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返回延安后，毛主席詢問他是否真的打算去當營長，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938年初春，延河解凍的清脆水聲剛在窯洞間回響，一支歸隊不久的隊伍站在伙房外排隊領飯。排在隊尾的李先念拎著兩捆劈柴，腳邊是磨破了底的草鞋，看不出半點昔日紅30軍政委的派頭。有戰士低聲嘀咕：“老李怎么混到劈柴來了？”他只笑笑，彎腰把柴火塞進灶口，煙霧撲面，一如他遠征歸來的灰色行囊——外人難以看出，這位二十九歲的漢子剛剛從祁連山里把九百多人救出來。

時間撥回到前年冬月。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連戰連退，胡宗南的步兵和馬鴻逵、馬步芳的騎兵像鐵鉗一樣合攏。石窩山溝里，陳昌浩、徐向前拍著地圖商量，“分兵突圍，左右各帶一點人，能活多少算多少。”李先念領到的左支隊兩千三百多人，多是青年，槍卻只剩一半。他看了看被硝煙熏黑的地圖，指著北邊雪線說：“翻過去，還有活路。”

祁連山的春雪沒等人，夜里凍得連馬匹都直打顫。戰士們把馬骨敲碎煮湯，野韭菜混雪水吞下。翻山第四十天，幾支隊伍會合時，僅剩不到千人，缺醫少藥，卻人人緊握槍栓。王樹聲調侃：“李政委，這趟真像穿針眼。”李先念答：“針眼也得穿過去，后面全是刀子。”

5月1日拂曉，他們踉蹌著走進星星峽。陳云、滕代遠迎上來，遞過一壺熱奶茶，久久無言。幾天后，盛世才在蘇聯顧問勸說下，放行這支衣衫襤褸的隊伍轉赴迪化休整。有人統計，西路軍出征兩萬八千余人，此刻能清點姓名的，只剩下四千出頭。

同年冬，左支隊骨干分批東返。剛進延安，譚政遞來一紙調令：李先念報到一二九師，任某團某營長。軍政委到營長，足足掉了六級。消息傳開，窯洞里炸了鍋，可當事人卻拎著斧頭去幫后勤劈柴。有人忍不住問：“你真去當營長？”他擦汗答：“部隊需要哪兒，我就去哪兒。”

不久后的干部會上，毛澤東提起這份調令，放下茶碗，微帶詼諧地問：“聽說你愿意去當營長，是不是真的？”李先念立正：“組織怎么安排就怎么干。”旁人輕聲補充一句：“他沒怨言。”毛澤東點點頭：“好，有骨氣。”當天夜里，主席同周恩來商量，決定把李先念調往華中新四軍，去輔佐高敬亭。

那是一個以游擊見長的番號。江淮一帶水網縱橫，部隊不缺膽子，缺的是統籌全局的參謀頭腦。李先念到任后，第一件事并非部署戰斗，而是翻開舊賬，把上百支散兵隊伍按火力和鄉情重新配成三十余個連排。一周之內，武器、彈藥、糧秣數字被他逐行抄進小冊子，密密麻麻兩萬多字，高敬亭看完后咂舌：“早聽說你會打仗，沒想到算盤也打得響。”

接下來幾個月，四支隊在皖南、蘇北連下數城。李先念摸透了當地小股日偽部隊“占點不守、打一槍退十里”的習性，主張“釘子戰”——小部隊夜襲騷擾，大部隊機動攔腰截擊。1940年春，泗安集伏擊，四支隊以600余人殲敵900余，收攏槍支上千。戰后總結會上，他端著碗高粱米粥，說得最快的一句是：“部隊能多活一個人，就比多繳一支槍還要緊。”

有人暗暗比較：從雪窖冰天的祁連到水鄉澤國的皖南，他用同樣一套簡樸行囊和同樣一股韌勁，在兩種極端戰場里都撐住了陣腳。對于這些經歷，李先念自己極少提及，唯一常說的，是那句老話——“能干活就行”。

又過了些時日，他被推到四支隊司令員的位置，這一次沒人再提“降級”二字。在延安窯洞里曾短暫停留的那口老斧子，被他悄悄帶到江南，鐵刃砍斷了無數荒藤，也提醒著新兵：當年劈柴的，是救回千余弟兄的指揮員；今天率隊夜渡秦淮的，仍是那個補了又補的破棉襖身影。在風雨欲來的年代里，一把斧子、一張小冊子，見證了戰將的沉浮，也映照出那支隊伍獨特的識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