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剛踏入紀錄片行業的劉海燕，立下了一個在當時近乎“狂妄”的心愿——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然類紀錄片女導演。

2026年，劉海燕出版了自己的書《野馬再次奔騰》，這本書既是她鏡頭背后的創作實錄，也是一代中國自然紀錄片人在資金匱乏、周期緊張、條件艱苦的困境中，以理想為炬、以生命為筆，拍出中國自然影像奇跡的赤誠見證。

在央視紀錄頻道尚未誕生、自然紀錄片尚屬小眾孤品的年代，劉海燕帶著攝制組背著設備踏入戈壁、高原、濕地與懸崖，用20余年青春追逐普氏野馬的蹄印、守望藏羚羊的遷徙、記錄中華蜜蜂的生死、探尋人與自然的共生密碼。后來，她作為央視原《發現之旅》欄目紀錄片導演，兩度斬獲國際電視節“金熊貓”評委會特別獎、三度拿下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長片“十佳”一等獎，作品被中央檔案館永久收藏。

近日，她的自然紀錄片拍攝手記《野馬再次奔騰》正式出版，并接受南都記者專訪。采訪中，劉海燕回望20年紀錄片生涯，從野馬野放的震撼瞬間，到野保現場的生死堅守，從紀錄片創作的底層邏輯，到野生動物保護的終極思考，娓娓道來一段與荒野共生、與生命同行的滾燙歷程。

紀錄片導演、作家劉海燕

前紀錄片時代的孤勇，以熱愛拓荒自然影像

2006年，彼時的中國紀錄片圈，還沒有“自然紀錄片”的成熟賽道，央視紀錄頻道尚未成立，科教類紀錄片僅靠《發現之旅》《探索?發現》兩個陣地支撐，被稱作“前紀錄片時代”。在全民追逐經濟建設的熱潮中，紀錄片“又苦、又窮、又寂寞”，是只屬于少數理想主義者的“為愛發電”，而自然類題材更是難上加難——資金、周期、專業、安全，每一道關卡都足以碾碎創作者的初心。

“習于冷，志于成冰，窩在睡袋里，啃著壓縮餅干，在山林中，在懸崖上，在濕地，在高原，長期偽裝、蹲守，只露出鷹隼一般的眼睛，透過夜視望遠鏡，等待并注視著某一種動物或飛禽的出現。”這是劉海燕對自己早期創作狀態的描述。她沒有生物學專業背景，也未接受過系統電視專業學習，選擇自然題材，純粹源于對大自然的本能熱愛，以及輕微的“社恐”——“我更喜歡跟動物待在一起，而不是跟人打交道，再加上冒險的天性和強烈的好奇心，自然對我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即便見到老鼠和蛇會嚇得魂飛魄散，她還是一口氣上報了普氏野馬、草原狼、海南坡鹿、中華蜜蜂等一系列動物選題，一頭扎進了這片無人涉足的荒野賽道。

理想很快撞上現實的銅墻鐵壁。劉海燕坦言，當時國內自然紀錄片的創作條件與國外有著天壤之別：國外拍攝一部自然紀錄片，動輒千萬資金，有動物保護基金、動物園等機構兜底，有資深專家全程協同，拍攝本身就是科研活動，創作者可以花幾年時間跟蹤大天鵝遷徙、守候金絲猴產仔，直到拍到珍稀鏡頭為止。而國內一集45分鐘的自然紀錄片拍攝周期僅10天，預算低到不可思議，創作者要花大量時間打磨劇本、控制成本、應對“無米之炊”。“我們不是在創作，而是在生產合格的產品，在可憐的創作空間里，拿出身家性命去拼”，劉海燕在書中寫道。

但即便如此，她和同期的紀錄片人們從未放棄：同事田榮拍扁顱蝠、果子貍，嘗試自然類劇情紀錄片；攝像師武政國隨珠峰測高科考隊登上6000多米高空；廖燁潛入印度洋3000米海底探訪深海秘境；陳曉卿耗時多年打造《森林之歌》，系統呈現中國森林生態……這群人在小眾的角落里，以殉道般的熱愛，撐起了中國自然紀錄片的最初模樣。

“那時的我們，純粹而悲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劉海燕說，正是這段拓荒歲月，讓她讀懂了自然紀錄片的真正意義——它不是資本堆砌的視覺盛宴，而是用最樸素的鏡頭，記錄最真實的生命，喚醒最本真的敬畏。而這段經歷，也為她后來拍攝《重返卡拉麥里》、寫下《野馬再次奔騰》，埋下了熾熱的伏筆。

《重返卡拉麥里》的誕生，一場生命與自由的覺醒

在劉海燕2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重返卡拉麥里》是繞不開的坐標。這部作品被陳曉卿評價為央視紀錄頻道成立時，幾百部備播紀錄片中“最好的兩部之一”，不僅拿下多項大獎，更讓無數觀眾為野馬的命運落淚，而它的誕生，源于一場關于生命、束縛與自由的深刻覺醒。

2007年春節，劉海燕閉門籌備野馬紀錄片，最初她采用第三人稱敘事，以旁觀者視角講述野馬的前世今生，卻總覺得平淡無奇，情感與傳奇性都無法凸顯，創作一度陷入瓶頸。直到2008年春節，“準噶爾1號”的死亡始終橫亙在她心頭，讓她徹底打破了創作桎梏。

準噶爾1號，是新疆野馬繁育中心的功勛母馬，因長期圈養、養尊處優導致肥胖，最終難產而死。這匹野馬的死亡，像一根刺，扎醒了劉海燕，也扎醒了所有野保工作者——圈養的安逸，正在磨滅野馬的野性，讓它們失去在荒野生存的能力。“馬是人類的朋友，但野馬在我心里，更是自由的象征。它時而像野保員，時而像我自己，渴望掙脫束縛，馳騁在戈壁荒原”，劉海燕頓悟，為何不用第一人稱“我”，以野馬“追風”的視角，講述它們的故事？

思路一轉，靈感噴涌。她以野馬“追風”為第一視角，寫下了普氏野馬跨越百年的滄桑：作為世界上唯一保留6000萬年前始祖馬基因的物種，它們起源早于人類，卻因沙俄探險隊的捕捉、偷獵與生態破壞，在故鄉準噶爾盆地絕跡，被冠以帶有殖民印記的“普氏野馬”之名；百年后，野馬重返卡拉麥里，卻在圈養中逐漸喪失野性；準噶爾1號的死，促成了2001年27匹野馬的首次野放；而“追風”，正是第一匹在野外自然降生、無人工接生的野馬王子，成為野馬野化的最大希望。她為它取名“追風”，以它的口吻展開故事自述。

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劉海燕多次深入卡拉麥里戈壁，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嚴寒中堅守20天。她與野馬中心的工作人員同吃同住，用真誠與敬業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工作人員帶她來到埋葬野馬的隱秘墓地，告訴她每一匹死去野馬的故事，那些因病、因打斗、因難產離世的生靈，是野保員們心頭最隱秘的痛。“他們不會對別人說這些，因為這意味著工作的失敗，但他們感受到了我的熱愛與慈悲，便毫無保留”，劉海燕說，這些真實的情感，最終都融入了鏡頭與文字里。

2008年冬天，一場暴風雪席卷戈壁，27匹野放野馬失蹤，劉海燕與監測員在零下40℃的雪原中尋找七天，最終見證了野馬家族走出困境的瞬間。鏡頭里，野馬追風在戈壁上奔騰，風聲呼嘯，野性的血脈在燃燒；文字中，她寫下“真正的野馬，從不畏懼生存的殘酷，只畏懼失去自由”。

這部紀錄片播出后，解說員哽咽、錄音師哽咽、審片的人集體沉默，無數觀眾看著看著就哭了。劉海燕知道，“打動過我的，一定也可以打動別人”——她拍的不只是野馬，更是所有生命對自由的本能渴望，是人類對自然的懺悔與救贖。

人文敘事的獨特視角：紀錄片導演眼中的“天人關系”

《野馬再次奔騰》全書分為野馬、羌塘、鳥人、人居自然四部分，除了普氏野馬野放，還記錄了羌塘鶴與藏羚羊的野保、國內“鳥人”群體、中華蜜蜂蜂王死亡追疑、云南古茶保護、怒江流域人地矛盾等命題。與自然科研工作者的專業視角不同，劉海燕始終以紀錄片導演的人文溫度，解讀本土的“天人關系”，這也是她的作品與文字最獨特的價值。

“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愚昧的。沒有人文的科學，是危險的”。在她看來，自然科研工作者的核心是專業研究，是用數據、實驗、科考揭示自然規律；而紀錄片導演的使命，是在科研成果的基礎上，視覺化、故事化地傳遞自然之美與生命之重。“紀錄片的核心是講故事，把知識點巧妙植入故事里，讓觀眾潤物無聲地愛上自然、保護自然，這是我們的優勢”。

如今的劉海燕，是獨立紀錄片導演、獨立作家，荒野早已融入她的生命。她走過的戈壁、高原、濕地，留下的不只是鏡頭與文字，更是對自由天性的捍衛。她拍野馬，最終活成了野馬——在自己的荒原上，自由奔騰。

《野馬再次奔騰》不只是一部拍攝手記，更是一代中國自然紀錄片人的精神史詩。它提醒我們，自由與天性是生命的終極信仰，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它更激勵我們，在制式囿身的時代，守住心中的荒野，讓理想永遠燃燒，讓生命永遠奔騰。

——訪談——

南都：《野馬再次奔騰》書稿分為野馬、羌塘、鳥人、人居自然四部分，這個結構是如何構思的？

劉海燕：四個部分是編輯在初稿基礎上提出的分類建議。因為我拍攝的純自然類紀錄片數量有限，所以適當增加人文的比重，看似權宜之計，實則明智之舉。圖書出版之后，其濃厚的人文氣息，恰恰形成了這本自然類圖書的獨特氣質。“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愚昧的。沒有人文的科學，是危險的”。當年拍攝的科教類紀錄片，因為增添了相關人物群像的鮮活故事，而更加有溫度。比如在準噶爾野馬、羌塘藏羚羊、濕地黑頸鶴、高原雪豹和中華蜜蜂的故事之外，還講述我自己創作劇本時為野馬痛哭失聲的故事，野保員們用青春熱血在無人區守望瀕危動物的故事，無數人文的故事，比如瀕危的怒江族群，瀕危的藏地方言，以及瀕危的理想。這使得我們與大自然之間，多了一份關聯和牽掛。十年去來，山河無恙。那些飛翔的奔騰的，不止與我有關。它們的命運也是我的命運，大自然和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我以非專家的視角，對那些跟我有深度交集的動物植物以及人文自然進行了個人化的思考，這樣的思考不僅沒有受到學術界專家們的嘲笑，反而得到了強大的鼓勵和支持——大自然是我們每個人的大自然啊！讓更多人了解它愛護它，才有可能讓這個共生系統變得更好。

蹲在濕地水中等待須浮鷗的“鳥人”

南都：你認為和自然科研工作者相比，紀錄片導演的視角獨特性體現在哪里？在拍攝合作、日常相處中，你和當地居民、野保員是否有過文化、認知上的碰撞？

劉海燕：相比自然科研工作者，紀錄片導演是在科研成果的基礎上，進行視覺化和故事化，后者更具備一種講故事的能力。因為紀錄片的核心就是講故事，在講好故事的同時，將相關的知識點信息量巧妙有機地植入其中，讓觀眾饒有興趣地獲取大自然的知識，潤物無聲地滋生熱愛與保護之心。

在卡拉麥里拍攝野馬紀錄片的過程中，我和野馬中心的工作人員天天生活在一起。西部漢子粗獷不羈，他們不會因為上級的安排而對你格外熱情格外支持，他們在感受到你的熱愛和慈悲之后，才會義無反顧幫助你，關鍵時刻拿命護著你。我記得2009年他們對我說：媒體來報道野馬的不下200家，沒有人能在這嚴酷的環境呆到三天以上，而你，多次前來踩點調研，正式拍攝時更是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嚴寒中整整呆了20天。他們感受到這份深情和敬業，所以，工作人員單獨帶我到附近一個埋葬野馬的地方，告訴我這里掩埋著十幾匹死去的圈養野馬，有病死的，打斗死的，難產死的，每一匹都是他們親手喂養大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工作人員說他時常一個人來這里坐一會兒，抽支煙，陪陪它們。像這樣的故事，他們不會向別人吐露，因為這些死去的野馬，意味著他們工作的失敗，是他們心頭的隱痛。

他們對動物的那份赤誠之愛，感染到我。我在劇本創作時做了一個大膽嘗試，改第三人稱視角為第一人稱，完全擬人化講述準噶爾野馬的前世今生，講它們顛沛流離的身世和被圈養的痛楚，人與野馬合二為一。都說馬是人類的朋友，野馬在我心里，卻不盡是。它時而成為我所認識的保育者，時而又成為我自己，渴望掙脫有形無形的束縛，御風馳騁在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將軍戈壁、阿爾金山。白雪覆昆侖，億萬年過空，野馬走出荒原，又回歸荒原。如果有一個標題，讓創作者激情四射，那就是好標題 ；如果一種敘事，讓創作者自由表達，那就是好風格。這種創新是成功的，很多觀眾看著看著就哭了，野馬從我的心里走進了他們心里。作品以一種溫和而深刻的方式，提醒人們自身擁有的力量，讓人們記起了自己到底是誰，以及該如何對待其他的生命體，這才是最稀有的療愈。

南都：你提到結識野馬之后，徹底不再踏入動物園。是什么樣的野馬拍攝經歷，讓你產生了這種顛覆性的認知轉變？對你而言，野生動物的“自由”是一種什么樣的不可替代的生命狀態？

劉海燕：在序言里，我提到了“現代自然紀錄片之父”大衛·愛登堡。我在正式動筆之前，把他寫的自然行記全部看完了，看他怎么樣去接近、拍攝和收集那些凱門鱷、巨蜥、食人魚、南浣熊、電鰻，包括吸血蝙蝠等許多珍稀罕見的物種，他寫他去倫敦動物園探望他親手收集送來的那些樹豪豬、南浣熊、海牛和水豚，像見到舊友。這種感覺我不大能理解。也許，倫敦動物園的條件優越吧。但再豪華的監獄，也是監獄，不是嗎？我在拍了野馬紀錄片之后，就不再去任何一個動物園，我接受不了動物被圈起來的模樣。

在野馬圈養復壯的歷程中，曾發生過“準噶爾1號”難產死亡的事件，這個過程被新疆電視臺拍成了紀錄片《回家的路有多遠》，我看的時候流淚了。野生動物很少發生難產，“準噶爾1號”被認定為因肥胖導致難產而死，它的死令世人警醒。圈養的野馬養尊處優，定時喂養，像寵物一樣被精心伺候，餓了有鮮嫩美味的苜蓿甚至雞蛋，困了有遮風擋雨的馬圈，野性喪失殆盡，已不能適應大自然。想起這些就心生悲愴，再也無法踏足動物園。設想未來有一天，人類被更高級的物種圈禁起來，百無聊奈，以供觀賞，是何等情景？

野性的呼喚讓人熱血沸騰。荒原上的生命也許會遭遇各種險境，食物的短缺，天敵的掠殺，惡劣天氣的應對，甚至同類之間的優勝劣汰，但這些也能讓他們疾馳如電，高度機敏，在物競天擇的殘酷中，他們保有頑強的生命力。

南都：很多人覺得“動物園是普通人唯一能見到野生動物的途徑”，你如何看待現代動物園“以圈養為前提的保護模式”，以及現代動物園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從你的野外拍攝視角來看，如何平衡“物種存續保護”和“個體自由福利”之間的矛盾？

劉海燕：對野外功能性滅絕或棲息地已遭不可逆破壞的物種，如麋鹿、普氏野馬，圈養繁殖是避免滅絕的關鍵；同時，真實動物體驗能有效激發公眾保護意識，這是影像或文字難以替代的。動物園的核心價值在于“諾亞方舟”功能與公眾教育，展覽不是目的，更不能作為牟利的工具。

物種保護的核心方法主要包括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保護瀕危物種，國際通行的做法是設立自然保護區 :繁育，復壯，放野。我國也不例外，為上百種珍稀瀕危野生動物建立了穩定的人工繁育種群，包括大熊貓、 華南虎、亞洲象、金絲猴、朱鹮等，特別是大熊貓，其野生種群的增加最為顯著。95%以上的瀕危物種保護應優先投入野外棲息地修復與反盜獵?，圈養僅是保險機制，而非解決方案本身。“物種存續保護”就像禪宗里的“以手指月”，你順著手指的方向能看見月亮，但手指不是月亮。

而“個體自由福利”也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按照國際公認標準，動物被分為農場動物、實驗動物、伴侶動物、工作動物、娛樂動物和野生動物六類，大自然中正常棲居的野生動物，如果遇到水源或傷害等問題，人類應適當救助；如果過度干預，反而可能破壞了它們的野外生存能力。比如蛹蛾在繭中艱難漫長的過程，也是它們鍛煉出一雙強健翅膀的過程，如果人類幫助它們提前破繭，即便它們能更早更快飛出來，但也很快就會死掉。人類一方面表現是漠視和傷害，一方面表現過分呵護和干預。不少的行為，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而非出自動物需要，是“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犯了《莊子·外篇》中魯國君臣對待魯郊之鳥的錯誤，“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結果呢，海鳥三日而死。這個度的把握，需要理性科學的態度。保護一種動物，其實是需要保護整個生物鏈，包括它們生存的環境。如果野外的環境進一步遭到破壞，那些已經野放的復壯的物種還會一步步走向第二次滅亡，這場曠日持久的救贖或將前功盡棄。

南都：作為從業20年的紀錄片導演，從“前紀錄片時代”到“大片時代”再到如今，你覺得行業最大的變化是什么？對于想投身自然紀錄片、自然寫作的年輕創作者，你有什么建議？

劉海燕：如今紀錄片的春天來臨，從國家層面到社會層面，都對紀錄片的價值有了認知，大量資金隨之涌入，大片頻出。但是對比之下，國產紀錄片依然有差距。似乎多了一些急功近利嘩眾取寵，少了一些赤誠熱愛與“殉道”精神。

日本紀錄片導演井上隆史，在日本廣播協會(NHK)工作期間，從事與文明、歷史、美術有關的特別節目和大型系列節目的制作，并由此延伸開去，比如利用新科技向復原巴米揚東大佛壁畫發起挑戰、利用基金和眾籌積極收購阿富汗因戰亂流失的文物。崇敬之余，對比之下，汗顏之中，能清晰瞥見我們當下常見的精致利己主義。我沒有大衛·愛登堡和井上隆史那份幸運，能夠終生從事自己喜歡的紀錄片創作，這是憾事。能夠一生做一件事，一如一生愛一個人，是極其幸福也是極其難得的。

南都：未來你還會繼續聚焦荒野與生命嗎？

劉海燕：荒野已融入我的生命，構成我的人生。走過荒原，一個生命因此喚醒了自由天真的基因，樹立了萬物平等的思想，埋下了壯麗多元的伏筆——這才是荒原饋贈給我的最珍貴禮物。那些野性的呼喚，原始的生命力，已注入我的身心，助我擺脫有形無形的桎梏，逾出常規，不斷走出舒適圈，走向內心的寥闊。

荒原于我，自然類紀錄片于我，是禪宗所言渡河的舟，既過了河，就沒必要一直負舟前行。也許未來，我會從形而下的荒原，走向形而上的荒原。“我是一匹野馬，我叫追風……重返卡拉麥里，我的血液也開始燃燒，我明白了父親沖出大圍欄奔向荒原的瞬間感受。無論人類，還是野馬，自由與天性，自古神圣不可抗拒。我將延續的，是萬物與自然之間的一段傳奇。”20年前拍攝野馬紀錄片時寫的解說詞，20年后，成為我生命轉身的注腳。生命只會在投入中發生。沒有投入，就沒有生命。燃燒的會再燃燒。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