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煙草稅被視作最有效的控煙工具之一，減少煙草消費的同時，還能維持大額稅收。學者提醒，煙草成癮是受價格、市場、環境影響的復雜經濟行為，僅靠宣傳“吸煙有害健康”難以奏效，亟須國家層面從源頭出臺政策系統控煙。
“稅價政策可推動更多吸煙者從‘知道有害但不行動’轉向‘開始考慮并嘗試戒煙’。”中日醫院控制吸煙與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會長肖丹在近期舉行的一場活動上說。
“對煙草制品實施稅收政策并在適宜時實施價格政策，以促進旨在減少煙草消費的衛生目標”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給出的明確政策指引。世衛組織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2年間，全球已有近140個國家提高了煙草稅，推動實際價格平均上漲超過50%，表明全球范圍內具備實現結構性改革的能力。
2015年提高煙草消費稅后，中國的卷煙銷售量應聲下降后，但近幾年中國卷煙產量逆勢增加。 多年來，學界一直呼吁逐步增加煙草稅，考慮到提稅對經濟和就業造成的綜合影響，學界多建議分步走或動態調整，逐步將煙草稅提高到世衛組織推薦的水平。
5月23日，一名工作人員在吉林省某市體育場內吸煙。 近年來，在校園門口、車站商超、醫院樓宇、餐飲場所等人員密集的公共區域，二手煙擾民問題仍屢見不鮮。新華社發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鄭榕分析，控煙目標與財政穩定并非零和關系。我國煙草消費基數較大，若采取漸進式、可預期的加稅路徑，短中期內財政影響總體可控。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煙草行業的顯性財政收入，還要看到吸煙帶來的醫療支出、醫保壓力和勞動力損失等隱性財政成本。中國因吸煙導致的經濟總成本從2012年的1.40萬億元人民幣大幅增長至2020年的2.43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9%。相比之下，煙草行業帶來的財政效益（包括稅收和利潤）則明顯較低，2020年僅為1.52萬億元人民幣。這一差距表明，吸煙帶來的經濟成本大約是財政收益的1.6倍，打破了“煙草業對經濟發展有利”的傳統說法。
“提高煙草稅，本質上是以短期可控的稅收調整，換取長期健康收益和財政減負。未來可在中央統一征收基礎上，推動稅負有效傳導至零售價格，并探索將部分新增收入用于醫保、公共衛生、戒煙服務和慢病防控。”她說。
值得一題的是，2020年由雷海潮擔任通訊作者的一篇論文也討論了該問題，雷海潮時任北京衛健委主任，現為國家衛健委主任。文章指，2006年以來中國卷煙零售價格年均增幅約為0.86%，相對于中國其他零售商品價格增幅很小，剔除通脹因素后甚至是在不斷下降的。實際上在居民實際收入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居民卷煙購買能力在不斷上升。考慮到行業穩定的要求，未來中國可以探索周期性提升卷煙消費稅，并實行稅價聯動，在降低卷煙消費的同時，為煙草行業的轉型爭取時間，逐步實現長期控煙目標。
同樣關鍵的是結構調整。牛津大學的普拉巴特·杰哈（Prabhat Jha）教授在前述活動上分析，中國卷煙消費的價格彈性約為?0.4，甚至可能更高，即卷煙價格翻倍可能導致消費量下降約40%。但中國卷煙價格差異可達約10倍，這意味著當價格上漲時，吸煙者可通過轉向購買低價卷煙應對價格上漲。因此，合理設計的消費稅非常有效，且能夠為低收入群體帶來更大的健康獲益。
鄭榕也表示，當前中低價煙占比較高、價格分層明顯，若稅制設計不合理，企業可能通過壓縮利潤、調整規格或推出低價產品對沖稅負，削弱控煙效果。因此，改革應重點提高從量稅比重、設置最低稅負和最低價格底線，壓縮低價煙空間，并簡化稅制結構，減少企業通過產品分檔和結構調整規避稅負的可能。
河北省注冊稅務師協會副會長霍志遠則認為，當前人口老齡化、慢性病負擔和醫保基金壓力上升，已形成一定改革窗口。改革應采取漸進式、可預期路徑，建立與收入和通脹掛鉤的動態調整機制，使煙草價格漲幅長期高于收入增長，持續降低煙草可負擔性。
除了阻止第一支煙，學界也希望提高煙草稅最終可以起到提高戒煙率的效果。肖丹說，目前國內仍有大量吸煙者有戒煙意愿，稅價政策可推動更多吸煙者從“知道有害但不行動”轉向“開始考慮并嘗試戒煙”。但提高稅價還需與戒煙門診、熱線、數字化工具、戒煙藥物可及性等綜合措施結合，才能真正提高戒煙成功率。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宋承翰 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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