這些平民受害者因何而死，以及死于何人之手。墓碑上僅寫著非常籠統(tǒng)的字眼，例如“死于無辜”、“悲劇死亡”或“遭謀殺”。

我父親聽說，當時針對他所在的村莊及其周邊地區(qū)發(fā)動襲擊的波蘭方主要領導人是約瑟夫·扎齊爾斯基（綽號“沃里尼亞克”）。波蘭國家紀念研究院出版的《沃里尼亞克：真實的傳奇》一書便是以他為主題。他是國民軍事組織的成員，該組織是戰(zhàn)間期“國家黨”的軍事分支，效忠于民族民主陣線。國家黨的民族主義勢力并不承認烏克蘭人是一個真正的民族，并計劃通過將他們拆分為不同的區(qū)域群體（如胡楚爾人、萊姆科人、博伊科人、魯塞尼亞人等）來對其進行同化。國民軍事組織和國家黨承認波蘭流亡政府的地位。1942年至1943年間，國民軍事組織發(fā)生分裂，其中一支并入波蘭家鄉(xiāng)軍，另一支則組建了效忠于民族民主陣線的波蘭民族武裝部隊。后者在屠殺烏克蘭平民方面尤為殘暴。

1945年4月18日，扎齊爾斯基的部隊對烏克蘭村莊皮斯科羅維采進行了所謂“綏靖行動”，期間“沃里尼亞克”部隊謀殺了躲在當?shù)貙W校里的100多名烏克蘭人。受害者中還包括婦女和兒童。還有人在村莊和桑河上方的田野里被殺害。當?shù)氐臑蹩颂m村民無法自衛(wèi)，因為該地區(qū)沒有任何烏克蘭反抗軍（UPA）部隊，皮斯科羅維采也沒有自衛(wèi)隊。據(jù)稱，此次行動是為了報復之前烏克蘭反抗軍的一次襲擊，被描述為一次“恐怖清洗行動”。

扎齊爾斯基隨后又對多布拉、沃烏恰斯泰和魯?shù)驴ㄟM行了多次“綏靖”，期間又有更多的烏克蘭村民被殺害。1946年1月19日，扎齊爾斯基率眾襲擊了我父親的家鄉(xiāng)多布拉村，殺害了33名年齡在1歲至72歲之間的烏克蘭人。1946年5月18日又發(fā)生了一次“綏靖”行動，當時馬伊丹-謝尼亞夫斯基的波蘭村民慫恿扎齊爾斯基對多布恰村發(fā)動“綏靖”，期間18名年齡在13歲至68歲之間的烏克蘭人被謀殺。

多布拉村在1939年9月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入侵波蘭后被劃入蘇維埃烏克蘭。多布拉正好位于蘇聯(lián)和納粹德國的邊界上，村莊盡頭設有一個納粹-蘇聯(lián)聯(lián)合邊防哨所。戰(zhàn)后，該村被歸還給布爾什維克波蘭。村里的大多數(shù)居民（約300戶家庭）是烏克蘭族，但也包括四戶猶太家庭和五戶波蘭家庭。村里有一座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堂，波蘭家庭也常去那里做禮拜。多布拉的猶太人最終被納粹殺害了。

盡管村里的民族間關系一直很好，但這并沒能使多布拉免受波蘭民族主義者的襲擊。根據(jù)村墓地的碑文記載，第一次此類屠殺發(fā)生在1945年3月3日，當時至少有5名村民被殺。1945年4月10日，又有5人遇害；隨后在4月12日發(fā)生了規(guī)模更大的屠殺，30名村民遭到殺戮。

1945年6月底的一個周日傍晚，該村再次遭到波蘭部隊的襲擊。令人懷疑的是，多布拉的波蘭家庭在前一天就得到了警告并搬離了村莊。我的父親米哈伊洛·費西亞克當時12歲，他目擊了約300名來自拉德萬或沃里尼亞克游擊隊的波蘭民族主義者對多布拉的襲擊。村里許多房屋被燒毀，約10人被槍殺。我的祖父母奧列赫和阿加菲亞的房子被縱火焚燒，當時我殘疾的曾祖母還在屋里。當她試圖爬出來時，部分房屋倒塌在她身上，導致她的身體和頭部受到嚴重燒傷。她在極度痛苦中又活了兩天后去世（她的墳墓，和許多其他人的一樣，后來被波蘭人褻瀆，以至于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辨認她埋在哪里了）。

我的祖母阿加菲亞試圖將牛和豬從圈里放出來以保住它們，但被波蘭人開槍打死了。當我父親發(fā)現(xiàn)他母親的尸體時，她頭部的部分已經(jīng)被打飛了。

米哈伊洛和他的父親設法從房子逃到了約300米外，但他父親被波蘭人的子彈擊中。他倒地時，呼喊著兒子的名字。米哈伊洛跑在父親前面，設法躲進了他跑入的一片麥田里，子彈在他頭頂呼嘯而過。他手腳并用在田野里爬行，直到進入一條溝壑，隨后又引導他到達一片森林，村里大多數(shù)人都在那里躲避襲擊。

米哈伊洛的叔叔住在鄰近的迪布恰村，他在得知大屠殺的消息后，于次日在森林里找到了與其他村民在一起的年幼的米哈伊洛。米哈伊洛和他的叔叔嬸嬸住在迪布恰，直到1946年5月波蘭人襲擊了該村。我父親當時正在田里照看牛，這時幾百名波蘭人向他走來。他們問他村里住著什么人，隨后他被一名屬于襲擊隊伍的波蘭父親及其兒子扣為人質(zhì)。那位父親讓他的兒子看管米哈伊洛，因為其他波蘭人開始向村莊進發(fā)；然而，那個兒子丟下米哈伊洛不管，跟上了其他的波蘭人。這讓我父親得以第二次逃脫。那天有25名烏克蘭村民被屠殺，其中包括我父親的叔叔伊萬·費達克。

然而，多布拉村又遭受了更多的襲擊。1945年7月22日，又有26人遇害；1946年1月19日，又有28人受到殘酷折磨并被屠殺。遇難者的年齡從一歲到72歲不等。受害者中有20名女性，還有兩名分別為4歲和6歲的男孩。

我們家族的其他三名成員也遭到了納粹的迫害。我的兩位叔叔，德米特羅和基里洛，分別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德米特羅19歲時死在奧斯威辛。他只活了一個月。基里洛幸存了下來。在布痕瓦爾德被英國軍隊解放后，他結識了一位波蘭女士亞德維加并與她結婚，隨后他們先是移民到英國，后來又移民到加拿大。

1942年3月，我父親的一個姨媽瑪麗亞·庫德拉克年僅十七歲時，被納粹送往德國奧特曼斯多夫（位于開姆尼茨西南10公里處），在那里她作為奴隸勞工在農(nóng)場工作，直到1945年7月。此后不久，在波蘭民族主義者反復進行大屠殺的期間，她回到了多布拉。在回村的路上，她被一名波蘭村民（或者是民族主義游擊隊員，尚不清楚）抓住，對方威脅要殺了她。但她因為告訴對方自己認出他是她一位朋友的丈夫，從而得以獲救。

那人并沒有認出她，但她懇求他不要殺自己，并說服他帶自己去見他的妻子以核實身份。幸運的是，他的妻子認出了她，她才免于一死。然而，他們告訴她必須逃離村莊，永遠不要回來，并燒毀所有能證明她身份的文件——特別是證明她是烏克蘭人的文件。她照做了。但正因為她銷毀了文件，她后來很難證明自己曾是納粹德國的強迫奴隸勞工，因此從未得到德國政府的賠償。1944年至1946年間，她作為被驅(qū)逐到蘇維埃烏克蘭的烏克蘭人之一，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并于幾年前在烏克蘭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州去世。

我父親還聽說鄰近村莊發(fā)生了更多針對烏克蘭人的大屠殺。1946年3月至4月，26個烏克蘭家庭（其中包括一名醫(yī)生）在維翁佐夫尼察村的教堂附近被一個波蘭民族主義團體殺害。醫(yī)生的兒子逃脫了，并將發(fā)生的事情告知了UPA。大約300名UPA游擊隊員趕到，作為報復，他們殺死了78名波蘭人，并打傷了羅馬天主教神父。隨后他們摧毀了那座波蘭羅馬天主教堂。

1945年5月，在皮斯科羅維采，38名蘇聯(lián)士兵正在一所學校看守一大群烏克蘭人，這些人原定于兩天后被驅(qū)逐到蘇維埃烏克蘭。一支由400人組成的波蘭游擊隊襲擊了這些烏克蘭人，殺害了其中1300人以及那些蘇聯(lián)士兵。被殺人數(shù)可能被夸大了，因為我父親并未親眼目睹，只是道聽途說，但這起大屠殺確實發(fā)生過。令人費解的是，沒有任何關于蘇聯(lián)當局因士兵被殺而對波蘭民族主義團體或波蘭村民進行報復的消息。

聆聽父母的這些回憶，并親自造訪這些村莊，絕非易事。我父親在布爾什維克時期的波蘭所經(jīng)歷的生活一定極其艱難；他甚至還被迫在波蘭軍隊服役。然而，故事最終有一個幸福的結局。我父母分別于 20 世紀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中期移民加拿大，他們于 1967 年結婚，并在安大略省的阿賈克斯撫養(yǎng)了三個孩子。在那里，他們是烏克蘭東正教會的活躍成員，而他們的孩子也成為了加拿大的公民——當然，同時也是波蘭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