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學者廉思在做“蟻族”的調研時，有個故事讓他一直很受感觸。

一對年輕情侶把詳細的買房計劃貼在床頭：房價、首付、儲蓄路徑，都算得清清楚楚。

廉思說，回頭來看，這個故事雖略顯辛酸，但卻承載了那一代青年的共同情感——奮斗、節儉、彼此扶持，以及對未來的確定性期待。

17年后，當他書寫當下的青年時，卻發現很難再找到一個如當時那般的“時代切片”。

今天的青年，不再共享一個像“買房”那樣高度集中、最大公約數式的人生目標。他們的人生目標分化、分散，很難再用一個統一意象來概括。

這種變化的背后，既有青年主體意識的成長，更有時代本身的不確定性。

《玫瑰的故事》劇照

廉思在最近的新書《無圖之旅》中，將這種變化稱為“無圖”。過去，人生的道路有個既定的地圖，大部分人求學、工作、買房、結婚、生子。現在，一切變得不確定，職業隨時變換、關系愈發脆弱，身份也更加多元。

如果說過去的青年是在地圖上找路，今天的青年就是邊走路、邊找路、邊重新繪制地圖。

路徑變得不確定，但外在的評價體系仍用過去的單一標準衡量當下的青年——是否考入名校、是否進入體制、是否買房、是否結婚生子。評價者不談結構性的復雜問題，只說“你還不夠強”。

于是，青年們一邊感到“奧德賽時期”（一種迷茫、試錯和自我探索的階段）在延長，一邊卻被迫更早地成熟、穩定；一邊想躺平，一邊卻又不得不“卷”起來。

在這樣的時代，青年要如何繪制自己的人生地圖，如何尋找生活的錨點，又如何面對失敗和平凡？

作為研究青年20余年的學者，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常務副校（院）長廉思是在當代中國青年研究詞典里，一個無法被繞過的名字。

廉思

從早期引發大規模討論的“蟻族”概念，到對職場生態異化精準刻畫的“工蜂”，再到4年前那篇警示技術如何剝奪個體對私人生活掌控權的“10萬加”論文《時間的暴政》，每一個出自廉思之手的詞匯，都如同時代肌體上的切片，不僅在當時引發了輿論的集體共鳴，更成為政府決策與公眾自我認知的重要坐標。

如今，對于當下青年的困惑，他仍有話要說。以下是廉思的講述：

從“苦中有盼”到“苦中尋路”

在近幾年的調研中，我意識到現在的青年和以前不一樣了。過去調研青年，我也會感受到年輕人不易，但他們心里還有比較清晰的方向，相信通過努力、積累，生活總會一點點好起來。

今天很多青年也很勤奮，但他們面對的是一種“不知道努力后通向哪里”的處境。如果說過去是“苦中有盼”，今天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苦中尋路”的狀態。

這就是我所說的一種“無圖”現狀，它不是說這個時代沒有方向，也不是說青年沒有理想，而是指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青年主體所遭遇的意義秩序發生了變化。

傳統社會中，人生道路往往由家庭、地域、單位、職業身份和共同體關系預先規定。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教育、職業、城市、收入、住房、婚姻等構成了一整套制度性階梯，為個體提供了相對清晰的“向上流動”路線。

《純真年代的愛情》劇照

今天，這套現代性地圖正在發生松動，鮑曼所說的“液態現代性”就是這個意思。過去，很多制度像固體一樣，能夠給人提供穩定形狀：單位、職業、家庭、社區、身份，都有相對明確的邊界。

今天，這些邊界變得流動，職業可以隨時轉換，行業可能迅速更迭，關系變得愈發脆弱，身份也成為斜杠。個人在不斷變化中重新組織自己，過去很多風險由單位、家庭、組織或共同體分擔，如今卻越來越多地轉移到個體身上。

青年要自己選擇、負責、調整，也要獨自承受失敗的后果。

同時，后現代社會也帶來了青年反思能力的增強。這當然是一種主體意識的成長，但反思本身也會帶來負擔。當一切被重新選擇，一切也需要自我負責，個體會陷入持續性的自我審問。

過去的青年是在地圖上找路，今天的青年是在一邊走路、一邊懷疑地圖、一邊重新繪制地圖。這種狀態是自由的，但也更為沉重。

因此，“無圖”不是消極概念，而是一種時代診斷。這個過程充滿焦慮，也飽含創造；伴隨著不確定，也孕育著新的主體性。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劇照

從廣泛意義上說，每一代青年都會經歷自己的“迷茫時期”。青年之所以被稱為青年，正是因為個體尚未完全被社會定型，仍然在理想、現實、自我和社會之間不斷尋找位置。

因此，迷茫不是這一代青年獨有的情緒，每一代人在走向社會、建立自我、承擔責任的過程中，都會經歷某種意義上的不確定和未完成。

但今天的不同在于，這一代青年面對的不僅是個人層面的迷茫，而且是路徑本身的不確定。過去的迷茫，往往發生在相對確定的社會內部。

一個年輕人也許不知道自己最想做什么，但他大體知道哪些道路是被社會認可的，哪些選擇可能帶來穩定生活，哪些努力大概率能獲得回報。

今天的青年則是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尋找方向：行業在變，崗位在變，技術在變，平臺規則在變，甚至一個人安身立命的能力也會貶值。

《未知的首爾》劇照

所以，“無圖”還意味著，傳統社會提供給青年的意義框架的解釋力在下降。

過去，我們用“穩定”“體面”“上升”“成功”這些詞來定義好的人生選擇；但今天，青年開始追問：如果一條路很穩定，卻持續消耗我的生命感，它是否值得？如果一份工作不那么體面，卻讓我與真實的人、真實的問題發生了連接，它是否也有價值？如果一種選擇無法被主流社會認可，但我自己十分熱愛，它是否就是不成熟？

這些追問不意味著青年價值觀混亂，而說明他們正在重新理解人生的意義。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只為贏家鼓掌

最近一段時期，“奧德賽時期”這一概念走紅，這也是新的時期，青年們所面臨處境的體現。所謂“奧德賽時期”，說的是青年從學校走向成人社會的過渡期。

過去，20多歲畢業、工作、結婚、買房、生子，似乎構成了一系列相對順暢的人生節點。

今天，這些節點普遍后移，青年在職業選擇、親密關系、居住安排和身份認同上，都處于長時間的過渡狀態。所謂“三十而不立”，并不是青年不想“立”，而是“立”的門檻高了：穩定職業，生活成本，婚育責任，個體對自我實現和生活質量的要求等。

但與此同時，不少高校教師反映大學生越來越早地“功利化”。

很多學生剛進大學，就開始準備考研、考公、實習、刷績點、做項目、寫簡歷。對此，不能一味批評他們是“精致利己主義者”，也不能輕易歸結為青年缺少理想主義或探索精神。

那是因為他們過早感受到了競爭壓力，太早知道機會稀缺和失敗代價。

《陽光普照》劇照

于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出現了：成年被推遲了，準備成年卻被提前了；人生安頓變晚了，人生焦慮卻提前了。

這正是當前青年處境的悖論：社會希望青年多探索，但現實風險又逼著他們早規劃；我們鼓勵青年要有理想，但市場又要求他們盡快可用；我們希望他們形成完整人格，但評價體系卻看重成績、證書、實習經歷和就業去向。

青年本該在大學階段獲得充分的精神生長、知識探索和人格展開，但在現實壓力面前，學校被壓縮成通向就業市場的前置訓練場，青春也被改寫成一份不斷優化的求職簡歷。

所以，與其質問今天的青年為什么缺少“青春味”，不如反過來質問：我們是否為青年創造了安全探索的條件？

我們總說青年太功利，但很多時候，功利是高風險環境塑造出來的生存策略。一個社會如果不給青年留出試錯空間，青年自然會變得謹慎、務實、精于計算。

“少了漫游”的背后是青春被過早地推入了社會秩序。人不是靠完美規劃長大的，而是在探索、碰壁、修正和重新出發中逐漸成熟的。

《住宅區的兩人》劇照

不過，除了當下社會競爭加劇和外在的高風險環境外，現代社會所形成的優績主義敘事，也在框定和限制青年們的選擇。

優績主義最具迷惑性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非常公平，甚至帶有一種道德正當性。它告訴你：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要優秀，就會被看見；只要失敗，就說明你還不夠努力。

這套邏輯在一定階段當然能夠激發個體斗志，也曾經支撐許多青年通過教育、勞動和競爭改變命運。

但當它被無限放大，并且成為解釋人生結果的唯一框架時，就會從一種激勵機制轉化為精神規訓。

它對青年的束縛，首先表現為把外部問題個人化。

一個青年就業困難，背后可能有產業結構調整、教育供給錯位、區域資源差異、家庭支持能力、技術替代風險等多重因素，但優績主義把復雜問題簡化為一句話：“你還不夠強。”這樣一來，壓力就被轉嫁為個體責任，社會問題被改寫為個人缺陷。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劇照

青年不僅要承受現實層面的壓力，還要承受道德層面的羞恥感。他們會不斷懷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夠優秀、還不夠拼？這是一種非常隱蔽也非常沉重的內在懲罰。

其次，優績主義會把人生價值單一化。收入、學歷、職位、城市、房子、流量、排名，這些可以比較、量化和排序的指標，逐漸成為評價人的主要尺度。

一個人是否善良，是否有審美能力，是否能夠建立穩定關系，是否愿意承擔公共責任，是否能夠認真生活，反而被放到了邊緣位置。

青年被迫把自己改造成一個不斷優化、競爭和證明的項目：身體、情緒、時間要管理，社交要經營，簡歷要包裝，人生仿佛變成一場永不停歇的績效考核。

優績主義這種邏輯的延伸又制造了“勝利中心主義”。它把人生理解為一場必須贏的比賽，把社會想象成一條不斷向上的賽道。在這種敘事中，平凡沒有尊嚴，失敗沒有價值，停頓就是落后，休息就是放棄，繞路就是不夠堅定。

更可怕的是，它不僅制造競爭，還制造羞恥；它不僅評價結果，還反過來審判人格。最終讓青年失去與自己和解的能力。

很多青年即便很努力，仍然覺得自己不夠好；即便生活并不差，仍然覺得自己失敗；即便只是暫時停下來修正，也會產生強烈的不配得感和負罪感。

《未知的首爾》劇照

人被迫把外部世界的評價內化為自我審判，把社會競爭的壓力內化為對自己的苛責。久而久之，青年沒有成為自由和充實的人，而成為高效、可比較、符合指標要求的“自我經營者”。

我絕不是否定奮斗和優秀，更不是鼓勵青年放棄進取。恰恰相反，值得倡導的奮斗，應讓人更加完整、獲得尊嚴、生成力量，而不是讓人更加破碎、陷入羞恥和自我消耗。

一個社會需要鼓勵青年向上，但不能只承認一種向上；需要贊美成功者，但不能讓認真生活的普通人陷入自我否定。

我們要反思的，正是這種單一敘事對青年精神世界的壓迫。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只為贏家鼓掌，也要充分理解失敗者、尊重普通人，保護暫時落后者再次出發的可能。

把壓力歸為心理問題，是對青年處境的漠視

我之前在一些場合談到內卷時，說過青年面對“卷也未必能贏”的現狀，要學會“與平凡共處”“與失敗握手言和”。

但這不是說僅靠調整心態就能解決青年面對的現實問題。如果就業機會不足、收入預期下降、住房壓力過大、社會保障不完善，那么再多心理建設也無法替代制度改善。

青年焦慮有心態的原因，但也有很多是現實問題造成的。把壓力簡單歸結為心理問題，甚至要求青年靠“想開一點”來消化現實困境，這是對青年處境的漠視。

所以，我提出“與平凡共處”“與失敗握手言和”，本意不是要青年接受不合理的現實。它首先是一種反羞恥的表達。

《龍櫻2》劇照

今天很多人失敗之后，受到的最大傷害不是失敗本身，而是失敗帶來的自我否定：覺得自己沒用、不配、沒有價值。

我想強調的是，失敗只是一個事件而已，不是人格判決。平凡才是真實的人生常態，而且是絕大多數人的常態。

但同時也要看到，不甘平凡的背后，也有現實的迫不得已。很多人不接受平凡是擔心平凡意味著不體面。如果普通勞動無法獲得尊嚴，那么社會很難勸青年人“接受平凡”。

因此，出路一定是雙重的：一方面，個體要從勝利中心主義中稍微松綁，不再用單一標準審判自己；另一方面，社會要提高普通生活的安全感和尊嚴感，讓平凡不至于滑向貧困、無助和失序。

只有當普通人能夠過上穩定、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平凡的意義”才不是心靈雞湯，而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文明承諾。

此外，面對青年問題時，社會應該多理解青年。沒有理解，教育就容易變成說教，安慰也會淪為廉價的撫慰，甚至連建議都會被誤讀為居高臨下的批評。

《關于女兒》劇照

今天的青年不缺大道理，他們從小到大聽過太多“應該怎樣”“必須如何”“你要努力”的話。稀缺的是，有人愿意認真進入他們的生活處境，理解他們為什么這樣選擇、表達和痛苦，又為什么常用調侃、自嘲、沉默，甚至看似消極的方式回應現實。

這也是我寫《無圖之旅》時特別堅持的一點。書中的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青年主人公自己的視角來展開的。

我沒有急于替他們總結意義，也沒有把他們直接變成某種理論觀點的例證，而是盡可能讓他們自己講述自己的生活。

當然，從學術規范上說，有人可能會問：這些敘述是否經過交叉驗證，是否客觀真實？青年自己這樣說，就一定代表事實本身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一定。

但這本書不是以新聞調查的方式處理材料，它要呈現的，恰恰是青年眼中的世界，是他們如何感知現實、解釋處境、回答自己疑問。

《無圖之旅》

在社會學研究中，主觀經驗有時不是客觀事實的反面。很多時候，主觀經驗本身就是理解社會現實的入口。

同一件事情，在政策文本中是一種表述，在管理者那里是一種邏輯，在父母眼中是一種期待，在青年那里可能是一種壓力、委屈和荒誕感，甚至是一種無處安放的自嘲。

我們當然要追問事實本身是什么，但同時也要追問：為什么青年會這樣感受事實？為什么我們好心的制度安排、職業路徑和社會期待，在青年那里會被理解為焦慮、疲憊、遲疑或抗拒？

這正是青年工作最需要提升的地方。我們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青年應該怎樣”，而要進入他們的內心深處，去理解青年到底怎樣看待、講述這個世界，又怎樣在這個世界中安放自己。

《晨時空虛的我》劇照

理解不是縱容，也不是迎合。理解是把青年表達背后的邏輯辨認出來，把個體情緒背后的因素揭示出來，把看似零散的生命經驗重新放回時代中去解釋。

只有認識到這一層，教育才可能抵達青年，引導才不會變成命令，關心才不會變成負擔。

同時，理解今天的青年，我們不能再期待一個總括性的答案，而要在分化、多元和不確定之中，重新辨認一代人的精神結構；要反思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夠提供足夠寬闊的評價體系，去容納青年不同形式的人生展開。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12期

作者 | 何國勝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