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日前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失敗，得票數大幅落后于勝出的歐洲小國葡萄牙與奧地利，在首輪投票中即被淘汰出局。

這是德國多年來的一次重大外交挫折，雖然引發德國輿論的強烈失望和熱議，但深層次的反思并不多見。應該說，德國本次競選失利不是偶然，世界多數國家對德國近年外交政策與作風并不認同。

落選頗具戲劇性

德國外交深受道義機會主義困擾，是此次競選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件本身也很有戲劇性：現場主持投票和宣布結果的聯合國大會主席貝爾伯克是德國前外交部長，被認為是德國“道德外交”的主要推動者。德國現外長瓦德富爾則代表德國接受失敗，他上任以來多次表示要推行務實外交，但道義機會主義風格依舊明顯。通常而言，前后兩任外長接力競選，加上聯大主席一職自帶光環，德國當選是可以預期的，但他們一起見證的卻是“道德外交”的失敗。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圖源：GJ

就在投票前，瓦德富爾還釋放了樂觀信號。他強調德國是“國際法捍衛者”，將在安理會代表中小國家發揮更大作用，德國團隊內部也對前期競選的拉票結果很有信心。然而，所有的人事優勢、拉票時獲得的承諾以及基于拉票承諾推斷出來的勝選樂觀，都增強了敗選的慘痛。拉票數多于實際得票數這一現實，更是讓德國外交官自尊受傷。

種種細節說明，德國外交的自我認知與許多國家的感受相去甚遠。

道德上雙重標準

外交當然要講道義，這是一個國家獲得世界各國信任的基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自詡道德優等生，對他國內外政策指手畫腳，甚至制裁干涉，這是以道義和規則之名行霸道之實，是道義機會主義外交的核心表現。

德國民眾期待本屆政府重回務實外交傳統，但政府執政一年有余，道義機會主義外交風格未見根本改變，還在消耗此前務實穩健外交積累的國際信任和尊重，此次敗選正是佐證。

道義機會主義外交不受歡迎的關鍵原因是道德上的雙重標準。德國這些年在應對俄烏沖突、加沙人道主義災難、美國非法入侵委內瑞拉、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等一系列事關戰爭與和平、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上，采取了隨相應國家變化的選擇性立場。其中，如何對待以色列極大地考驗著德國。有學者認為，德國缺乏區分歷史上對猶太人所犯罪行與當下以色列國家行為的勇氣。但關鍵還是德國不敢對國際強權力量說“不”，只好用歷史敘事遮掩。缺乏勇氣和定力，實際行動與自我道德定位相去甚遠，自然要在國際上喪失公信力。

道義機會主義外交不受歡迎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言行不一。應該說，近年來德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各地區事務，也作出了不少貢獻。但與宏大的宣示相比，實際貢獻卻在下降。以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為例，德國2023年的經費投入是121.1億歐元，2026年下降到100.06億歐元，占政府總預算的比例也從2.6%下降到2%。幾乎同一時期，德國國防開支卻從500多億歐元劇增到1000多億歐元。

道義機會主義外交的問題還在于不能擔負現實責任，取舍之間患得患失。面對俄烏沖突，國際社會期待德國作為歐洲大國發揮外交優勢，推動休戰。然而，德國執意反對與俄羅斯談判，讓包括歐洲在內的許多國家失望。奧地利外長在奧地利當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后迅速表示，將推動與俄羅斯和談。推動以外交途徑解決俄烏沖突，這正是奧地利獲勝的重要原因，也是德國的丟分項。

認知與現實落差

德國朝野各界為此次敗選震驚，各黨派之間及前后兩屆政府之間卻相互推諉責任，恰恰說明德國對世界的認知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間出現了很大落差。外交需因時而變，當前的國際局勢和德國國內形勢均處于深刻變化中，德國外交戰略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換言之，德國沉浸于自身歐洲大國定位與價值外交理念中，忽視了國際權力格局和各國利益訴求的深刻變化，外交原則思路與實操方式逐漸脫離多數國家的利益訴求與價值認知，最終難以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市區域國別學會會長）

原標題：《深海評 德國落選安理會：道義機會主義外交不受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