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崖壁上的百年“主角”

李 輝

“不是站在舞臺中央的才是主角，每一個在生活里硬扛著沒倒下的，都是。”

——《主角》大結局

這句話戳中無數人，也恰好說中了一個晚清戲班老板的故事。他叫鄭玉堂，從未登臺唱過一句戲，卻用一方石刻，扛起了一個戲班的興衰與尊嚴。

光緒三年，他在成都蒲江飛仙閣的崖壁上，捐了一尊觀音，刻下了“慶洪班本家四品花翎”的字樣。有信仰，有生意，還有一點精明的算計。

一百多年后，他的石刻還在，他的鑼鼓聲沒有散。

如果你是《主角》的劇粉，這篇文章會讓你知道——梨園行的故事，從來不止在戲臺上。

電視劇《主角》劇照 圖片來源：“CCTV電視劇”微信公眾號

蒲江石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飛仙閣摩崖造像區位于蒲江縣朝陽湖鎮二郎潭兩岸山崖上。官方數據是：現存造像92龕777尊，唐代的64龕491尊，清代的11龕30尊。第72號龕就在這片崖壁里。它位于飛仙閣摩崖石刻群南側崖壁的最東邊，龕位小巧，若不刻意找尋，行至崖邊很容易擦肩而過，如同藏在古跡深處的一段隱秘往事。

飛仙閣第72號龕 攝影：李輝

龕里有一尊觀音像，高40.8厘米，肩寬13.4厘米，膝寬22.6厘米。這點尺寸什么概念？比兩個手機摞起來高不了多少，擱在手心里都能捧住。但這尊觀音的氣場不小。她兩腿自然岔開，悠閑地坐于荷葉臺座上，左手托凈瓶，右手搭在膝蓋上，神態安詳又隨意。

佛家管這叫“游戲坐”——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坐。像不像你下班回家往沙發上一癱？像不像開會時悄悄把腿翹起來？觀音背后是蓮瓣形背光，火焰紋環繞著，雖然是清代作品，但延續了唐代水月觀音的韻味，又添了幾分民間工匠的樸實——說白了，就是沒有宮廷造像那么端著，但看著親切。

真正有意思的，是龕右側的題記。字跡雖然被一百多年的風雨啃得有點模糊，但仔細辨認，還能讀出來：

“慶洪班本家四品花翎鄭玉堂/發心建修/觀音大士金身一尊，自雕刻知后祈/保家門清吉人眷平安二六時中/吉祥之兆矣/大清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六月立”

“二六時中”是佛家用語，意思是全天十二個時辰，十二時辰就是二十四小時。鄭老板求的是“全天候不間斷保佑”，比現代人買保險還周到——保險還分意外險、醫療險、家財險，人家直接一個“二六時中”全包了。

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那一年，華北正鬧“丁丑奇荒”，赤地千里，餓殍載道。遠在西南的蒲江雖未罹災，但糧價浮動、人心惶然亦是常態。就在這樣的年頭，一個叫鄭玉堂的戲班老板，給自己捐了一尊觀音，順便把戲班的名字和自己的頭銜刻在了石頭上。你說他是虔誠祈福也好，說他是打廣告也罷——反正一百多年后，我們確實通過這塊石頭記住了他。

鄭玉堂的身份，題記里說得明明白白：“慶洪班本家”。

什么叫“本家”？據清末《成都通覽》解釋，“出錢組織戲班者曰‘本家’”。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投資人、CEO、老板。藝人們負責唱念做打，鄭老板負責出錢、運營、擺平各路關系——包括欠錢不還的豪紳、來攪場的地痞，還有衙門里時不時伸手的老爺們。

鄭玉堂活躍的年頭，正是川西戲班最紅火的時候。晚清成都商業繁盛，各地會館林立，每逢酬神、集會、慶壽，必邀戲班助興。可園、悅來茶園等新式劇場相繼開業，戲班從廟會野臺唱進了固定劇場。舒頤班的昆曲、慶華班的高腔、太洪班的絲弦，各有所長，相互競爭。戲班多了，對“本家”的需求也大了。鄭玉堂的慶洪班，就在這股浪潮里扎下了根。

那么慶洪班唱的是什么戲？自然是川劇。清初“湖廣填四川”以后，各地移民帶來的昆腔、高腔、皮黃、梆子，跟本地的薅秧調、燈戲這些小調混在一起，像一鍋火鍋底料，各種味道倒進去，熬著熬著就有了自己的香味。到清雍正年間，終于熬出了“五腔共和”的川劇。

雍正二年（1724年），一個叫“慶華班”的戲班在成都棉花街藥師殿招徒授課，專唱高腔。這個班社前后存在了170年，直到光緒年間才散伙，培養的弟子遍布川西壩子。后來被川劇界尊為“戲圣”的邛崍人康子林（1870-1930），幼年時也曾在此學藝。他工文武小生，創立“三慶會”，首創“踢慧眼”等絕技，時人贊其“功蓋三慶會，名成八陣圖”，被譽為“康圣人”。

民國時期，康子林（右）、周慕蓮（中），合演川劇《斷橋》 圖片來源：成都市志川劇志

如果說康子林代表了川劇表演藝術的高峰，那蒲江人徐文耀（1916-2006）則是在劇本創作上撐起了一片天。這位出生于西來鎮的劇作家，曾任成都市川劇團副團長、國家一級編劇，一生創作、改編劇目約150個，被譽為“川劇關漢卿”。他的《杜十娘》被搬上銀幕，成為第一部川劇彩色藝術片；他的《竇娥冤》《投莊遇美》等經典，滋養了幾代川劇名角。蒲江雖小，對川劇的貢獻卻很大——臺下有熱愛川劇的觀眾，臺上有徐文耀這樣的大家用筆墨撐起了舞臺。

1983年7月20日，徐文耀（中）與蒲江龍騰（左）、邛崍胡德榮（右）合影于蓉城 供圖：蒲江文博

回到蒲江這片土地——這里自古流行“幺妹燈”，一丑一旦，走村串戶，插科打諢，被譽為“川劇活化石”，2023年還入選了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除了專業戲班，在縣城鶴山、壽安、中心、西來等鄉鎮，民間組織有川戲“玩友會”。演唱者不化妝，與鼓樂師圍坐清唱，俗稱“打圍鼓”。說白了就是票友聚會，跟現在KTV包房里吼兩嗓子一個道理。

蒲江幺妹燈是流傳于蒲江及周邊鄉鎮的一種民間燈戲，因表演中以“幺妹”（花旦）為主角而得名。其表演形式獨特：一丑一旦，兩人搭檔，走村串戶，插科打諢，唱詞詼諧，動作滑稽，素有“川劇活化石”之稱。幺妹燈融合了川劇五種聲腔，保留了早期川劇的質樸形態，2023年入選四川省第六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攝影：劉江友

1963年，蒲江縣成立了川劇團。進入80年代后，群眾文化生活日趨豐富，川劇觀眾人數越來越少。1983年，蒲江縣川劇團撤銷，前后存續二十年。至今，蒲江川劇愛好者協會仍然在開展活動，繼承和發展川戲藝術。

1963年5月，經溫江專員公署批準，地區文教局調新繁縣川劇團28人到蒲江，并調蒲江縣曲藝隊5人，組建蒲江縣川劇團。圖為組建一年后首次出縣演出合影留念（1964年五一節） 供圖：王蜀皖

蒲江縣川劇團“八金花”合影，1973年攝于雙流。前排：左為劉玉琴，中為王蜀皖（時年31歲），右為張素瓊；中排：左為陳繼明，右為朱學華；后排：左為周昨珊，中為黎萬芬，右為方德華 供圖：張素瓊

不過，鄭玉堂的“慶洪班”在正經文獻里找不到任何記載。《成都市志·川劇志》的編輯們看到這方題記，眼睛一亮，想把它收進戲班表，結果翻遍了資料也沒找到別的證據，只好作罷。只在志書中保留了兩張圖片。一張是題記拓片；另一張是編輯人員在飛仙閣考察題記時的工作照。也就是說，鄭玉堂和他的戲班，就靠這方石刻在歷史上留了個名。

《成都市志·川劇志》編輯人員在蒲江縣飛仙閣考察“慶洪班”碑記 圖片來源：《成都市志·川劇志》

這倒也不奇怪。晚清四川戲班多如牛毛，能留下名字的鳳毛麟角。既然成都地區的大戲班名錄里查無此號，那就有理由猜測，“慶洪班”應當是個活躍在蒲江、邛崍、新津和周邊眉山、雅安一帶的地方戲班。

這個推斷并非空想——乾隆年間的《蒲江縣志》記載，當時縣里二月初三文昌誕要“演戲慶祝”；五月十三單刀會“在城及鄉鎮俱演戲”；連送考生赴鄉試的宴席上都要“梨園演魁”。演了一百多年，到鄭玉堂這兒，慶洪班吃的還是這碗“節慶飯”。畢竟川劇歷來有“跑碼頭”的傳統，沿著水路和陸路，在一個固定的區域里轉場演出。鄭老板的生意經，大概就是這么一村一鎮跑出來的。

清乾隆《蒲江縣志》留下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每年鄉試前，縣衙要為考生舉行送行宴，席間要“梨園演魁”——讓戲班子演一出金榜題名的吉祥戲 攝影：李輝

事實上，光緒年間蒲江還有另一個戲班“興堂班”，創辦于公議場，曾到成都演出；民國時期又先后出現壽安鎮的“瑞云班”和活躍于蒲江、眉山一帶的“張俊文戲班”。可見，蒲江雖小，戲班生意卻一直有人做。鄭玉堂的慶洪班，不過是這片梨園沃土上的一個縮影。

題記里“四品花翎”四個字，尤其耐人尋味。我第一眼看到時，腦子里冒出來的念頭是：一個戲班老板，怎么混上了四品官？后來一查，明白了——這玩意兒是買的。

先說說清代官員的帽子。他們頭上的頂戴等級森嚴：一品紅寶石、二品珊瑚、三品藍寶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硨磲、七品素金，八九品金頂無飾。花翎更是身份的象征——用孔雀羽毛做的，尾端那個像眼睛的圈叫“眼”，單眼、雙眼、三眼，眼越多越牛。清初及乾嘉年間，花翎賞賜管控極嚴，非軍功、藩部勛臣不得佩戴，地方督撫獲賞亦屬罕例。

清 紅纓一品夏吉服冠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然而到了道光以后，朝廷財政吃緊，開始明碼標價賣翎子。先是廣東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了十幾萬兩銀子，朝廷特準賞戴花翎，開了捐翎的先例。咸豐九年（1859年），花翎明碼標價：七千兩一根。后來打折了，同治年間降到實銀一千兩，外加雜費六十多兩。到光緒十五年，又減至七百兩。

清 三眼花翎 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需要注意的是，虛銜四品與花翎是分開納捐的，四品銜另需捐銀。鄭玉堂兩項一并捐納，總計花費一千數百兩白銀。當時一個普通戲班藝人，一年掙幾十兩銀子。鄭老板一出手，就給自己買了個“四品待遇”——雖然只是個虛銜，不能真去當官、坐堂審案，但說出去好聽。

圖片來源：蒲江文博

你說他虛榮？或許有點。但一個走南闖北的戲班班主，跟官府、鄉紳、地頭蛇打交道，名片上多個“四品花翎”，確實能少受很多氣。更何況，捐了銜還能替戲班規避一些苛捐雜稅和徭役攤派——這是晚清生意人的“社交貨幣”，實在得很。花一千多兩銀子，買一個四品名頭，換來的是地方上各路人物不敢輕易欺負你，這筆賬劃得來。

“你要承受多大的成就，就得承受多大的外界對你的看法。”鄭玉堂買來的不只是一個頭銜，還有伴隨這個頭銜的冷眼與非議。但他努力扛住了。

飛仙閣不是什么荒山野廟。它位于蒲江至雅州的古驛道旁，從唐代起就是香火勝地，商旅往來，香客絡繹不絕。擱今天，這個位置相當于高速路服務區旁邊的黃金廣告位——人流量大，曝光率高。

飛仙閣摩崖造像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片來源：蒲江文博

選在這里捐觀音像，鄭老板顯然是動過腦子的。我琢磨著，至少有三層算盤：

• 第一層，求菩薩保佑，是真心。戲班風里來雨里去，今天這個鄉的廟會，明天那個鎮的祠堂，后天說不定還要翻山越嶺去另一個縣。最怕的就是出事——有人受傷、戲箱被偷、路上遇土匪。求個“二六時中”全天候保佑，再正常不過。這就像你出門旅游前先去廟里燒柱香，又一份旅游意外險。鄭老板兩樣都占了。
• 第二層，借寶地揚名，是生意。往來古驛道的人看見這尊觀音，也就看見了“慶洪班”三個字和“四品花翎”四個字。那些需要請戲班的祠堂管事、廟會會首，心里自然有個印象：蒲江有個慶洪班，老板姓鄭，還是有頭銜的人。這比挨家挨戶發帖子、托人遞名片好使多了。擱今天，這叫“場景營銷”。
• 第三層，攀上菩薩，是庇護。梨園行舊稱“下九流”，社會地位不高。唱戲的在舊社會，跟剃頭、修腳、吹鼓手差不多排在一檔。一尊觀音像刻在千年古跡上，等于給戲班鍍了一層“佛光”。地痞流氓想來敲竹杠，多少得掂量掂量——這老板可是跟菩薩有關系的人。

信仰與生意，虔誠與精明，在鄭老板這里毫不違和。他不過是做了任何一個精明商人都會做的事——把廣告打得體面一點，再體面一點，最好還能讓菩薩當形象代言人。

說完了鄭老板的精明，再來說說他手下那幫人的日子。畢竟老板再精明，戲還得靠藝人唱。

今天的人一提起川劇，腦子里蹦出來的是變臉、吐火：一扭頭換一張臉，一運氣噴一條火舌，看得人目瞪口呆，手機拍個不停。

如今的川劇變臉 圖片來源：寬窄之道

川劇這東西，說起來也確實很“四川”——熱鬧，潑辣，還有點小幽默。不過在鄭玉堂那個年代，這些絕活還沒那么“出圈”。據老藝人回憶，清末的變臉多用紙面具或灰粉，技巧遠沒有今天這么花哨。“啥都會變，功夫學到自己身上，那就變不了。”老派的川劇藝人更看重的是真功夫——就像今天的老藝術家不靠濾鏡，全憑實力。

川劇經典臉譜 圖片來源：《成都市志·川劇志》

川劇講究“四功”：唱、念、做、打。

• 唱是嗓子亮、韻味足，觀眾的耳朵挑剔得很；
• 念是念白，字字清楚，像說話又不像說話，念得好的能把一段家常話說得觀眾掉眼淚；
• 做是身段表情，一個甩袖、一個眼神都有名堂，比現在某些演員的“面癱演技”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 打是武打，翻跟頭、耍花槍，那是真本事，不是花架子，一不小心就真摔了。

一個角兒，四樣里有兩樣拿得出手，就算不錯了；臺柱子往往是樣樣都行。

2012年，蒲江縣川劇團老職工合影。距離1963年建團，恰好半個世紀。當年的“八金花”來了六個，她們和同臺人青絲成雪，但戲還在心里 攝影：吳懷英

至于聲腔，川劇有五種：昆腔、高腔、胡琴、彈戲、燈戲。其中高腔最有意思——一人主唱，眾人幫腔，“啊——”“呀——”地跟著和，像極了山歌對唱，又像戲臺上下的呼應，熱鬧得很。你看的時候會忍不住跟著哼兩聲，雖然可能跑調。變臉和吐火那時候已經有了，不過更多是藏在戲里的“絕活”，妖精鬼怪出場時才亮出來，不像今天這樣成了招牌動作，每場必演，演完必有掌聲。

川劇的劇目多得數不清，老藝人有句話叫“唐三千，宋八百，數不完的三列國”。常演的像《柳蔭記》（就是梁山伯與祝英臺，不過川劇版的哭得更慘）、《白蛇傳》（川劇版的白娘子特別能打）、《卓文君》（司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就發生離蒲江不遠的邛崍）。鄭老板的慶洪班跑碼頭，靠的就是這些戲碼撐著。

說到戲班的組織，鄭玉堂這個“本家”下面，分了好幾路人馬：

• 管對外接洽的叫“外管事”，相當于現在的市場部經理；
• 管內部紀律的叫“內管事”，類似人力資源兼保安隊長；
• 敲鑼打鼓的叫“場面”；
• 幫腔的叫“后臺”；
• 管服裝的叫“管箱”；
• 打雜的什么都干；
• 演員按行當分：生、旦、凈、末、丑。

一個戲班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五六十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2012年，蒲江縣川劇團“八金花”之一的王蜀皖老師已經是年過古稀，但是一招一式，仍然是有板有眼。轉眼至今，又是14年過去，85歲的她依然思維清晰，精神抖擻 攝影：吳懷英

戲班有了，演給誰看呢？舊時看川戲，分好幾種路子。

• 最體面的是進戲園子買票，像成都的悅來茶園，名角掛牌時票價能到兩塊銀元，夠買兩百斤大米。
• 最普遍的是泡茶館，付一碗茶錢，戲白聽，老板靠茶錢養戲班。
• 再一種是紅白喜事，主人家出錢請戲班子來唱堂會，圖個熱鬧排場。
• 還有廟會戲，鄉紳會首們湊份子，請戲班在某位菩薩生日那天唱給眾人看。

戲班的日子并不好過。常年奔波，今天在這個鄉，明天去那個鎮，風里來雨里去。演出報酬不穩定，碰上豪紳賴賬，你得低三下四去討；遇到地痞攪場，你得陪著笑臉送錢消災。藝人們收入微薄，有首打油詩說得辛酸：

髫齡子弟數千千，埋沒梨園太可憐。

酷暑嚴寒都受盡，萬般辛苦幾文錢。

讀到這里，你就理解了為什么鄭玉堂要在飛仙閣捐觀音、刻字號、花錢買花翎。這不光是求菩薩保佑，也是給自己和戲班鍍層金——有了“四品花翎”的名頭，地方上的各色人等多少會給幾分薄面。一個地痞想來收保護費，聽說老板是“四品花翎”，心里也得嘀咕：這人是不是跟官府有關系？

那龕造像及題記，既是許愿石，也是護身符，還是廣告牌。鄭老板一石三鳥，算盤打得精。

今天再去飛仙閣，第72號龕的觀音依舊含笑。金粉脫落，石面斑駁，但鄭玉堂的名字一筆一劃都還清楚。

圖片來源：今日蒲江縣城公園壩復刻鄭玉堂題記。 攝影：李輝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孤獨。唐代校尉、南宋高僧、明代知州、清代武進士——隔著千百年的陌生人，在同一面石頭上留話。有人寫功名，有人記山水，有人秀書法。鄭玉堂的那句，夾在其中，不卑不亢，剛剛好。

一百多年后，這方石刻讓慶洪班的梨園余音仍在。像一個晚清生意人穿越時空的留言：“我支撐一個戲班子，不容易。求菩薩保佑，順便請大家記住我。”

石像無言，山風過耳。川劇的鑼鼓并未真正停歇——戲圣康子林、劇作家徐文耀、蒲江川劇團的“八金花”、堅守幺妹燈的老藝人，一代又一代，把這方水土的戲文傳了下來。鄭玉堂求的是那個風雨年代的生計與平安；而讓川劇活到今天的，是一百多年來從未斷過的文脈與人心。

只要還有人唱，有人聽，戲就不會散。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輝