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近代四川（十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四川的發展與勝利

川軍走向抗日戰場

1.統一川政

據統計，從 1917年的“劉羅之戰”到 1933年的“二劉大戰”，四川軍閥混戰持續 16年，發生大小戰爭400余次。

這一時期， 四川省級政府更迭十分頻繁，且其駐地長期在成都、重慶等地遷轉。這一時期， 四川省政府有名無實，省長多由地方軍閥將領擔任，其政令不能通達全省，多為各防區軍事斗爭的附庸。 四川省級政府以下，初設道、縣，后又裁道，改各縣直隸于省。1928年置成都市， 1929年置重慶市，屬省級政府管轄。九一八事變前后， 四川省級政府經南京國民政府的決議，暫由劉文輝控制。此時， 四川的軍閥斗爭進入劉文輝與劉湘兩個地方實力派斗爭的局面。隨著“二劉戰爭”爆發及局勢的演變，劉文輝最終退守雅安一帶。劉湘雖然取勝，但在對紅軍“圍剿”行動中損耗巨大，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控制全川。1934年11月，劉湘不得不向蔣介石求援。同年12月，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劉湘為四川省政府主席， 同時任命甘績鏞、劉航琛、楊全宇、郭昌明、鄧漢祥、謝培筠為四川省政府委員。其中，甘績鏞兼任民政廳廳長，劉航琛兼任財政廳廳長，楊全宇兼任教育廳廳長，郭昌明兼任建設廳廳長，鄧漢祥兼任省政府秘書長。1935年2月10 日， 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發表就職演說，稱要集中力量，按國民黨中央訓令整理省政。“于民政則整肅官箴，嚴懲貪污，心敕雷霆，轉移仕途風氣；于財政則節流制用，培養稅源，務使經濟自給，入超減少；于建設則改良土貨， 發展交通，務期因民所利，費簡效宏；于教育則學歸實用，勤習勞作，務期生產教育，合流同化；于軍事則改良素質，精強貞固，務使冗濫汰除，日趨緊縮。”

1935年7月6 日， 四川省政府遷往成都，9月1 日正式在成都督院街辦公。為實現川政統一后川軍的“國家化”，國民黨中央勢力入川后便開始推動川軍整編計劃。1935年6月5 日，蔣介石在成都召集川軍將領討論裁減軍隊問題，他指出： “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 以現在四川兵額之多，部隊之雜，至少要裁去半數，然后才可以說到整理。”蔣介石還說， 只要川軍“經過中央的點驗和承認， 當然每個月可以照中央軍隊一樣的發餉”。

隨后，參謀團開始著手整編川軍。到 1935年 10月，川軍被整編為第20軍（軍長楊森）、第21軍（軍長唐式遵）、第23軍（軍長潘文華）、第24軍（軍長劉文輝）、第41軍（軍長孫震）、第44軍（軍長王瓚緒）、第45軍（軍長鄧錫侯）、第 104師（師長李家鈺）及四川善后督辦公署直屬部隊（3個師6個旅）。與此同時， 四川省政府還成立了財政整理委員會，統籌四川省的財政改革。1935年7月，蔣介石授權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駐川財政監理處”，管理、審核四川的財政，為四川統一財政、貨幣，穩定金融奠定基礎。

川軍出川抗戰時用雞公車運送軍用物資（四川文藝出版社/供圖）

1937年2月，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繼續整編全國軍隊， 以形成統一編制，增加戰斗力。同年6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組織大綱》。7月6—9 日，何應欽、顧祝同等與川軍將領部署具體整編工作。到8月 10 日，川軍第二次整編基本完成。整編后的川軍共26萬余人，劉湘川康綏靖公署直轄部隊共3個軍、2個獨立師和7個獨立旅；劉文輝部第24軍編為2個師和 1個獨立團；孫震部第41軍編為3個師和 1個獨立團；鄧錫侯部第45軍編為3個師；李家鈺部第47軍編為2個師；楊森部第20軍編為2個師。

2.川軍出川抗戰

1931年 ，九一八事變后，舉國掀起救亡運動熱潮， 四川民眾抗日救亡的呼聲也日益高漲。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 四川人民除采取通電、請愿等形式外， 1932年3月8 日，還以“四川省抗日救國大會”為陣地，組織發動成都八萬民眾舉行出兵大游行，要求川軍出川抗日，支援上海前線。此時的川軍將領賴心輝、楊森、劉存厚等曾發表通電，表示愿意率部出川抗戰。劉湘還派范紹增為先頭部隊，東出夔門進駐宜昌待命。不過，這一時期的川軍將領，總體上忙于內部爭斗和“圍剿”紅軍，并沒有過多精力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7年 ，盧溝橋事變后，成都、重慶、南充、敘永、廣元、南溪、通江、威遠、越西、南江、綿陽、安縣、崇寧、眉山、青神、茂縣、奉節、云陽、雅安、劍閣、江油、昭化等地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紛紛集會，進行抗日宣傳，并電請四川軍政當局，要求川軍出川抗戰， 四川人民誓為后盾。朱叔癡、夏之時、向楚、唐宗堯等46名四川老國民黨人，也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聲援華北，并請川軍出川抗戰。國民黨中央軍校成都分校陳執功等23名學員聯名向學校當局呈請北上殺敵。川軍將領劉湘、鄧錫侯、潘文華、李家鈺等也先后電呈蔣介石請纓抗戰。

7月14日，劉湘又通電省軍政首長：“日軍侵略，非一省一部之問題， 主張全國總動員，拼與一決；望全國上下， 同德一心，在全國整個計劃之下，共赴國難。”張曙時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與劉湘接觸；不久， 中共中央代表羅世文與劉湘取得聯系，并被劉湘聘為顧問。其間，劉湘也先后派代表葉雨蒼、王干青多次去延安會見毛澤東，共同商談抗日事宜。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以及四川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影響下， 以劉湘為代表的四川實力派，逐漸改變了內戰思想與政治態度，走向支持抗日的道路。

1937年8月7 日， 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劉湘當日下午從四川乘飛機趕到南京， 晚間參加會議并發表演講。其發言主要是以下內容。首先，“要抗戰才能救亡圖存，才能深得民心，要先攘外才能安內”。其次，“日本的軍事力量雖然較我軍為優，但它必須利用交通線，才能展其所長，它的軍隊離開了交通線，不但軍隊運動困難，而且給養補充也不容易解決。我們的軍隊只要采取正規戰與游擊戰相互配合，在交通線的兩側及其前后，與它盡力周旋，就可以作持久戰”。再其次，“就國際形勢來說，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想獨霸世界，英、美、法、蘇不會坐視不理， 由中日戰爭的發展，演變成國際戰爭，是可能的。抗戰的最后勝利，必然是屬于我國。”劉湘最后在會上說：“抗戰， 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當日，成都各界抗敵后援會舉行了十萬余人的市民大會，要求川軍出川抗敵。

1937年8月26 日，劉湘在告四川各界人士書中稱：“四川七千萬人民所應擔荷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我各軍將士，應即加緊訓練，厲兵秣馬，奉令即開赴前方， 留衛則力固后防。”

隨后，川軍出征，川軍將士在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馬當之戰、安慶之戰、武漢會戰、棗宜會戰、武寧戰役、第一次長沙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條山之戰、上高之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中會戰、桂柳會戰、長衡會戰、獨山戰役等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戰中，川軍將士足跡北達陜西、山西、河南、山東，南及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廣西、貴州 13個省區市。抗戰后期， 四川軍人還馳援印緬戰場，為阻擊日本從印緬方向入侵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各大戰役中，川軍英勇抗敵，李家鈺、王銘章、饒國華、趙渭濱、許國璋等大批川籍將領戰死沙場，為國捐軀。

1937年 12月， 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員會建立后，進一步加強了上層統戰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成效。推動川軍出川抗戰，就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四川黨組織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和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推動的結果，再加之川軍廣大將士出于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義憤和由此而激發的愛國熱忱，使出川抗戰的川軍成為中國抗日戰場的一支重要力量。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