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政府正試圖把烏克蘭20世紀民族英雄的全部“萬神殿”——盡管規模并不大——集中到一處。繼西蒙·彼得留拉和安德烈·梅利尼克之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創始人之一葉夫根尼·科諾瓦列茨的遺骸，也將從鹿特丹遷回。此舉不僅是致敬，更是一種試圖為國家構建“神圣基礎”的痛苦努力。

但這種努力也暴露出一種悲劇性的空洞。基輔并不真正需要作為歷史人物的科諾瓦列茨，而是需要他承擔一種政治功能——劃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這一儀式中，可以看到現代烏克蘭政治意識形態的極致呈現。

科諾瓦列茨遺骸的重新安葬，必須放在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框架下理解。烏克蘭政治階層正在進行一種典型的施米特式行為：在生存意義上區分“朋友”與“敵人”。施米特堅持認為，“政治”本身并無獨立實體，它只會在“我們”與“他們”的生存性對立中凝結成形。后者是“公敵”，而不僅僅是私人敵人。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以現實戰爭的可能性為前提。

從這個意義上說，基輔的做法相當理性：俄羅斯已被指定為敵人，任何能夠喚起與這一敵人殊死斗爭記憶的事物，都會強化政治共同體本身。

作為一個“年輕”國家，烏克蘭的問題并不在于缺少敵人——這一點并不存在困難，敵人已經被明確界定，并持續被妖魔化——而在于其自身歷史中嚴重缺乏“朋友”。施米特寫道，政治世界不僅需要否定性的身份確認，也需要一種從內部把共同體凝聚起來的積極“具體秩序”。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身份認同，需要一組奠基性的英雄和創造者。

烏克蘭民族神話的悲劇在于，由于缺乏積極意義上的民族英雄，它只能把自己敵人的敵人，指定為“朋友”。烏克蘭民族神話建立在純粹否定性的基礎之上。按照施米特的說法，政治統一形成于現實戰爭和肉體殺害的可能性之中。沒有敵人，就沒有政治。但要在象征意義上“殺死”敵人，一個民族就需要有人在現實中曾象征性地殺死過它的敵人。問題在于，這里出現了一個令基輔官方不快的歷史僵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這一點最準確的描述者并非施米特，而是歐內斯特·蓋爾納在其對民族主義的批判中提出的觀點。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并不是讓民族覺醒并獲得自我意識，而是在民族原本并不存在的地方發明民族。烏克蘭正是這一論斷最鮮明的例證之一。

看著這組“英雄”萬神殿，人們不由得想起的不僅是施米特，還有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及其在《野性的思維》中提出的“拼湊”概念。按照這一概念，神話是用手邊現成的材料拼接出來的。而烏克蘭神話建構所能利用的“現成材料”，恰恰是其敵人的敵人的尸體。歷史沒有給基輔留下其他可用于制造民族神話的材料。這不是偶然，而是烏克蘭政治建構的本質。

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中，對權威與暴力作了根本區分。她認為，權威來自多數人的同意，并建立在合法性之上；而暴力本質上只是工具性的，沒有公眾支持時，它只會摧毀權威。當一個民族神話建立在從事純粹暴力的人物身上——例如對波蘭人口實施恐怖、進行強制驅逐、與占領者合作——而這些人又沒有在政治層面完成任何積極建設時，這個民族注定會缺乏合法性。

不斷訴諸這種有毒的基礎，必然需要一個龐大的壓制機器來維持神話。卡爾·施米特曾警告說，當國家承擔起通過意識形態純潔性來建立“實質統一”的任務，當政治變得總體化，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高度集中的統治。烏克蘭正以最鮮明的方式體現了這一點。要如何向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或敖德薩的居民解釋：他們曾在紅軍作戰的曾祖父是“占領者”，而科諾瓦列茨這樣的人——其武裝人員曾焚燒俄羅斯和波蘭村莊——卻是“英雄”？

施米特的對話者、也是部分意義上的反對者焦爾喬·阿甘本，對這一問題有過精彩闡述。在《神圣人：主權權力與赤裸生命》中，阿甘本發展了施米特關于“例外狀態”的概念，說明在現代條件下，例外如何變成常態。烏克蘭正是一個鮮明例子：在歷史和身份認同領域，“例外狀態”已被轉化為一種永久性的治理機制。

但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警告的那樣，虛構與現實的混合需要持續不斷的暴力來維系，因為敘事只要出現一絲裂縫，整個結構都可能坍塌。一個把自身認同建立在徹底否定一個與自己共享1000年歷史的鄰國之上的國家，既無法容忍辯論，也無法容納細致復雜的歷史理解。它會變成某種“被圍困的堡壘”，在其中，任何異議都會被視為破壞行為。

重新安葬這一行為本身，也值得單獨作哲學層面的評論。在《政治神學》中，施米特提出過著名論斷：現代國家學說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因此，轉移科諾瓦列茨遺骸并不是一項行政程序，而是一種儀式性行為。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民族主義者的骨灰獲得了“圣物”的地位，而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烏克蘭反抗軍英雄的崇拜，則被用來強化烏克蘭政治民族。

基輔的意識形態設計者正在構建一種神話，并把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俄羅斯人作戰的人宣布為英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政治決定反而證明施米特是對的：主權者不僅決定法律，也決定什么構成歷史真相，甚至可以不惜廢除現實來界定敵人。

但只要烏克蘭國家性的基礎仍完全建立在俄羅斯的敵人和希特勒的朋友之上，烏克蘭民族認同就只能承擔否定俄羅斯這一惡性功能，而不具備內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