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城西那條老路盡頭看到招聘啟事的。

紙張被風雨打得發軟，四角卷起，像一張被反復摩挲過的符紙。上面寫著“殯儀館守夜人，月薪15000，包住，要求：夜班，膽大心細，能獨處”。落款是“安寧殯儀服務中心”，印章蓋得很重，紅得發黑。

我盯著“15000”看了很久。那陣子我剛失業，房東催房租，銀行卡里只剩三位數。朋友勸我去送外賣，至少安全，可我算了算，送到吐血也未必能追上這份工資。更何況我從小不算膽小，至少自以為不算。爺爺去世時，我還給他守過夜，半夜停電，我一個人摸黑坐在靈前，心里發毛但也沒逃。

我告訴自己：人怕的不是死人，是未知。殯儀館的事，只要有規矩可循，就沒那么可怕。

第二天我就按啟事上的號碼打過去，接電話的是個聲音很低的男人，像隔著厚厚的棉被說話。他只問了我一句：“你能不能在夜里一個人待著，不亂走，不亂看，不亂問？”

我說能。

他沉默了兩秒，又問：“你急錢嗎？”

我說急。

他說：“今晚來面試。帶身份證，別帶任何金屬飾品。”

我愣了下，問為什么。

他只回了一句：“規矩。”

傍晚我坐公交到城西盡頭。車窗外的景越來越荒，路旁的樹像被長期煙熏過，葉子暗沉。安寧殯儀服務中心的牌子不大，灰底白字，像醫院的舊招牌。門口沒有花圈，沒有哀樂，甚至沒有常見的“肅靜”標識，只有一道鐵門和一個看門的老頭。

老頭在保安亭里打盹，聽到我敲窗才睜開眼。那雙眼很奇怪，眼白渾濁，瞳孔卻亮，像燈泡里沒熄滅的那一點鎢絲。他掃了我一眼，問：“來應聘？”

我點頭。

他把一張登記簿推出來，讓我寫名字。我寫完，他用筆在我名字旁邊畫了個小小的圈，又畫了一橫，像打了個不完整的勾。然后他抬手指了指里面：“沿著路走到最后一棟樓，別回頭。”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笑了笑。老頭沒笑，眼神里像有一層灰：“年輕人，來這兒混口飯吃，別逞能。記住，晚上走廊里要是有人叫你名字，你別答應。”

我笑不出來了。

殯儀館里面比我想的要整潔。路兩旁修了草坪，草不高，修得很齊，像剛剃過頭。空氣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又混著一點點說不上來的甜膩——后來我才知道那是花和香混在一起的味。

最后一棟樓是個兩層小樓，門口掛著“后勤”兩個字。推門進去，燈光偏冷，照得墻面發青。走廊盡頭坐著一個穿黑色工作服的男人，四十來歲，臉瘦，顴骨高，眼下有很重的陰影。他看見我，抬了抬下巴：“身份證。”

我遞過去。他翻了一眼就放下，像早知道我是誰似的。

“你叫——”他念出我的名字，念得很慢，尾音拖得長，“行。守夜工作你知道干什么嗎？”

我說守靈、看場子、防火防盜、接待夜里來的人。

他點頭，又搖頭：“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別讓不該動的東西動起來。”

我心里一緊：“什么意思？”

他沒解釋，只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推到我面前：“合同。月薪一萬五，試用期三天。試用期過了再簽正式。你今晚就上崗。住這棟樓二樓，最里間。記住三條規矩：第一，夜里十二點后，聽到任何動靜都別開儲物間的門；第二，值班室的電話響三聲以上再接；第三，不要替任何人點名。”

我聽得頭皮發麻：“點名？”

男人把筆放到我手邊：“簽不簽？不簽現在就走，沒人攔你。簽了就按規矩來。”

那一刻，我確實被錢壓住了。我想起房東發來的語音：“再拖我就換鎖。”想起銀行卡余額。于是我簽了。

男人收起合同，遞給我一串鑰匙和一張小卡片。卡片上只有一行字：值班室。

“我姓杜，叫我杜師傅。你今晚八點到值班室，坐到早上六點。中途不允許睡死，能打盹，但眼睛別閉太久。”他頓了頓，“還有，別隨便跟同事聊天。這里的人嘴碎，容易把你帶歪。”

我想問“同事有哪些”，但他已經站起來，領我去二樓宿舍。走樓梯時我注意到墻上貼著不少告示，字都很新：嚴禁拍照、嚴禁擅入停靈區、嚴禁夜間喧嘩……其中一張告示下角被人用黑筆劃了個圈，圈里寫著兩個字：別信。

我心里一陣發涼，回頭看杜師傅，他像沒看見。

宿舍很小，一張鐵架床，一個衣柜，一扇窗。窗外能看到一片低矮的建筑群，遠處有一根煙囪樣的東西，天色暗下來時那根煙囪像個直指天空的黑指頭。床單是新的，但摸上去有點潮。

杜師傅把鑰匙放桌上：“你休息一會兒。七點半下樓吃點東西，八點上崗。”

他走到門口，停了停，又回頭：“如果你膽子不夠，今晚就會想跑。想跑可以，但別帶走任何東西，包括鑰匙。更別留下任何東西，包括你的名字。”

我沒聽懂“留下名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經關門走了。

我在床邊坐了很久，聽到走廊里偶爾傳來腳步聲，很輕，像拖著鞋底走。宿舍里沒有鐘，我看手機，信號只有一格，網時有時無。手機時間走得很正常，但不知為什么，我總覺得這棟樓里的空氣比外面慢半拍，像水里泡久了的棉花。

七點半我下樓，餐廳在一樓拐角。里面只有一盞燈，桌上擺著一碗面和一碟咸菜，像早就給我準備好。沒有人。我吃了兩口，味道很淡，淡得像沒放鹽。吃到一半，門外走進來一個女人，穿著同樣的黑色工作服，頭發扎得很緊，臉色很白。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像掃過一個物件：“新來的？”

我點頭。

她坐到我對面，把一杯熱水推到我這邊：“別喝冷的。這里夜里冷得邪。”

我接過杯子，手指碰到杯壁，燙得我一縮。她卻像沒感覺，指尖蒼白。

“你叫什么？”我試探著問。

她抬眼看我，嘴角動了動：“別問。杜師傅沒跟你說？別隨便聊天。”

她說完就起身走了。走到門口時，她停住，背對著我，聲音低得像自言自語：“夜里要是聽見有人喊你名字，別答應。答應了，你就算在這里上了名。”

我手里的杯子差點掉下去。又是“名字”。

八點，我按卡片指示找到值班室。值班室在一樓最靠里的一間，門口掛著“值班”牌。推門進去，里面不大，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臺舊電腦，一部座機電話，還有一排監控屏幕。屏幕上分成好幾個畫面，顯示不同走廊和院子的角落。畫面有點雪花，像老電視。

桌上放著一本厚厚的登記冊和一支紅筆。紅筆顏色鮮艷得刺眼。

我坐下，翻開登記冊。第一頁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標著日期和時間。每個名字旁邊都有一個小小的符號，有的是圈，有的是叉，有的是三角。越往后，名字越少。最近幾頁只有寥寥幾個，最后一頁空著，只寫著一行字：夜班守則已告知，簽字確認。

下面有幾個簽名，我認得其中一個是杜師傅的。還有一個簽名，筆跡潦草，像被人硬按著寫的。第三個簽名……我看著看著，心里突然一沉——那簽名竟然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樣。

我猛地合上登記冊，手心出了一層汗。

不可能。我今天才來，怎么會有人提前簽了我的名？

我強迫自己冷靜，也許是巧合，同名同姓。可那筆跡的寫法，連我寫“某個偏旁”的習慣都像。

我抬頭看監控屏幕，畫面里走廊空蕩蕩的，燈光一盞盞亮著，像排隊的眼睛。院子里風吹草動，草坪波浪一樣起伏。遠處那根煙囪一樣的東西在夜色里更黑。

值班室很安靜，安靜到我能聽見座機電話線里細微的電流聲。杜師傅說過：電話響三聲以上再接。我盯著電話，心里想：誰會在殯儀館半夜打電話？

十點左右，走廊里傳來腳步聲。監控屏幕上，一個穿白色工作服的人影從左側畫面閃過，推著一輛車。車上蓋著白布。那人動作很快，像不想在鏡頭里停留。我看不清臉，只看到他推車經過值班室門口時，頭微微偏了一下，像朝門里看了一眼。

我下意識想起杜師傅說的“別亂看”。我把目光收回來，假裝沒看見。

十一點半，值班室外的走廊燈突然閃了兩下。監控畫面抖動了一瞬，雪花變多。我心里一緊，起身去看門縫外。走廊空無一人，燈又恢復正常。可就在我準備坐回去時，我聽見遠處傳來一聲很輕的拖曳聲，像有什么東西在地上被慢慢拉動。

那聲音從走廊盡頭傳來，越來越近。

我站在門后，握緊門把手。那一刻我很想把門反鎖，可門沒有鎖舌，只有一把老式插銷。我插上插銷，心跳快得像要沖出胸口。

拖曳聲停在門外。

接著，有人輕輕敲門。

咚、咚、咚。

很輕，很禮貌，像夜里來借東西的鄰居。

我屏住呼吸，不出聲。

門外的人似乎等了幾秒，又敲了一下，然后傳來一個低低的聲音：“值班的？開一下門。”

那聲音很陌生，聽不出男女，像壓著嗓子說話。

我想起規矩里沒有“不能開門”這一條，但杜師傅說過“別亂走，別亂看，別亂問”，那老頭說“別回頭”，女人說“別答應名字”。我不確定開門算不算“亂”。

我沒有開。

門外的人又說：“有事。急事。”

我咬緊牙，還是沒動。

突然，門外那聲音變了，變成了我自己的聲音，甚至帶著我說話時微微上揚的尾音：“開門，我是我。”

我的后背瞬間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門外的人用我的聲音又說了一句：“我叫——”

他準確地喊出了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腦子里像被針扎了一下，幾乎條件反射要答應。但我想起老頭和女人的話，硬生生把那個“哎”咽了回去。

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

門外安靜了兩秒。

然后，敲門聲變得急促起來，像指骨在木門上瘋狂敲擊——咚咚咚咚咚。門板震動，插銷發出“咯吱”聲。我嚇得退后一步，撞到桌角。監控屏幕上雪花亂跳，畫面像被什么干擾。

敲門聲持續了十幾秒，突然停了。

走廊恢復死寂。

我站在原地，腿發軟，幾乎站不住。過了很久，我才敢湊近門縫往外看。走廊里還是空的，燈光冷白，地面干凈得發亮，沒有任何腳印。

可我看見門下方，貼著地面的縫隙處，有一小撮黑色的東西，像頭發，又像燒焦的棉線。

我不敢去碰。

十二點整，值班室的座機響了。

叮鈴——

第一聲，我沒動。

叮鈴——

第二聲，我還是沒動。

叮鈴——

第三聲響起時，我伸手去接，手抖得厲害。

“喂？”

電話那頭很安靜，過了幾秒，傳來杜師傅的聲音：“別出門。剛才有人敲你門？”

我喉嚨發緊：“你怎么知道？”

“監控。”他頓了頓，“你沒應名字吧？”

我艱難地說：“沒有。”

電話那頭像松了口氣，又像并不意外：“好。聽著，今晚你就坐在里面，別再看門縫，別撿地上的東西。天亮之前不許離開值班室一步。明白嗎？”

我問：“外面是誰？”

杜師傅沉默了一會兒，聲音更低：“別問。你要活得久一點，就別把好奇心當飯吃。”

他掛了電話。

我坐回椅子上，背后全是冷汗。值班室里明明開著燈，我卻覺得冷得像掉進冰窖。那一夜后半段，我幾乎不敢眨眼。每當走廊里有一點點響動，我就全身緊繃，生怕那東西又來敲門，用我的聲音喊我的名字。

凌晨三點，監控屏幕里出現了一個讓我至今都不愿回想的畫面。

走廊盡頭的監控畫面里，有一個人影站在角落，面朝墻壁，一動不動。那姿勢像罰站的學生。可那人影的腿很長，長得不合比例，像兩根被拉伸過的黑線。畫面有雪花，我看不清細節，但我能確定：他不是剛才推車的那個人。

我盯著屏幕，眼睛酸澀，卻不敢移開。那人影突然動了一下，慢慢轉過頭。

監控畫面在那一瞬間雪花暴增，像有人用手捂住了鏡頭。等雪花稍微散開，我看見那人影不見了。

下一秒，值班室的門把手輕輕轉動了一下。

我渾身僵住。

門被插銷插著，打不開。門把手轉了兩下停住，像有人在外面試探。

接著，門外傳來極輕的一聲嘆息，像貼著門板吐出的氣。

我聽見那氣聲里夾著一點濕意，像剛從水里出來的人在呼吸。

我用力咬住舌尖，讓自己保持清醒，不讓自己發出任何回應。那聲音停留了一會兒，漸漸遠去。監控屏幕里，走廊又恢復空蕩。

天亮時，我幾乎是被自己的心跳吵醒的。窗外泛起一點灰白，像有人用水洗過夜色。六點整，杜師傅推門進來。他看起來精神很差，眼下黑得像被墨涂過。

他掃了一眼我慘白的臉：“沒事？”

我張了張嘴，想說很多，卻發現自己只能吐出兩個字：“有事。”

他坐下，拿起登記冊，翻到最后一頁，把紅筆遞給我：“簽字。”

我看著紅筆，突然想起昨天看到的那個“提前寫好的我的名字”。我喉嚨一緊：“為什么要用紅筆？”

杜師傅說：“紅筆是給活人用的。黑筆給另一邊用。”

我手心發冷：“那昨天……有人用黑筆簽了我的名？”

杜師傅抬眼看我，眼神像刀子一樣鋒利：“你看見了？”

我點頭。

他沉默片刻，忽然把登記冊合上，聲音壓得很低：“你昨天不該翻那本冊子。它不是給新人的。”

我心里一陣發麻：“那是誰簽的？”

杜師傅沒有回答，只說：“你今天回去睡覺，晚上繼續。三天試用，熬過三天，你就能拿到正式工。熬不過，就當你沒來過。”

我問：“那月薪一萬五……為什么這么高？”

他冷笑了一聲：“你以為錢是白給的？這里給錢，是買你不亂說、買你不亂看、買你能把夜熬過去。你熬得過，你就值這個價。熬不過，你就不值。”

我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卻怎么也睡不著。閉上眼就是門外用我聲音喊我名字的那一幕。那一整天我像飄著，吃不下東西，喝水也覺得苦。傍晚我站在窗邊往外看，院子里來來往往的人變多了，有家屬抱著花，有工作人員推車，有人哭有人沉默。白天的殯儀館看起來像個普通單位，只是氣氛更壓抑。

可我知道，夜里它會變成另一張臉。

第二天夜班，我提前半小時到了值班室。我不敢再翻登記冊，也不敢隨便看監控。我坐著，盯著桌面發呆，腦子里不斷回放杜師傅的規矩：十二點后不許開儲物間門，電話響三聲再接，不要替任何人點名。

“點名”到底是什么？我越想越心慌。

十一點左右，那個女人又出現了。她推門進來，手里拿著一袋東西，像是夜宵。她把袋子放桌上，低聲說：“吃點。人餓的時候意志弱。”

我看著她，終于忍不住問：“你在這里干多久了？”

她沒回答，只把袋子里的饅頭掰開，遞給我一半。我接過來，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冰涼得像摸到石頭。

我壓低聲音：“昨天有人用我的聲音叫我。”

她眼皮跳了一下，像聽見了什么禁忌：“你沒答應吧？”

我說沒有。

她松了口氣：“那就好。”

我問：“那到底是什么？”

她沉默很久，才說：“這里夜里會有人來找位置。找得到就留下，找不到就想借你的。名字就是鑰匙。你一答應，它就知道你在哪兒。”

我背脊發涼：“借我的……什么意思？”

她看著我，眼神疲憊又憐憫：“借你的路，借你的嘴，借你的命。你別逼我說太明白，說明白了你更睡不著。”

她起身要走，走到門口又回頭：“還有一條你沒被告知的規矩——夜里如果有人讓你幫忙點名，千萬別點。點了，你就替它把人叫來了。叫來的不一定是活人。”

門關上后，我盯著那袋饅頭，突然覺得胃里翻江倒海。我把饅頭放回袋子里，沒敢再吃。

午夜十二點后，整棟樓的聲音像被抽走了。走廊燈光依舊，監控畫面卻開始不穩定。我強迫自己不去看屏幕，可視線總會不自覺飄過去。

一點多，儲物間方向傳來“咔噠”一聲，像門鎖被撥動。我想起規矩第一條：聽到動靜也別開儲物間的門。儲物間就在值班室斜對面，門上貼著“器材”二字。

“咔噠、咔噠。”

聲音持續，像有人在里面用指甲刮鎖芯。我的汗一點點滲出來。我抓起桌上的紅筆，像抓一把刀，雖然我也不知道紅筆能做什么。

突然，值班室座機響了。

叮鈴——

第一聲。

叮鈴——

第二聲。

叮鈴——

第三聲。

我接起來，喉嚨發緊：“喂？”

電話那頭不是杜師傅，而是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喘得很急：“值班室嗎？我在外面……我找不到路了。你能不能出來接我一下？”

我愣住。外面？殯儀館外面？現在是凌晨一點多，誰會在這種時候找不到路？

我問：“你是誰？你來干什么？”

電話那頭停頓了一下，聲音忽然變得很輕：“我來找我自己。”

我渾身一麻，手里的電話差點滑掉。

那人又說：“我叫……你幫我點一下名，好不好？你登記冊上有名字的，你點一下，我就進來了。”

我的心幾乎跳停。

原來這就是“點名”。

電話那頭開始用一種哀求的語氣重復：“你點一下，你就點一下，我很冷，我找不到門。我叫——”

他報出一個名字。我沒聽清，或者說我不敢聽清。因為那名字的發音在我耳朵里像一團濕棉花，黏黏糊糊。電話線里傳來一點點水聲，像有人在水里說話。

我強迫自己鎮定：“你找錯了。這里不點名。”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忽然笑了。那笑聲很怪，像喉嚨里塞著東西：“你不點，那我就自己找。”

電話掛斷。

值班室里燈光閃了一下，監控屏幕同時一黑，又恢復。恢復的一瞬間，我看見走廊里站滿了人影。

不，不是站滿——是畫面里所有的走廊角落、門口、樓梯口，都有模模糊糊的黑影。那些影子像人，卻沒有清晰的臉。它們靜靜地站著，像在等什么。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幾乎要尖叫，可喉嚨像被掐住。我死死盯著屏幕，發現其中一個影子緩慢地抬起頭，朝監控鏡頭看過來。

就在那一刻，值班室的門外響起了腳步聲，不再是拖曳，而是整齊的、很多人的腳步聲，從走廊兩端同時靠近。

我猛地站起來，插銷插得更緊，背靠著門，像用自己的身體抵住。

腳步聲停在門外。

然后，有人輕輕敲門。

咚、咚、咚。

和第一晚一樣禮貌。

門外傳來很多低低的聲音，像一群人在同時小聲說話，聽不清內容，只能聽見不斷重復的幾個音節。我在那些音節里捕捉到一個熟悉的節奏——那是我的名字被拆碎后反復拼起來的聲音。

我死死捂住耳朵。

門把手開始轉動，插銷“咯吱”響，門板被輕輕推壓，像有人用額頭抵著門。

我忍不住想：如果插銷斷了怎么辦？如果它們進來怎么辦？

就在我快要崩潰的時候，走廊里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的哨音，像有人用力吹了哨子。那聲音刺破一切，門外的低語聲瞬間停了。

接著，我聽見杜師傅的怒喝：“滾回去！”

腳步聲散開，像潮水退去。門外恢復寂靜。

我癱坐在地，渾身發抖。

杜師傅的腳步聲靠近，他在門外低聲說：“開門。”

我沒有動。我怕他說的“開門”也是某種模仿。我嗓子發干：“你說一句……只有你知道的話。”

門外沉默一秒，杜師傅冷冷地說：“你昨天翻了登記冊，看見了不該看見的簽名。現在你信不信我？”

我手抖著拔掉插銷，開門。

杜師傅站在門口，臉色比昨晚更難看。他身后還站著那個女人。她手里拿著一把香，香頭紅得發亮，煙很細，像一條線。她把香插在值班室門口的地縫里，低聲念了幾句我聽不懂的話。

杜師傅走進來，狠狠拍了我桌子一下：“誰讓你接那通電話的？”

我聲音發顫：“你說響三聲以上再接……”

他咬牙：“我說的是正常電話。你聽不出那不是人？”

我幾乎要哭出來：“我怎么分辨？我第一次干！”

女人輕聲說：“別怪他，新人聽不出來。今晚它們來得多，說明有人在找替。”

“找替”兩個字像冰一樣砸進我心里。

杜師傅盯著我，像在衡量一件貨物是否還值錢：“你想不想干了？”

我張嘴，卻說不出話。我的理智在告訴我應該立刻辭職跑路，可一想到那一萬五，想到房租、債務，我又遲疑。可那遲疑只持續了不到一秒——因為我突然意識到，這份錢不是給我花的，是拿來賭我能不能活著領到的。

杜師傅像看透我：“熬過第三晚，算你過關。熬不過，就當你來這里走了一趟夜路。”

他說完，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布包丟給我：“拿著。里面是鹽和紅線。鹽別撒地上，撒門口。紅線系手腕，別系太緊。記住，天亮前別摘。”

我接過布包，手指碰到里面細小的顆粒，心里卻一點安慰都沒有。

第三天白天，我幾乎沒睡。我一閉眼就夢見走廊里站滿人影，夢見有人用我的聲音說“開門，我是我”。醒來時，枕頭濕了一片，不知道是汗還是淚。

傍晚我去餐廳吃飯，餐廳里終于有人了，幾個穿黑制服的工作人員低頭吃著，沒人說話，筷子碰碗的聲音格外清晰。我坐下時，有個瘦高男人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像在看一個即將下線的人。

我強迫自己吃完，卻感覺每一口都像嚼蠟。

第三晚八點，我準時坐在值班室。門口的香灰還在，細細一條。鹽撒在門檻外，像一道白線。紅線系在我手腕上，勒得我有點疼。

我告訴自己：熬過這一晚就結束。哪怕干完試用期我也立刻辭職。錢？不要了。命要緊。

夜里十一點半，監控畫面還算正常。我盡量不看走廊盡頭。十二點整，座機沒有響。儲物間也沒有動靜。整個世界安靜得不真實。

一點，仍舊安靜。

兩點，我開始犯困，眼皮像灌了鉛。我不敢睡，站起來在值班室里走兩步。紅線在手腕上摩擦，帶來一點疼痛，讓我保持清醒。我盯著墻上的時鐘——我后來才發現值班室墻上根本沒有時鐘，可那一刻我分明看見了一只鐘，指針在緩慢轉動，滴答聲清晰得刺耳。

滴答、滴答。

我突然意識到不對。值班室一直沒有鐘，哪來的滴答聲？

我猛地轉頭，滴答聲來自登記冊。

那本厚厚的登記冊靜靜躺在桌上，紅筆放在旁邊。登記冊的封面在燈光下像一塊潮濕的皮。滴答聲像從它里面滲出來的水珠落在地上。

我一步步走近，心跳如鼓。登記冊邊緣真的有水漬，像有人用濕手摸過。水滴從冊頁縫隙里滲出，落在桌面，發出輕微的“嗒”。

我不想碰它，可我的視線卻被冊頁吸住——冊子自己翻開了一頁。

那頁上只有一個名字，寫得很大，用黑色墨水，筆畫扭曲，像掙扎的蟲子。

那名字是我的。

我的手腕一陣刺痛，紅線像突然收緊。我猛地后退，撞到椅子。登記冊又翻了一頁，這一次，黑字旁邊多了一個符號——一個圈，圈里一橫，和門口老頭在登記簿上給我畫的一模一樣。

我腦子轟的一聲：我進門那天，他在給我“標記”。

值班室的燈光開始閃爍，監控屏幕雪花暴增。走廊里，出現了昨晚那些模糊的人影，它們比昨晚更近，幾乎貼著值班室門口的監控鏡頭。畫面里一張張臉像被水泡過，腫脹、模糊、沒有眼白，只剩黑洞一樣的眼眶。

門外傳來輕輕的聲音，這一次不是敲門，是有人在門縫下塞東西。

一張紙，從門縫慢慢滑進來。

紙上寫著幾個字，字跡像用指尖蘸水寫的，濕漉漉的：點名。

我渾身發抖，拼命搖頭，仿佛這樣就能拒絕。可那張紙又被推進來一點，像有人在外面耐心地勸誘。

座機突然響了。

叮鈴——

第一聲。

叮鈴——

第二聲。

叮鈴——

第三聲。

我不想接，可規矩像一根繩子勒住我——不接，會怎樣？接了，又會怎樣？我手抖得幾乎握不住話筒，最終還是接起。

電話那頭沒有說話，只有呼吸聲，潮濕而沉重。

然后，一個極其熟悉的聲音響起——是我母親的聲音。

她輕聲叫我：“兒子，媽在這兒，你開門。”

我整個人僵住，血液仿佛倒流。母親明明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出現在殯儀館？可那聲音太像了，像到連她說話時的停頓、氣息的輕重都一模一樣。

我喉嚨里發出破碎的音：“媽？”

電話那頭立刻回應，帶著哭腔：“你怎么不回家？媽找你找得好苦。你把門開開，媽冷。”

我的眼眶瞬間發熱，理智在瘋狂警告我：假的。可情感像被一只手拽住，往門口拖。我站起來，腳步不受控制地朝門走。

就在我手碰到插銷的一瞬間，手腕上的紅線猛地勒緊，像割進肉里。我痛得倒吸一口冷氣，腦子瞬間清醒了一點。

我想起杜師傅說：紅線系手腕，天亮前別摘。

這紅線在救我。

我猛地松開插銷，退回桌邊，把話筒重重扣下。電話還在響，像不甘心一樣。門外的低語聲開始聚攏，像一群人圍著門縫呼喚。那呼喚里夾雜著各種熟悉的聲音：朋友的、前同事的、房東的……甚至還有我自己小時候的聲音，奶聲奶氣地喊我的名字。

我捂住耳朵，蹲在墻角，牙齒咯咯打顫。

就在這時，值班室的門突然被重重踹了一腳。

砰——

門板震得插銷發出刺耳的摩擦聲。鹽線被什么東西掃開，白色的顆粒在門檻外滾動。門外傳來一聲低沉的怒吼，像很多聲音疊在一起：“點名！”

第二腳踹來，門框發出“咔”的一聲，像木頭裂開。我絕望地看著門，知道再來幾下，門就會被踹開。

我抓起桌上的紅筆，手抖得厲害，卻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我不知道紅筆能做什么，但杜師傅說過——紅筆是給活人用的。

登記冊還攤開著，上面是我的名字，黑得發亮。我突然明白了一點：它們在逼我承認，逼我把自己寫進這本冊子里，寫進它們的“名單”。

如果我用紅筆劃掉呢？

我沖到桌前，拿起紅筆，用盡全身力氣在那黑色的名字上狠狠劃了一道。紅色墨跡像血一樣覆蓋上去。筆尖劃破紙面，發出刺耳的“嗤”聲。

門外踹門的力量驟然停了。

監控屏幕里的影子像被風吹散一樣晃動。低語聲變成了尖細的嘶鳴，像指甲刮玻璃。

我不敢停，繼續用紅筆在名字上劃第二道、第三道，直到那名字幾乎被紅色涂成一團。與此同時，我聽見門外傳來“嗒嗒嗒”的退步聲，像很多人迅速后退。

值班室的燈光穩定下來，監控雪花減少。門外安靜得可怕。

我癱坐在椅子上，紅筆還握在手里，手心全是汗。手腕上的紅線勒出一道深深的痕，火辣辣地疼。

幾分鐘后，有人輕輕敲門。

咚、咚。

兩下。

我渾身一緊，不敢動。

門外傳來杜師傅的聲音，急促而低：“開門，是我。”

我啞著嗓子：“你說一句……只有你知道的話。”

杜師傅立刻說：“你第一晚門縫下有黑東西，你想撿，我讓你別撿。”

我這才顫抖著拔掉插銷。門一開，杜師傅和那個女人都站在外面。杜師傅看到我手里的紅筆和登記冊上的紅痕，臉色瞬間變得復雜。

女人看了一眼冊子，輕輕吸了口氣：“你把它劃了？”

我聲音發虛：“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

杜師傅盯著那被紅筆劃爛的名字，半晌才說：“你活下來了。”

我抬頭看他，眼淚幾乎要掉下來：“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們到底在做什么？”

杜師傅沒有直接回答，只伸手把登記冊合上，用一塊黑布把它包起來：“這里是殯儀館，也是門口。夜里有些東西會走錯路。守夜人不是看防盜，是看門。門不該開的時候不能開，名不該應的時候不能應。”

我聲音發抖：“那你們為什么招人？為什么給一萬五？”

杜師傅冷笑：“因為總得有人坐在這里。坐得住的人少，坐不住的更多。錢是誘餌，也是補償。你以為我們愿意讓新人來試？可這里缺人。”

女人低聲說：“有些人來了第一晚就走，有些人第二晚就瘋，還有些人……第三晚就被寫進冊子里了。”

我盯著她：“寫進冊子里會怎樣？”

她沒說話，只把目光移開，像不愿看我。

天快亮時，走廊里恢復了正常。六點的天色泛白，院子里開始有鳥叫，像什么都沒發生過。可我知道這棟樓里的夜曾經張開嘴，差一點把我吞下去。

杜師傅把一張紙遞給我：“試用通過。你可以簽正式合同了。”

我看著那張紙，手指發麻。那一萬五像一塊發亮的金屬，誘人又冰冷。我想起三晚里那些用熟悉聲音騙我開門的東西，想起登記冊里提前出現的我的簽名，想起門口老頭畫的圈和橫。我突然明白，錢在這里不是獎勵，是買命錢。

我把紙推回去，聲音很輕，卻異常堅定：“我不簽。”

杜師傅沒有意外，只問：“那工資你要不要？三天按日結。”

我搖頭，喉嚨發緊：“不要。”

女人抬眼看我，那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點真實的溫度，像在看一個從水里爬出來的人。

杜師傅點點頭：“行。走之前，把鑰匙放下。別回頭。別跟任何人提你在這里的事，尤其別提登記冊。”

我把鑰匙放在桌上，解下手腕的紅線，紅線一松，皮膚上立刻滲出細細的血痕。我忽然想起杜師傅第一天說的：“別留下任何東西，包括你的名字。”

我離開值班室，沿著走廊往外走。走廊很長，白天看起來只是普通的辦公走廊，可我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昨晚那些影子的呼吸上。

經過門口時，看門老頭醒著，坐在保安亭里喝茶。他看見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沒有善意，只有一種“果然如此”的篤定。

他敲了敲登記簿，慢悠悠地說：“走啊？”

我點頭，不敢多說。

老頭又問：“名字還在嗎？”

我心臟猛地一縮，嗓子發干：“在。”

他笑得更深：“在就好。回去好好過日子。別貪那點錢。錢能買到的東西多，但買不到你這條命。”

我轉身往鐵門外走，手心全是汗。身后傳來老頭的聲音，像風吹過紙面：“年輕人，記住了——夜里要是有人叫你名字，千萬別答應。”

我沒有回頭，一步步走出殯儀館。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我站在公交站牌下，回望那片灰色建筑群。它安靜得像一塊石頭，仿佛昨晚的敲門聲、低語聲、用親人聲音誘騙我的電話，全都只是我缺覺后的幻覺。

可我抬起手腕，那道紅線勒出的血痕還在，清清楚楚。

我摸出手機，看到一條未讀短信，不知道什么時候來的，號碼是陌生的，內容只有四個字：

“點名了嗎？”

我盯著那四個字，指尖發冷，立刻把手機關機，連電源鍵都按得發疼。

那一萬五，我確實沒要。

我只是突然明白，有些錢你拿得起，卻未必帶得走。因為那不是工資，是某種東西遞給你的邀請函——邀請你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一座夜里會開口的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